此诗是诗人夜泊秦淮时触景感怀之作,前半段写秦淮夜景,后半段抒发感慨,借陈后主(陈叔宝)因追求荒淫享乐终至亡国的历史,讽刺那些不从中汲取教训而醉生梦死的晚唐统治者,表现了作者对国家命运的无比关怀和深切忧虑的情怀。
这首诗中的第一句就是不同凡响的,那两个“笼”字就很引人注目。烟、水、月、沙四者,被两个“笼”字和谐地溶合在一起,绘成一幅极其淡雅的水边夜色。它是那么柔和幽静,而又隐含着微微浮动流走的意态,笔墨是那样轻淡,可那迷蒙冷寂的气氛又是那么浓。首句中的“月、水”,和第二句的“夜泊秦淮”是相关联的,所以读完第一句,再读“夜泊秦淮近酒家”,就显得很自然。但如果就诗人的活动来讲,该是先有“夜泊秦淮”,方能见到“烟笼寒水月笼沙”的景色,不过要真的掉过来一读,反而会觉得平板无味了。诗中这种写法的好处是:首先它创造出一个很具有特色的环境气氛,给人以强烈的吸引力,造成先声夺人的艺术效果,这是很符合艺术表现的要求的。其次,一、二句这么处理,就很像一幅画的画面和题字的关系。平常人们欣赏一幅画,往往是先注目于那精彩的画面,然后再去看那边角的题字。所以诗人这样写也是颇合人们艺术欣赏的习惯。
“夜泊秦淮近酒家”,看似平平,却很值得玩味。这句诗内里的逻辑关系是很强的。由于“夜泊秦淮”才“近酒家”。然而,前四个字又为上一句的景色点出时间、地点,使之更具有个性,更具有典型意义,同时也照应了诗题;后三个字又为下文打开了道路,由于“近酒家”,才引出“商女”、“亡国恨”和“后庭花”,也由此才触动了诗人的情怀。因此,从诗的发展和情感的抒发来看,这“近酒家”三个字,就像启动了闸门,那江河之水便汩汩而出,滔滔不绝。这七个字承上启下,网络全篇,诗人构思的细密、精巧,于此可见。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夜泊秦淮,诗人听到隔江传来亡国之音《玉树后庭花》。表面上,诗人似乎是在斥责“商女”无知,但是诗人的矛头所向,却是那些身负天下安危,但醉生梦死的权势显达。在距陈朝覆灭已有两个半世纪之遥的晚唐衰世,竟又有人不以国事为怀,用亡国之音,麻醉自己,令人陡生历史悲剧又将重演的预感。“不知”实为“商女”开脱之词,唱者无心,而听者有意。“犹唱”二字上溯历史,说明沉缅酒色的挥霍者古已有之;下照现实,揭示了当今的达官贵人像陈后主一样,如此下去,也将亡国;如不改弦更张,将要自蹈覆辙,不堪设想。抒发了诗人的振聋发聩的警示。
此诗构思奇巧,情景交融,用典恰当,寓意含蓄,语言凝炼,诗评家沈德潜盛赞此诗为“绝唱”,确实是名不虚传。
这首诗表达了他对眼前市井众生的观感,但诗中绝没有那种慧眼看世界的达观,而更像是晨起(或者干脆一夜没睡)后对眼前劳碌营生所发的牢骚。
在这首诗中,诗人李贺看似没有出场,字里行间却都渗透着李贺的影子——他观望着为生计奔波忙碌的人们:“己生须己养,荷担出门去。”看到这种景象,得道的隐者高上可能会淡淡一笑,矢志“独善、兼济”的人志士可能会激起建功立业、济助苍生的冲动,结营的市侩小人可能会盘算着应该如何去谋得个人名利,引车耕田的俗众可能会迫切地希望加入其中,开始他们的市井人生。唯有李贺站在人群的边缘,没有哪个人群是他真正的归属,他只是个观塑者。眼前的每一扇门似乎都向他敌开着,他都想推开看一看,但是每个房间都没有他的位置。他俨然是个无家可归的人,这个闹市对他来说无异空巷。
然而他没有退路。严君平与韩伯休那样的高士早已经远逝了。严君平以出世之心投入市井人生,承担了众生的”"人生导师”角色。康伯休以“高尚道德化身”的角色于市井,为避名而归隐,名声反而更噪。李贺不能效法严君平与康伯休中的任何一个。他想从平凡的市井人生中抽身出来,但他又不得不为了简单而严酷的生存不情愿地加入这个灰色的市井;他总在幻想着求取功名,但是功名却迟迟不肯光顾他,更谈不到像康伯休那样避名了。
这首词先写孟达作《上堵吟》的历史内容和背景,后写眼前的景物,感叹历史终成陈迹。是苏轼按照孟达《所作上堵吟》的韵调,描写了汉昭烈帝刘备章武间的一段兴衰史,让后人借历史深深反思现实。
第一至第六句,写孟达作《上堵吟》的历史内容和背景。《水经注》:堵阳县(竹山县),堵水出焉,有白马塞(台),孟达为新城守,登之而叹日:“刘封、申耽据金城千里而更失之乎。”为《上堵吟》。即苏轼所写“台上有客吟《秋风》”,亦是《上堵吟》的历史由来。为何“悲声萧散飘入空”?为何游女“欲学声同意不同”?两者答案是一个:“千里金城两稚子”,即“刘封、申耽据金城千里而更失之乎”的历史内容。苏轼借以暗示赵宋王朝要吸取的教训。“台”为历史陈迹见证之地,“悲声”,是指“哀切”,“有侧人心”(郦道元《水经注》)之音,“愤激,其哀思之音”。“欲学”,言《上堵吟》“今人仍传此声”(盛弘之《荆州记》)。“两稚子”,言刘封、申耽仍很稚嫩。
第七句至第十三句,写苏轼转向眼前,感叹历史终成陈迹。忆往昔,“白马”山为“塞”,“凤林”为“关”。“过关无百步,旷荡吞楚薮(sǒu)。”(苏轼《岘山》诗)美丽的塞、关,历史千古的名字,如今是“山川无人空自闲”。俱往矣,让今人悲叹“亦何苦”?现实是无情的,“江水冬更深,鳊鱼冷难捕”,百姓的衣食仍难以解决。这是苏轼欲言而未言的词作本意。最后两句,与开头照应,发出让人深思的历史回音。“悠悠江上听歌人,不知我意徒悲辛。”与“台上有客吟《秋风》,悲声萧散飘入空”相比,成为“声同意不同”的历史回声:“山川无人空自闲,我悲亦何苦?”
全词,观历史陈迹,即物抒情,怀古叹今。步孟达《上堵吟》的韵调,追忆了汉昭烈帝刘备章武间的一段兴衰史。天地有情,历史无情。昔日的白马要塞、凤林雄关而今也只是历史陈迹,“山川无人空自闲”,让后人借以去深深反思现实。苏轼的词作本意就在于此。
此诗写送别,“浩然离故关”一句确立了诗的基调,由于离人意气昂扬,就使得黄叶飘零、天涯孤棹等景色显得悲凉而不低沉,因而慷慨动人。诗的最后一句透露出依依惜别的情怀,虽是在秋季送别,却无悲秋的凄楚。全诗意境雄浑壮阔,慷慨悲凉,有秋景而无伤秋之情,与人别而不纵悲情,毫无作者“花间词派”婉约纤丽的文风。
诗人在秋风中送别友人,倍感凄凉,对友人流露出关切,表现了两人深厚的友谊。这首诗意境悲凉雄壮,情真意切,质朴动人。
关于此诗的发端,清人沈德潜曰:“起调最高。”(《唐诗别裁》)按首句,地点既傍荒凉冷落的古堡,时令又值落叶萧萧的寒秋,此时此地送友人远行,那别绪离愁,的确令人难以忍受。然而次句诗思却陡然一振:“浩然离故关”——友人此行,心怀浩气而有远志。气象格调,自是不凡。
“高风汉阳渡,初日郢门山。”两句互文,意为:初日高风汉阳渡,高风初日郢门山。初日,点明送别是在清晨。汉阳渡,长江渡口,在今湖北省武汉市;郢门山,位于湖北宜都市西北长江南岸。两地一东一西,相距千里,不会同时出现在视野之内,这里统指荆山楚水,从而展示辽阔雄奇的境界,并以巍巍高山、浩浩大江、飒飒秋风、杲杲旭日,为友人壮行色。
“江上几人在,天涯孤棹还。”两句仿效李白“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而赋予两重诗意:诗人一面目送归舟孤零零地消失在天际,一面遥想江东亲友大概正望眼欲穿,切盼归舟从天际飞来。几人,犹言谁人。“江上几人在”,想象归客将遇见哪些故人,受到怎样的接待,是对友人此后境遇的关切;诗人早年曾久游江淮,此处也寄托着对故交的怀念。
“何当重相见,樽酒慰离颜。”写当此送行之际,友人把酒言欢,开怀畅饮,设想他日重逢,更见依依惜别之情意。
这首诗逢秋而不悲秋,送别而不伤别。如此离别,在友人,在诗人,都不曾引起更深的愁苦。诗人只在首句稍事点染深秋的苍凉气氛,便大笔挥洒,造成一个山高水长、扬帆万里的辽阔深远的意境,于依依惜别的深情之中,回应上文“浩然”,前后紧密配合,情调一致。结尾处又突然闪出日后重逢的遐想。论时间,一笔宕去,遥遥无期;论空间,则一勒而收,从千里之外的“江上”回到眼前,构思布局的纵擒开合,是很见经营的。
此诗可分四段,旨在企盼如胡马客之名将,绥靖边患,生动刻画了边地民族的骁勇善战和风俗生活,以及战争的残酷,表达了对人民的同情和渴求和平的愿望。
诗的一开头就赞叹“幽州胡马客”的骠骑与威猛。所谓的“幽州胡马客”应该是指安禄山手下那些横行无忌的“壮士”,也就是安禄山私养的奴才。大多数是契丹等少数民族勇士,力大无穷,身怀绝技,被安禄山收为义子。因为多是胡人,所以就不乏有碧眼金发之辈。这些勇士带着用虎皮做的冠帽,笑拂着两只利箭,有万夫不当之勇。胡人张弓搭箭,弯弓如张满两,能把白雁射落在云端。胡人双双掉鞭而行,游猎驰向楼兰,胡人一出门就不顾身后之事,慷慨报国,义无反顾。可惜这些勇士选择安禄山为主子,所谓的报效国家恐怕也只是“幽燕”这个小朝廷。
诗人在作这段描述时心情颇为复杂。一方面任侠尚武的性格使诗人对这些年青勇士的高超武艺和绝技绝活发出由衷的赞美,对这些勇士报效主子的忠心也发出由衷的赞叹。也许是刚到幽州时李白对安禄山的野心认识还不足,有的学者说李白当初甚至有立功边疆思想,在边地习骑射,后发现安禄山野心,登黄金台痛哭,不久即离幽州南下。这样看起来李白说“出门不顾后,报国死何难”也就可以理解。可是另一方面,李白对这些勇士也有隐隐的担心,这些勇士愈健壮、武艺愈高、对主子愈忠诚,那么日后对李唐朝廷的威胁也就愈大。“双双掉鞭行,游猎向楼兰”两句看似平常,其实也满含隐忧,游猎向楼兰是要经过中原腹地。而且“楼兰”一语暗指国都长安。
接着诗人又用借古讽今的手法用“匈奴”犯边的故事来寓含对国家将或发生战乱的隐忧。所谓“天骄五单于”一般认为是西汉后期,匈奴势弱内乱,分立为五个单于:呼韩邪单于、屠耆单于、呼揭单于、车犁单于、乌藉单于,五单于互相争斗,后为呼韩邪单于所并。其实在这里,“五单于”是泛指匈奴各部首领。在冒顿单于的统领下,匈奴屡屡来犯,侵犯了今河北、山西、陕西及河套一带,不仅给刚刚建立起来的西汉王朝以莫大的威胁,而且严重破坏了中原的社会经济。由于汉初政权初建,国力较弱,不足以抵抗匈奴的侵扰,故只得采取消极的和亲政策,以公主嫁给单于,并岁给絮、缯、酒、米、食物,直至武帝即位,采纳抗战派的主张,发动正义的防御性战争,才把匈奴的侵扰势力击退。
诗中所说的“燕支山”又名“焉支山”或“胭脂山”,在今甘肃河西走廊一带,是汉以前匈奴浑邪王与休屠王的驻牧地。在更早的时候,原属两氏和乌孙的游牧地区,后来两氏和乌孙先后西迁至今伊犁河流域,这一带才被浑邪王和休屠王占领。燕支山的草原上不仅水草丰美,据说还产一种花草:胭脂草,能作染料。《五代诗话·稗史汇编》说:“北方有焉支山,上多红蓝草,北人取其花朵染绯,取其英鲜者作胭脂。”故旧常以“北地胭脂”代指北方的美女。“妇女马上笑,颜如赪玉盘”即是对此的生动写照。燕支山草原是浑邪王经营多年的根据地和大本营,所以才有“虽然居住于燕支山,却不怕朔风冰雪寒”的慨叹。西汉元狩二年(前121年)春夏,霍去病兵出临洮,越燕支山,大破匈奴。匈奴失此山,乃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诗人还用惊秫的笔调描写了征服匈奴战争的惨烈和悲壮:“旄头四光芒,争战若蜂攒。白刃洒赤血,流沙为之丹”,雪白的锋刃上流洒着赤红的鲜血,连茫茫的流沙都被染红。“名将古谁是,疲兵良可叹”,诗人关注的不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名将,而是那些被战争机器摧残的疲惫将士和因为战争而动荡和民不聊生的社会。
尽管匈奴的战事业已久远,然而幽燕胡儿蠢蠢欲动、杀气腾腾,看来另一场严酷的杀戮恐怕在所难免。一旦战争再起,老百姓一定会再陷入无休止的动荡之中,所以李白在诗的结尾处说“何时天狼灭,父子得闲安”既表现出诗人对可能发生的叛乱的极大厌恶和对平叛的期望,同时也向朝廷和世人发出非常强烈的战争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