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是欧阳修词的代表作之一。下面是唐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刘学锴先生对此词的赏析。
在婉约派词人抒写离情的小令中,这是一首情深意远、柔婉优美的代表性作品。
上片写离家远行的人在旅途中的所见所感。
融怡明媚的仲春风光,既令征人欣赏流连,却又很容易触动离愁。因为面对芳春丽景,不免会想到闺中人的青春芳华,想到自己孤身跋涉,不能与对方共赏春光。而梅残、柳细、草熏、风暖等物像又或隐或显地联系着别离,因此三、四两句便由丽景转入对离情的描写:“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因为所别者是自己深爱的人,所以这离愁便随着分别时间之久、相隔路程之长越积越多,就象眼前这伴着自己的一溪春水一样,来路无穷,去程不尽。上文写到“溪桥”,可见路旁就有清流。这“迢迢不断如春水”的比喻,妙在即景设喻,触物生情,亦赋亦比亦兴,是眼中所见与心中所感的悠然神会。从这一点说,它比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显得更加自然。
下片写闺中少妇对陌上游子的深切思念。
“寸寸柔肠,盈盈粉泪。”过片两对句,由陌上行人转笔写楼头思妇。“柔肠”而说“寸寸”,“粉泪”而说“盈盈”,显示出女子思绪的缠绵深切。从“迢迢春水”到“寸寸肠”、“盈盈泪”,其间又有一种自然的联系。
下来一句“楼高莫近危阑倚”,是行人在心里对泪眼盈盈的闺中人深情的体贴和嘱咐。你那样凭高倚阑远望,又能望得见什么呢?这就很自然地引出了结拍两句。
“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补足“莫近危阑倚”之故,也是行人想象闺中人凭高望远而不见所思之人的情景:展现在楼前的,是一片杂草繁茂的原野,原野的尽头是隐隐春山,所思念的行人,更远在春山之外,渺不可寻。这两句不但写出了楼头思妇凝目远望、神驰天外的情景,而且透出了她的一往情深,正越过春山的阻隔,一直伴随着渐行渐远的征人飞向天涯。行者不仅想象到居者登高怀远,而且深入到对方的心灵对自己的追踪。这正是一个深刻理解所爱女子心灵美的男子,用体贴入微的关切怀想描绘出来的心画。
此词由陌上游子而及楼头思妇,由实景而及想象,上下片层层递进,以发散式结构将离愁别恨表达得荡气回肠、意味深长。这种透过一层从对面写来的手法,带来了强烈的美感效果。
从文章的题目看,韩愈的《送董邵南游河北序》应是为送董邵南游河北作的送别赠序,但细思之,又有不同情味。
其一,当时的河北是藩镇割据的地方,韩愈坚决主张削藩平镇,实现唐王朝的统一。因而在他看来,若有人跑到河北去投靠藩镇,那就是“从贼”,必须鸣鼓而攻之。
其二,韩愈为了实现唐王朝的统一,很希望朝廷能够招揽人才,但在这一点上朝廷使他大失所望。所以他在许多诗文中,都替自己与他人抒发过怀才不遇的感慨。他有一篇《嗟哉董生行》的诗,也是为董邵南写的,诗中小序有这样的语句:“县人董生邵南隐居行义于其中,刺史不能荐,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全诗在赞扬董生“隐居行义”的同时,也对“刺史不能荐”表示遗憾。这位董生隐居了一段时间,大约不安于“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的现状,终于主动出山了,选择了去河北投靠藩镇。对于董生的“郁郁不得志”,韩愈自然是抱有一定的同情的。
在董生临行之前,韩愈要送一篇序文给他。但这样的序文是很难措辞的。赞成他去吗?固然如此,因对他有一定的同情,但若赞成,则违背了韩愈自己的政治主张;阻止他去吗?说明那是“从贼”,那就是变成了“留行”,而不是送别,也不合“赠序”的要求,更何况对于“怀抱利器”的董生去求发展(藩镇名义上还是唐王朝的一部分)提出反对意见,毕竟是说不通的,作者毕竟对董生怀有一定的同情。由此看来,这篇“赠序”实在是难以下笔了。
但韩愈毕竟是文章大家,倡导“惟陈言之务去”的他,写文章常常因难见巧,以巧取胜。这篇赠序的构思、用语就颇为精巧。
文章一上来就先赞美河北“多感慨悲歌之士”;接着即叙述董生“怀抱利器”而“不得志于有司”,因而要到河北去,“吾知其必有合也”,这很有点为董生预贺的味道。再加上一句:“董生勉乎哉!”仿佛是说:你就要找到出路了,努力争取吧!除此外,作者还深入一层:像你这样怀才不遇的人,只要是“慕义强仁”的人都会爱惜的,何况那些“仁义出乎其性”的“燕赵之士”呢?又将河北赞美一通,为董生贺。意思仿佛是:你的出路的确找对了!
这其实都是些反话,所谓的“心否而词唯”。
作者在赞美河北时有意识地埋伏了一个“古”字。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作者特意在“古”字后面用了一个“称”,使“古”隐藏其中,不那么引人注目。“古称”云云,即历史上如何如何。历史上说,“燕赵多感慨悲歌之士”,那呢?还是那样,或许已不是那样了。后文用一个“然”突转,将笔锋从“古称”移向现实,现实怎样,不言而喻了。由此可见,文章写“古”正是为了衬“今”,为下文写“今”蓄势。
如今之燕赵是不是还多“感慨悲歌之士”呢?在作者心中,这个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作者并不立刻否定,也不明确否定,而是提了一个原则:“风俗与化移易”。既然是“风俗与化移易”,那言外之意不言自明。既然河北已被“反叛朝廷”的藩镇“化”了好多年,其风俗怎么能不变呢?既然变了,那也就不再多“感慨悲歌之士”了,那么你董生到那里去,就不能“有合”。
当时的藩镇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竞引豪杰为谋主”。董生到河北去,“合”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他将会受到藩镇的重用。果如此,岂不证明了“今”之燕赵“不异于古所云”了吗?但是作者是早有埋伏的。他说“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又说“感慨悲歌”的“燕赵之士”“仁义出乎其性”。预言董生与“仁义出乎其性”的人“必有合”,这是褒奖董生的话,但也是作者埋下的伏笔:如果你能同如今的“风俗与化移易”的藩镇们相合,那只能证明你已经丧失了“仁义”。前面的“扬”是为了后面的“抑”。“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的“邪”和“卜”,与其说是卜燕赵,毋宁说是卜董生此行的正确与错误,使语气婉转,又暗含警戒之意。“董生勉乎哉!”此处当为“好自为之”讲,勉其不可“从贼”也。
最后一段,作者借原燕国大将乐毅被迫逃到赵国去的故事,来暗示董生。“为我吊望诸君之墓”,是提醒董生应妥善处理他和唐王朝的关系。还进一步照应前面的“古”字,委托他到燕市上去看看还有没有高渐离那样的“屠狗者”;如果有的话,就劝其入朝廷效忠。连河北的“屠狗者”都要劝他入朝,则对董生投奔河北依附藩镇之举所抱态度也就不言而喻了。
文章表面上一直是送董生游河北。开头就预言前去“必有合”,是送他去;第二段虽怀疑燕赵的风俗可能变了,但要“以吾子之行卜之”,还是要送他去;结尾托他去吊望诸君之墓、劝谕燕赵之士归顺朝廷,仍然是送他去。总之,的确是一篇送行的文章,但送之正是为了留之,微情妙旨,全寄于笔墨之外。
此诗当作于公元767年(唐代宗大历二年),当时杜甫56岁,居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
黄鹤注:依旧次,编在大歴二年。盖寄诗在先而题屋在后也。顾宸注:公过学士茅屋,羡其立品之高,读书之勤,故题其茅屋如此。按诗言读书以取富贵,于学士尚不相似。黄氏谓朂其子侄者得之。
仇兆鳌《杜诗详注》:学士茅居旧有藏书,上四句叙事,五六句写屋前秋景,七八句勉其子侄。下截承上。杜诗近体有两段分截之格,有两层遥顶之格。此章若移晴云、秋水二句,上接首聨;移古人、年少二句,下接末聨,分明是两截体。今用遥顶,亦变化法耳。又中间四句,平仄仄平俱不合律,葢亦古诗体也。
黄生曰:旧疑此诗不似对学士语。今考《寄柏学士诗》及《题柏大兄弟山居屋壁诗》始知其说,一则云自胡之反,持干戈,天下学士,亦奔波,叹彼幽居,载典籍,萧然暴露依山阿。一则云叔父朱门贵,郎君玉树高。山居精典籍,文雅涉风骚。是学士乃柏大之叔父。柏大之山居,即学士之茅屋,学士奔波之所载,即柏大山居之所精。二诗语意互见。此诗则合而言之,勉其子弟。而本其父兄以为劝言勤苦以取富贵尔。叔父业有前效,则年少积学之功,安可少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