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豪气快意的小令，前两句先通过服饰、车马表明自己身居高位；接下来再正面抒发自己气吞山河的气势，以及辅佐帝王、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全曲写得气势非凡，一气贯通。
开篇两句呈现出一种华丽的贵胄之气和踌躇满志之态。“金鱼玉带罗襕扣”是从衣饰显示出其品阶，显然伯颜此时已身居高位，位列五候，甚是尊贵。他所佩戴的金鱼鱼符，所系的玉饰腰带，所穿衣服的扣子，无一不是达官贵人特有的佩饰，昭示着他们的门第身份和地位。
“皂盖朱幡列五候”，写的是其仪仗车饰，显示其位高权重。古代高官出行往往用黑色的车盖，红色的旗帜，即“皂盖朱幡”。元代并无裂地封侯之制，此处用“列五侯”来表明他身处高官显贵之列。
位高者权也重，对江山社稷自然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山河判断在俺笔尖头”写的就是这层意思。疆域虽大，河山虽壮，却全在俺笔尖掌握。有一种站在河山之巅，俯瞰中华大地，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天下之大，舍我其谁的豪气。将河山之重与笔尖之轻相提并论，有举重若轻的洒脱与优游感。
“得意秋，分破帝王忧”的结句将作者的志得意满和豪气干云演绎到极致。据说作此小令之时，伯颜已率师攻破建康，与其他两路元军会师临安，南宋幼主已降。此时，正是伯颜建功立业的得意之秋。此句实际上是作者自明心志，建功立业并非是要图谋个人荣华，而是要为帝王分忧，其胸怀天下，高瞻远瞩的气魄令人感佩，难怪他病卒后，谥“忠武”。
这首小令朴实、飘逸，有豪迈之气，其中“山河判断在俺笔尖头”之句颇有宏大气象。前几句极言其“武”，英武和事功兼备。后面一句点题，表明其“忠”。
《陇西行》是乐府《相和歌·瑟调曲》旧题，内容写边塞战争。陇西，即今甘肃宁夏陇山以西的地方。这首《陇西行》诗反映了唐代长期的边塞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虚实相对，宛若电影中的蒙太奇，用意工妙。诗情凄楚，吟来潸然泪下。
“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以精炼概括的语言，叙述了一个慷慨悲壮的激战场面。唐军誓死杀敌，奋不顾身，但结果五千将士全部丧身“胡尘”。“誓扫”、“不顾”，表现了唐军将士忠勇敢战的气概和献身精神。汉代羽林军穿锦衣貂裘，这里借指精锐部队。部队如此精良，战死者达五千之众，足见战斗之激烈和伤亡之惨重。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里没有直写战争带来的悲惨景象，也没有渲染家人的悲伤情绪，而是匠心独运，把“河边骨”和“春闺梦”联系起来，写闺中妻子不知征人战死，仍然在梦中想见已成白骨的丈夫，使全诗产生震撼心灵的悲剧力量。知道亲人死去，固然会引起悲伤，但确知亲人的下落，毕竟是一种告慰。而这里，长年音讯杳然，人早已变成无定河边的枯骨，妻子却还在梦境之中盼他早日归来团聚。灾难和不幸降临到身上，不但毫不觉察，反而满怀着热切美好的希望，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这诗的跌宕处全在三、四两句。“可怜”句紧承前句，为题中之义；“犹是”句荡开一笔，另辟新境。“无定河边骨”和“春闺梦里人”，一边是现实，一边是梦境；一边是悲哀凄凉的枯骨，一边是年轻英俊的战士，虚实相对，荣枯迥异，造成强烈的艺术效果。一个“可怜”，一个“犹是”，包含着多么深沉的感慨，凝聚了诗人对战死者及其家人的无限同情。
明代杨慎《升庵诗话》认为，此诗化用了汉代贾捐之《议罢珠崖疏》“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鄣，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妻饮泣巷哭，遥设虚祭，想魂乎万里之外”的文意，称它“一变而妙，真夺胎换骨矣”。贾文着力渲染孤儿寡母遥祭追魂，痛哭于道的悲哀气氛，写得沉痛而富有情致。文中写家人“设祭”、“想魂”，已知征人战死。而陈陶诗中的少妇则深信丈夫还活着，丝毫不疑其已经死去，几番梦中相逢。诗意更深挚，情景更凄惨，因而也更能使人一洒同情之泪。
明王世贞《艺苑卮言》赞赏此诗后二句“用意工妙”，但指责前二句“筋骨毕露”，后二句为其所累。其实，首句写唐军将士奋不顾身“誓扫匈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次句写五千精良之兵，一旦之间丧身于“胡尘”，确实令人痛惜。征人战死得悲壮，少妇的命运就更值得同情。所以这些描写正是为后二句表现少妇思念征人张本。可以说，若无前二句明白畅达的叙述描写作铺垫，想亦难见后二句“用意”之“工妙”。
这是一首田园诗，描写农家恬静闲适的生活情景，也写老朋友的情谊。通过写田园生活的风光，写出作者对这种生活的向往。全文十分押韵。诗由“邀”到“至”到“望”又到“约”一径写去，自然流畅。语言朴实无华，意境清新隽永。作者以亲切省净的语言，如话家常的形式，写了从往访到告别的过程。其写田园景物清新恬静，写朋友情谊真挚深厚，写田家生活简朴亲切。
全诗描绘了美丽的山村风光和平静的田园生活，用语平淡无奇，叙事自然流畅，没有渲染的雕琢的痕迹，然而感情真挚，诗意醇厚，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美学情趣，从而成为自唐代以来田园诗中的佳作。
一、二句从应邀写起，“故人”说明不是第一次做客。三、四句是描写山村风光的名句，绿树环绕，青山横斜，犹如一幅清淡的水墨画。五、六句写山村生活情趣。面对场院菜圃，把酒谈论庄稼，亲切自然，富有生活气息。结尾两句以重阳节还来相聚写出友情之深，言有尽而意无穷。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具”和“邀”说明此饭局主人早有准备，说明了故友的热情和两人之间的真挚的情感。“感惠徇知”在文学艺术领域真挚的情感能催笔开花。故人“邀”而作者“至”，大白话开门见山，简单而随便。而以“鸡黍”相邀，既显出田家特有风味，又见待客之简朴。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走进村里，作者顾盼之间竟是这样一种清新愉悦的感受。这两句上句漫收近境，绿树环抱，显得自成一统，别有天地；下句轻宕笔锋，郭外的青山依依相伴，则又让村庄不显得孤独，并展示了一片开阔的远景。由此运用了由近及远的顺序描写景物。这个村庄坐落平畴而又遥接青山，使人感到清淡幽静而绝不冷傲孤僻。正是由于“故人庄”出现在这样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所以宾主临窗举杯。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轩窗一开上句描述的美景即入屋里来，“开轩”二字也似乎是很不经意地写入诗的，细微的动作表现出了主人的豪迈。窗外群山环抱绿树成阴，窗内推杯换盏，这幅场景，就是无与伦比的古人诗酒田园画。“场圃”的空旷和“桑麻”的话题又给人以不拘束、舒展的感觉。读者不仅能领略到更强烈的农村风味、劳动生产的气息，甚至仿佛可以嗅到场圃上的泥土味，看到庄稼的成长和收获。有这两句和前两句的结合，绿树、青山、村舍、场圃、桑麻和谐地打成一片，构成一幅优美宁静的田园风景画，而宾主的欢笑和关于桑麻的话语，都仿佛萦绕在读者耳边。这就是盛唐社会的现实色彩。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孟浩然深深为农庄生活所吸引，于是临走时，向主人率真地表示将在秋高气爽的重阳节再来观赏菊花和品菊花酒。淡淡两句诗，故人相待的热情，作客的愉快，主客之间的亲切融洽，都跃然纸上了。杜甫的《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中说：“月出遮我留，仍嗔问升斗。”杜甫诗中田父留人，情切语急；孟浩然诗中与故人再约，意舒词缓。杜甫的郁结与孟浩然的恬淡之别，读者从这里可以窥见一些消息。
这首诗没有渲染雕琢的痕迹，自然的风光，普通的农院，醇厚的友谊，这些普普通通的生活场景，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美学情趣。这种淡淡的平易近人的风格，与作者描写的对象——朴实的农家田园和谐一致，表现了形式对内容的高度适应，恬淡亲切却又不是平浅枯燥。它是在平淡中蕴藏着深厚的情味。一方面固然是每个句子都几乎不见费力锤炼的痕迹，另一方面每个句子又都不曾显得薄弱。他把艺术美融入整个诗作的血肉之中，显得自然天成。这种不炫奇猎异，不卖弄技巧，也不光靠一两个精心制作的句子去支撑门面，是艺术水平高超的表现。正是因为有真彩内映，所以出语洒落，浑然省净，使全诗从“淡抹”中显示了它的魅力，而不再需要“浓饰盛妆”了。
文章以身为“市人”却没有市侩小人附炎弃寒之为的宋善与虽为朝廷官员、士大夫却争相做附炎弃寒的势利小人相对比，尖锐地讽刺了官场中盛行的势利之交的恶劣风气，抒发了作者在政治上失意而长期、处处受冷遇、遭漠视的郁闷之气。全文思路善晰，脉络分明，文字简洁，内蕴深刻。
第一段叙述宋善的为人处事。开门见山，指出宋善是长安市中一名普通的卖药商人。因为善待四方药农，所以来京城售药的药农，都来投奔宋善，以致能多积良药。故医师得宋善之药配方，往往容易奏效；患者为求赶快治愈疾病，也愿意向宋善求药。宋善对患者无论是否认识，是否有钱，一律都给予良药，是故累积不少借券，但是从不上门索取。年终岁尾，估计欠者无力偿还，就将债券焚烧。以上叙宋善行事，层次渐进，简练而条畅。随后又以市人议论生出波澜，意在进一步强调，宋善如此行事，既非有道之士，也非愚蠢荒唐之辈，的的确确是个“逐利以活妻子”的普通市人。
第二段阐述宋善既如此行事，何以还能“逐利以活妻子”。一是被他勾销债务的人，有的后来做了大官，有的当了连州跨郡的节度，他们俸禄多了，想起宋善的恩德，于是馈赠不绝。二是宋善待人，不以对方穷通而变化态度，即使斥弃沉沦、落魄十一的人，都照常善待。这些人一旦被起用，顾念宋善的知遇之恩，也要重重报答。总之是目光放得远，不斤斤计较于眼前得失，而其“逐利以活妻子”则与市人无异。
第三段在叙事的基础上发挥议论。作者再次表明宋善只是市井中的普通人，而一般世人所为，尽管全从势利二字出发，很少能与宋善相比，却口唱高调，徒然视宋善之所为为以利相交。作者对此深为感慨，认为世上如幸而有类似宋善之“市道交”的，那天下间限于困境的人，不知道有多少能够获救。由此看来，这种“市道交”正不可少。然后又反跌一笔说，如果宋善不是市井中人，即是身居市井而不为市井之交的有道之士；而那些身居朝廷、官府、庠塾、乡党，以士大夫自命的官绅，本当是守道之人，却偏为市道之交；那么宋善非独高于市井细民，也远出于这些“正人君于”之上了。这段文字抑扬往复，感情强烈，凡激越之处，语言亦慷慨淋漓，有力地传达出作者的感情。
凡史传文字，皆须备述传主毕生事迹，加以褒贬，内容务求翔实。作者则仅取人物之一时一事，一言一行，就其与社会人生有关之处加以发挥，形成一种短小精悍、内容集中、思想深刻、介乎寓言之间的文学性散文，是传记之变体。该文章于宋善生平，仅记卖药一事，称扬其虽为市井细人却能超乎市井之道的优良品质，从而达到立传的目的。同时又由此引发出对炎凉世态的抨击，且寄寓自己谪宦以来饱尝人情冷暖的无穷感慨。
就文章笔法而言，该文章突出的特点是先叙后议。叙述中根据议论的需要进行剪裁，只突出宋善作为市井细民而能急人之难的材料，其它一律删汰。议论时则紧紧扣住这一点，与上层人物反复比较，充分揭示出他们的卑屑恶浊，因此文章上下脉络贯通，前后浑然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