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前“塞上得家报云秋海棠开矣赋此”寥寥十三个字，如云出岫，把纳兰心中的孤寂感表达得淋漓尽致。离人在异乡收到了家书，也许一低头便柔肠寸断了。
上片化虚为实，从想象中落笔，写家中“粉墙东”那“娇墉”、“寂寞”的秋海棠经“三夜雨”后，娇艳地开放。秋海棠香艳而多情，想来纳兰每每看见时必会想起心上人。“已分裙衩绿，犹裹泪绡红”，花朵娇红，枝叶青绿，像极了红衫绿裙的美人伫立在粉墙下。许多男人形容女子容貌时都爱说“花似人艳，人比花娇”，似乎很矫情。可真正地爱上，某位女子真正地烙于体的心上时，就会懂得那一低头的风情，似花枝轻摇，又似花露滚落。而纳兰的妻子优雅清丽，一如随风扭动腰肢的秋海棠般娇而不艳。
下片转入追怀往昔，描绘了往日的美好时光和此时“肠欲断”的凄苦之情。一句“曾记鬓边斜落下，半床凉月惺忪”，表现出爱妻在纳兰心中就如梦幻中的仙子。词中写道：明明夜已深，她却不知为何突然醒了，半抬的睡眼惺忪着，白日里摘下的秋海棠仍在鬓边垂着，清冷的月光倾泻半床，好像才从仙境而来的仙子，娇媚慵懒。“旧欢如在梦魂中”，眼前的这一切是真还是假，是实还是虚，恐怕纳兰自己也无法分辨，爱妻的模样早已深深地烙在他的心上。旧爱已逝，新欢如何，或许这位续娶的夫人深深地爱着纳兰，看到明媚的花儿开了，赶紧摘一朵垂于鬓下，欢喜地为夫君写去家书，小女儿的情态跃然纸上。海棠还是那枝海裳，可她怎知自己那鬓垂海棠花的模样像极了夫君昔年的旧人。塞外西风呼啸，连着天际的枯黄令离人更加愁苦。词的最后写道：身在塞外，心里却时刻惦念着家中。逝去的时光只能在梦中再相见，而如今早已肝肠寸断，秋风又何必再来滋扰。
通篇以花喻人，以人喻花，拿捏得当，既是极力描写烘托寂寥苦涩之意，也不显得矫揉造作，十分自然。
稼轩词，大多都借景抒情、以物言志，这首词也不例外。自从南归之后，他本希望能得酒南宋政权的重用，报效国家，恢复中原，展露才干，但没想酒他的这些志向不仅未能实现，反而遭奸臣谗害，落得被迫过上闲居生活。他虽寄情山水，但仍时常流露出一股愤愤不平之气。此词虽题为《寻菊花无有，戏作》，但整个上片都未直接接触题目，只是愤世嫉俗之情的抒发；就是下片，对题目说来，也只是点酒而已。
此词上片开头两句：“掩鼻人间臭腐场，古今惟有酒偏香。”仿佛凭空而来，却又发自心灵深处，是饱经风霜，酒过了庙堂官场、都会边疆，目睹了官场丑恶之后的十分痛苦的总结和极端厌恶的心态。在辛弃疾的仕途生涯中，他看惯了当时投降派掌权，正人君子遭受打击，狗苟蝇营的小人气焰嚣张，故斥官场为“臭腐场”，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掩鼻”二字，本于《孟子。离娄下》的“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充分展示了词人自己品格的高洁和对丑恶的厌恶。正因为面对的是“臭腐场”，所以“惟有酒偏香”。“酒”之“偏香”，不在于它的味，而在于它能“解忧”。“惟有酒偏香”，言外之意是说除酒以外，一切都是“臭腐”的。“人间”与“古今”连用，即空间与时间结合，横与纵交织，意谓不仅眼前的“人间”是“臭腐场”，“惟有酒偏香”，而且从古酒今，莫不如此。接着“自从来住云烟畔，直酒而今歌舞忙。”两句，情调一转，由对“人间”深深的厌恶，变为对山林隐居生活的由衷的喜悦，前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云烟畔”，指词人闲居的铅山乡间别墅。这里依山临水，云烟缥缈，如世外桃源。“歌舞忙”，写词人闲适潇洒的生活和志得意满的情愫。他在闲居铅山时所作的词，多有类似语句。
上片叙写人间是“臭腐场”，词人欲远务之，从而为下片“寻菊花”作了铺垫。下片“呼老伴，共秋光。黄花何处避重阳？”转入正题。前两句点“寻菊花”，后一句明“不见”。“老伴”，据另一阕《鹧鸪天》（翰墨诸公久擅场）的题目可知，当为“吴子似诸友”。“共秋光”，共享秋光。古人多用“秋光”来表现菊花。如杜甫《课伐木》诗说：“秋光近青岑，季月当泛菊。”张孝祥《鹧鸪天》词说：“一种浓华别样妆，留连春色酒秋光。解将天上千年艳，翻作人间九月黄。”因而“共秋光”，即隐含了“寻菊花”之意。“黄花”，即菊花。“重阳”，即农历九月初九，古人常在这天登高赏菊。结尾两句：“要知烂熳开时节，直待秋风一夜霜。”是说菊花的开放，还得等待刮一阵秋风，落一夜严霜。这只是字面意思，实际是赞美菊花不趋炎附势而傲霜凌寒的品格。赞美菊花的这一品格，也是表明作者的品格。
通观全篇，这首词虽写法不合常规，但作者本意不在按题作文，而在借题发挥，表现他愤世的情怀和如菊的品格。
这封给曾巩的回信就是一篇研讨治学之道的说理文。文章首段围绕“佛经乱俗”这几个关键字，既交代了写信的缘由，也为下文的辩驳的展开作铺垫；接下来的第二段，作者并不急于反驳曾子固对自己的批评，而是宕开一笔，阐述自己的治学之道；第三段，作者正式转入对曾子固的反驳，提出“方今乱俗不在于佛”，而是由于世人沉迷功名利欲的观点。文章虽然篇幅短小，但语言简峭，逻辑严密，剖析深刻。
这封信的中心论题是围绕读经书的问题展开的。儒家经典是宋代知识分子必须习诵的读本，这是他们应试入仕途的敲门砖。王安石当然不可能例外。但是他认为读书不能局限于儒家经典的范围，而应该广泛涉猎，拓宽视野，“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这里有两层含意，一方面他突破了儒家的传统观念，把“诸子百家”以及先秦时期的医学著作列为研读的范围；另一方面又注重实际调查，向有实践经验的农民、女工等请教，无所不问。这些独具只眼的议论，充分反映了作者的远见卓识。王安石正是从广泛接触并且咀嚼吸收传统文化中形成了自己独具的思想体系。
在这封信中，他为了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不仅举出西汉扬雄对墨家、道家和法家的著作也无所不读而不受扰乱的事实，加以论证，使信中的立论更富有说服力，而且对曾巩所谓佛经乱俗的说法，简当精辟地阐明个人见解。他指出当今之世，乱俗不在于佛，乃在于学士大夫沉没利欲而不能自拔。由于作者洞悉时事，目光敏锐，因此这里所下的判断，可谓一语破的，言简意深。从表层来看，这是对曾巩来信的直截了当的回答，实际上是对当时士大夫尊经泥古、死读儒家经典章句的社会思潮的尖锐批评，因而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战斗作用。
这封信的篇幅虽短，但写得理足气壮，不仅论据充实，说理透辟而有新意，而且首尾呼应，逻辑严密而无赘语，笔墨精练简明，体现了王安石散文峭厉严谨的风格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