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紧扣住一“愤”字，可分为两部分。前四句概括了自己青壮年时期的豪情壮志和战斗生活情景，其中颔联撷取了两个最能体现“气如山”的画面来表现，不用一个动词，却境界全出，饱含着浓厚的边地气氛和高昂的战斗情绪。后四句抒发壮心未遂、时光虚掷、功业难成的悲愤之气，但悲愤而不感伤颓废。尾联以诸葛亮自比，不满和悲叹之情交织在一起，展现了诗人复杂的内心世界。这首诗意境开阔，感情沉郁，气韵浑厚。
“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追叙自己早年的宏图大志和气壮如山的爱国热情。既有对世时艰难的慨叹，又有对自己当年抗金复国的壮心豪气的袒露。作者青年时就立下了“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宏愿。孝宗即位后，陆游曾向他陈述了有关定都、备战和革新政治的建议，使得朝廷主战气氛甚浓。隆兴二年春，陆游积极支持爱国将领张浚北伐，符离之役失利，朝中主和势力日炽，张浚被罢免，陆游也受牵连而免了官职。乾道八年，陆游抵达南郑，在四川宣抚使王炎幕下任干办公事兼检法官，八个多月的从军生涯是他一生中身临前线最宝贵的时光，他身穿戎装，斗志昂扬地驰骋在西北国防前线。他考察了南郑一带的山川形势和民情风俗，形成了他的“却用关中作本根”(《山南行》)的战略思想，积极向王炎陈“进取之策”，但南宋朝廷无法容忍他策划北伐的活动。最后王炎被朝廷召回，幕府也被撤散，陆游殷切收复中原的主张成为泡影，他的内心非常失望和苦闷但爱国热情并没有消减。
“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二句，写作者在镇江前线时，雪夜遥望瓜洲渡口宋军高大战舰；在南郑前线上，乘秋风，跨铁马，奔驰在大散关道上。这是陆游亲历的两次难以忘怀的抵抗金兵战斗。“瓜洲渡”在江苏省扬州市南面的瓜洲镇，此事指宋孝宗隆兴二年，陆游任镇江通判，劝说支持张浚用兵，准备北伐事。“大散关”在今陕西宝鸡市西南，是当时宋金的边界，此事指宋孝宗乾道八年，陆游做王炎幕僚，曾筹划恢复中原大计，领军队强渡渭水，策马直驱大散关前线与金人作战。作者采用列锦手法，两句用六个名词简洁却巧妙地写出了战斗的情形和作者想抗金杀敌的心情。宋朝的军队曾经在东南瓜洲渡和西北的大散关打败过金兵，一处是在冬天， 一处在秋天! 一次是兵船作战，一次是马队交锋。作者在追述早年的快意征战生活，流露出抗金复国的豪情壮志。
“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岁月不居，壮岁已逝，志未酬而鬓先斑，这在赤心为国的诗人是日夜为之痛心疾首的。陆游不但是诗人，他还是以战略家自负的。可惜毕生未能一展长材。“切勿轻书生，上马能击贼”（《太息》）、“平生万里心，执戈王前驱”（《夜读兵书》）是他念念不忘的心愿。“塞上长城”句，诗人用刘宋名将檀道济典明志。以此自许，可见其少时之磅礴大气，捍卫国家，扬威边地，舍我其谁。然而，如今诗人壮志未酬的苦闷全悬于一个“空”字。大志落空，奋斗落空，一切落空，而揽镜自照，却是衰鬓先斑，皓首皤皤。两相比照，满是悲怆。这一结局，非诗人不尽志所致，非诗人不尽力所致，而是小人误人，世事磨人。作者有心而天不予。悲怆便为郁愤。
“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尾联亦用典明志。诸葛坚持北伐，虽“出师一表真名世”，但终归名满天宇，“千载谁堪伯仲间”。千载而下，无人可与相提并论。很明显，诗人用典意在贬斥那朝野上下主降的碌碌小人，表明自己恢复中原之志亦将“名世”。诗人在现实里找不到安慰，便只好将渴求慰藉的灵魂放到未来，这自然是无奈之举。而诗人一腔郁愤也就只好倾泄于这无奈了。 通过诸葛亮的典故，追慕先贤的业绩，表明自己的爱国热情至老不移，渴望效法诸葛亮，施展抱负。回看整首诗歌，可见句句是愤，字字是愤。以愤而为诗，诗便尽是愤。
全诗除了巧用典故，还巧作对比，一处是理想与现实作对比，本希望大家能同心同德抵抗金兵，但现实却是自己被排挤不能继续抗战，恢复中原愿望无法实现；二处是自己早年形象与晚年形象作对比，早年是“中原北望气如山”，而到了晚年却“镜中衰鬓已先斑”，表明自己想杀敌报国却屡次遭受排挤打击的悲愤；三处是用三国诸葛亮慷慨北伐同当今南宋朝廷妥协不抵抗作对比，以古鉴今，褒贬分明。全诗感情沉郁，气韵浑厚，显然得力于陆游。这些诗句皆出自他亲身的经历，饱含着他的政治生活感受，是那些逞才摛藻的作品所无法比拟的。
这是一首情深意切的寄怀诗，诗人以生动真切的笔触，抒发了思念儿女的骨肉深情。诗以景发端，在读者面前展示了“吴地桑叶绿，吴蚕已三眠”的江南春色，把自己所在的“吴地”（这里指南京）桑叶一片碧绿，春蚕快要结茧的情景，描绘得清新如画。接着，即景生情，想到东鲁家中春天的农事，感到自己浪迹江湖，茫无定止，那龟山北面的田园不知由谁来耕种。思念及此，不禁心急如焚，焦虑万分。春耕的事已来不及料理，今后的归期尚茫然无定。诗人对离别了将近三年的远在山东的家庭，田地，酒田，桃树，儿女，等等一切，无不一往情深，尤其是对自己的儿女更倾注了最深挚的感情。“双行桃树下，抚背复谁怜？”他想象到了自己一双小儿女在桃树下玩耍的情景，他们失去了母亲（李白的第一个妻子许氏此时已经去世），此时不知有谁来抚摩其背，爱怜他们。想到这里，又不由得心烦意乱，肝肠忧煎。无奈之下，只能取出一块洁白的绢素，写上自己无尽的怀念，寄给远在汶阳川（今山东泰安西南一带）的家人。诗篇洋溢着一个慈父对儿女所特有的抚爱、思念之情。
这首诗一个最引人注目的艺术特色，就是充满了奇警华赡的想象。
“南风吹归心，飞堕酒田前”，诗人的心一下子飞到了千里之外的虚幻境界，想象出一连串生动的景象，犹如运用电影镜头，在读者眼前依次展现出一组优美、生动的画面：山东任城的酒田；酒田东边一棵枝叶葱茏的桃树；女儿平阳在桃树下折花；折花时忽然想念起父亲，泪如泉涌；小儿子伯禽，和姐姐平阳一起在桃树下玩耍。
诗人把所要表现的事物的形象和神态都想象得细致入微，栩栩如生。“折花倚桃边”，小女娇娆娴雅的神态维妙维肖；“泪下如流泉”，女儿思父伤感的情状活现眼前；“与姊亦齐肩”，竟连小儿子的身长也未忽略；“双行桃树下，抚背复谁怜？”一片思念之情，自然流泻。其中最妙的是“折花不见我”一句，诗人不仅想象到儿女的体态、容貌、动作、神情，甚至连女儿的心理活动都一一想到，一一摹写，可见想象之细密，思念之深切。
紧接下来，诗人又从幻境回到了现实。于是，在艺术画面上读者又重新看到诗人自己的形象，看到他“肝肠日忧煎”的模样和“裂素写远意”的动作。诚挚而急切的怀乡土之心、思儿女之情跃然纸上，凄楚动人。
全诗由见吴人劳作而思家里当是春耕时节，继而对家中的桃树展开描写，随即由树及人，抒发对儿女的一片想念之情。结尾点明题意，表达寄托思念之意。全篇如同一封家书，言辞亲切，充满关爱之情。
毋庸置疑，诗人情景并茂的奇丽想象，是这首诗神韵飞动、感人至深的重要原因。过去有人说：“想象必须是热的”（艾迪生《旁观者》），意思大概是说，艺术想象必须含有炽热的感情。读者重温这一连串生动逼真、情韵盎然的想象，就不难体会到其中充溢着怎样炽热的感情了。如果说，“真正的创造就是艺术想象的活动”（黑格尔语），那么，李白这首充满奇妙想象的作品，是无愧于真正的艺术创造的。
此曲形容世人爱财如命，为了钱财什么事都做，刻画出这类人贪得无厌、极端自私的形象，隐含着作者对贪婪者的极大讽刺。小令借助贴切的比喻进行夸张，把贪财汉的举止、心境描绘得淋漓尽致。
“一粒米针穿着吃，一文钱剪截充”，开头用两个极端夸张、但又似曾相识的具体形象——一粒米用针穿着吃，一文钱剪成几块来花，勾画出贪汉可笑可鄙的神态，一下子就触及到了这类角色重要的特点之一——悭吝。这种漫画手法是民间文学的讽刺作品中经常运用的，直截了当，泼辣痛快，形象鲜明，一语中的。“但开口昧神灵”，可以说是进而揭穿了贪汉性格的本质。他们为了钱财，无时无刻不昧着良心。“但开口”三字虽平俗然而深刻，把贪汉散发着铜臭的灵魂揭露无余，简单而透彻，一点也不含糊，也体现出民间语言的特色。
接下来，作者用两个比喻形容贪汉两种表现形式不同，但本质毫无二致的生活哲学：“看儿女如衔充燕，爱钱财似竞血蝇。”他们对待自己的儿女就像衔充筑巢的燕子，辛辛苦苦，真是“甘为儿女作马牛”；对待钱财则如同嗜血的苍蝇，玩命地吮吸，丝毫也不放过。这两种态度，实际上都是这类人贪得无厌、极端自私性格的表现。他们不但为自己打算，从封建宗法观点出发，还得为子孙后代打算。为此，他们不惜损人利己，格外拼命地攫取钱财。这两句曲文，是生活经验丰富的人民群众对贪汉性格特征的高度概括，比喻通俗，都是生活中常见的现象，但都用得恰到好处。
贪汉如此贪婪，结果却是：“无明夜攒金银，都做充饥画饼！”没日没夜的积累钱财，其实金银财宝，什么都不是，最后是“画饼充饥”，全是徒劳，一场空。至于为什么如此，作者没有明说，而是留给读者去体会。
这支小令讽刺的是社会上常有的人与事，这类人的下场，读者是能想象得出的。他们伤天害理，不择手段地聚敛财富，到头来不是为财害身，就是被儿女牵累，甚至于贻害儿女，绝少有好结果。作者用“画饼充饥”的典故来概括他们的下场，余味无穷，发人深省。
这篇自传的开头一段，先概括地介绍自己的退居生活。自传的第二段，具体描述他的半隐居生活，而最突出的是赋诗与酿酒。自传的第三段，作者为自己的放情诗酒的生活作辩护。他认为自己对诗酒的爱好，比那种经商、赌博、炼丹服药都要好，不会招祸、破产或为药所误。这篇自传如他的诗歌一样，语言平易清新，多处运用排比句，句式整齐，读来极为流畅。
开头一段，先概括地介绍自己的退居生活。传记一般要在开头交代传主的姓字籍贯，而这篇自传开头却说：“忘其姓字、乡里、官爵，忽忽不知吾为谁也。”这是模仿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的体例，表示自己既过半隐居的生活，自己的姓名之类无所谓了，同时也透露自己因酒醉之深而忘记而糊涂了。接着写他在洛阳住处的环境及爱好。他“家虽贫，不至寒馁”，这是半隐居生活的生活条件。从五十八岁到六十七岁十年中，白居易先后在洛阳任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官职，其中除河南尹两年外，另外两个官职都是一种加官，并非实职，可以领到薪俸但不用于实事，很清闲。这种既当官又无实职的生活，白居易称为“中隐”。他在《中隐》一诗中说过，不做官便要有冻馁之苦，做高官便要有忧患，“不如做‘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实际上这是一种半隐居的生活，陶醉于饮酒、作诗，这就点出了“醉吟先生”的题意。
第二段，具体描述他的半隐居生活：研究佛学，与佛教朋友、诗友、酒友交官，听歌吟诗，饮酒、官山水，而最突出的是赋诗与酿酒。
第三段，作者为自己的放情诗酒的生活作辩护。他认为自己对诗酒的爱好，比那种经商、赌博、炼丹服药都要好，不会招祸、破产或为药所误。因此表面上“自适于杯觞讽咏之间”，认为沉迷在醉吟之中是“幸甚，幸甚”，其实内心并非真的一味快乐“自适”。他的“吟罢自哂”是一种苦笑。因为传主“醉复醒，醒复吟”，“醉吟相仍”，整日在昏昏沉沉之中。这种状态决非是正常的生活，也决非是真正的内心快乐。他醉吟的目的，是为了“得全于酒”，借酒麻醉自己，避开政治斗争，免祸求全。所以传主纵情诗酒，在表面的闲适中还隐藏着对现实无可奈何的悲哀、沉重的失落感和内心苦闷。白居易在早年曾写过许多讽谕诗，为民叫苦，干预现实；作为一个左拾遗的谏官，也曾尽过职责。而到了晚年，思想消沉，竟成了“醉吟先生”。究其原因，首先不能不归结到封建社会对一个正直知识分子造成的精神上政治上的压抑；其次是白居易自己信奉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信条，晚年几乎完全倾向“独善其身”。另外，他还受佛道的影响，使自己的晚年既在佛道中找寄托，又使自己的思想更趋于消极。
这篇自传如他的诗歌一样，语言平易清新，多处运用排比句，句式整齐，读来极为流畅。全文从头至尾能紧扣题目中“醉吟”二字，围绕传主别号展开描写与议论，塑造了晚年白居易的自我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