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绝妙的七律之作。首联写巫山庙的环境。颔联承上，由巫山神话，引出《高唐赋》的作者宋玉。最后两句进一步将自己的慨叹和惋惜推向高潮。诗中虽然写有宋玉，也是在写作者自己。寄托了作者的无奈和感伤。作者采用了先赋后比的写作手法，借以表达出内心深处的情怀。
“乱猿啼处访高唐，路人烟霞草木香”，这一句是从近景来描写的，读来仿佛身临其境通真。有不住的猿声，有缥缈的烟雾，有醉人的芳香，以声、色、味来构成了整幅立体画面。随着诗人先是进入凄厉神秘的处所，后才渐入迷人的佳境。
“山色未能忘宋玉，水声犹是哭襄王”，山色与水声对仗工整，同时一静一动，恰似一幅山水画。这是诗人远远观望的结果，是远景的描写。宋玉与楚襄王同是楚国人，此处引用二人的典故，更增加了高唐观的历史韵味，同时也吸引着诗人继续探寻。
“朝朝夜夜阳台下，为雨为云楚国亡”，宋玉《高唐赋》中描写神女在离开楚襄王的时候告辞说“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诗人在这里化用这些史实与典故，暗含规劝之意。作为一个乐妓，诗人能有如此见识，在韦皋及当时众人看来是大为叹服了，这样诗人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同时这一典故还有另一层寓示若君臣遇合之难。神女居于巫山之阳，中间有高丘阻隔，所以要想遇见知遇者，可谓难上加难。诗人在心中不断慨叹，自己空有文学诗才，而未遇到赏识者，是何其的不幸。
“怅庙前多少柳，春来空斗画眉长”，古人常用柳叶比喻女子的眉毛。诗人虽有满腹才华，但是在这样一个男权社会，她也不得不正视这一点，而为自己的不幸身世遭遇慨叹。这也许是对韦皋的一种故意试探，后来韦皋意欲授予其“女校书”职也正说明了诗人以退为进的聪明之举。
这是一首即景生情、因事起意之作，以情深意真见长。从诗中可见作者同元稹的交情之深。全诗不事雕琢，以极其朴素、极其浅显的语言，表达了极其深厚、极其真挚的情意。
诗的首句，据当时参加游宴的白行简在他写的《三梦记》中记作“春来无计破春愁”，照说应当是可靠的；但《白氏长庆集》中却作“花时同醉破春愁”。一首诗在传钞或刻印过程中会出现异文，而作者对自己的作品也会反复推敲，多次易稿。就此诗来说，白行简所记可能是初稿的字句，《白氏长庆集》所录则是最后的定稿。诗人之所以要作这样的修改，是因为在章法上，诗的首句是“起”，次句是“承”，第三句当是“转”。
从首句与次句的关系看，把“春来无计”改为“花时同醉”，就与“醉折花枝”句承接得更紧密，而在上下两句中，“花”字与“醉”字重复颠倒运用，更有相映成趣之妙。再就首句与第三句的关系看，“春愁”原是“忆故人”的伏笔，但如果一开头就说“无计破春愁”，到第三句将无法显示转折。这样一改动，先说春愁已因花时同醉而破，再在第三句中用“忽忆”两字陡然一转，才见波澜起伏之美，从而跌宕出全篇的风神。
这首诗的特点是，即席拈来，不事雕琢，以极其朴素、极其浅显的语言，表达了极其深厚、极其真挚的情意。而情意的表达，主要在篇末“计程今日到梁州”一句。“计程”由上句“忽忆”来，是“忆”的深化。故人相别，居者忆念行者时，随着忆念的深入，常会计算对方此时已否到达目的地或正在中途某地。这里，诗人意念所到，深情所注，信手写出这一生活中的实意常情，给人以特别真实、特别亲切之感。
白居易对元稹行程的计算是很准确的。当他写这首《醉忆元九》诗时，元稹正在梁州，而且写了一首《梁州梦》：“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院游。亭吏呼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梁州。”元稹对这首诗的说明是：“是夜宿汉川驿，梦与杓直、乐天同游曲江，兼入慈恩寺诸院，倏然而寤，则递乘及阶，邮吏已传呼报晓矣。”巧的是，白居易诗中写的真事竟与元稹写的梦境两相吻合。这件事，表面上有一层神秘色彩，其实是生活中完全可能出现的巧合，而这一巧合正是以元稹、白居易平日的友情为基础的。
唐代长安城东南的慈恩寺和曲江是当时的游赏胜地。而且，进士登科后，皇帝就在曲江赐宴；慈恩寺塔即雁塔，又是新进士题名之处。他们两人应当常到这两处共同游宴。对元稹说来，当他在孤寂的旅途中怀念故人、追思昔游时，这两处长安名胜，不仅在日间会时时浮上他的心头，当然也会在夜间进入他的梦境。由于这样一个梦原本来自对故人、对长安、对旧游的朝夕忆念，他也只是如实写来，未事渲染，而无限相思、一片真情已全在其中。其情深意真，是可以与白居易的诗比美的。
读者更可见两人的交谊之笃，也更可见白居易的这首诗虽像是偶然动念，随笔成篇，却有其深厚真挚的感情基础。如果把两人的诗合起来看：一写于长安，一写于梁州；一写居者之忆，一写行人之思；一写真事，一写梦境；诗中情事却如《本事诗》所说，“合若符契”。而且，两诗写于同一天，又用的是同一韵。这是两情的异地交流和相互感应。读者不仅可以领略诗篇的艺术魅力，而且可以从它的感情内容得到真和美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