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序》关于此诗的主题,不仅今文学派的三家无异议,而且后来的解诗者也无大的争论。虽然所思念的对象不必如《毛诗序》之泥定为“大夫”,但从诗中所称“君子”来看,则这位行役在外者当是统治阶级中人,不可能是平民百姓。
据毛传与郑笺,前一“斯”字指君子,后一“斯”字指此地。朱熹承袭此说,释为:“何此君子独去此而不敢少暇乎?”(《诗集传》)而严粲释云:“言殷然之雷声,在彼南山之南。何为此时速去此所乎?”(《诗缉》)从上下文看,后一种说法更为顺理成章。感叹之后,女主人公又转念为丈夫设身处地着想:只因为了公事,才不敢稍事休息。想到丈夫一心为公事奔忙,故而接下去才有“振振君子”的赞叹。毛传与郑笺均释“振振”为信厚。朱熹亦承此说。姚际恒《诗经通论》云:“盖振为振起、振兴意,亦为众盛意。”而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训“振振”为“振奋有为”,似更切合情理。这样“振振”一词就成了称扬其夫君勤奋有为的赞语了。女主人公作出这样的赞叹之后,却发出了“归哉归哉”的呼唤,表明女主人公虽然明白丈夫是为公事奔走,但还是希望他能早早归来。这种转折实质上表现了情与理的矛盾冲突。《诗序》称“劝以义”,就是着眼于其理的一面,以张扬其伦理教化的意义,但忽视了其情的一面,而且是此诗的主要一面,因而受到后人的质疑。姚际恒在《诗经通论》中批评了《诗序》的这一偏颇:“按诗‘归哉归哉’,是望其归之辞,绝不见有‘劝以义’之意。”崔述的《读风偶识》也称:“今玩其词意,但有思夫之情,绝不见所谓‘劝义’者何在。”然而“绝不”云云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同样失之偏执。还是朱熹概括得好:“于是又美其德,且冀其早毕事而还归也。”(《诗集传》)近人陈子展《诗经直解》称此诗“既劝以大义,又望其生还,可谓得情理之正者也”,诚为中肯之论。
此诗以重章复叠句的形式唱出了妻子对丈夫的思念之情,在反复咏唱中加深了情感的表达。每章均以雷起兴,却变易雷响的地点,不仅写出了雷声飘忽不定的特点,而且还引逗出对丈夫行踪无定的漂泊生活的挂念,诚如胡承珙所云:“细绎经文三章,皆言‘在’而屡易其地,正以雷之无定在,兴君子之不遑宁居。”(《诗经后笺》)“遑”、“息”、“居”三字则层层深入地表现了忠于职守、不敢懈怠的态度。此诗的每一章虽只寥寥数语,却转折跌宕,展示了女主人公抱怨、理解、赞叹、期望等多种情感交织起伏的复杂心态,活现出一位思妇的心理轨迹,堪称妙笔。初读此诗会不得要领,或以偏概全,产生上文所述的岐见,因而姚际恒会这样批评朱熹:“夫冀其归,可也,何必美其德耶!二义难以合并,诗人语意断不如是。”殊不知诗作为心灵的自白,断不是非此即彼的逻辑推理,可以说诗人之语正当如是。此诗之妙正在于其上下不一的语意转折,在否定亦复肯定中呈现活的心灵。此外,此诗的语言简洁朴素,齐言中又有长短相错,模拟说话的声口,在一唱三叹中倾吐衷情,颇为传神。(黄宝华)
《破窑赋》透出的是人生命运和天地自然变化循环的思想,文章以自己从凄惨到富贵的经历,列举了自古以来历史上诸多名人经历的各种命运和磨难,摆事实讲道理,来说明这世界人生命运的起起落落。
人生的始与终,在无运与有运、得时与失时的这种天地时空自然变化循环中,会产生天差地别和意想不到的人为和自然变化。只有经历过太多苦难沧桑和大起大伏的人才能够体会到最深刻地天道无常和人情冷暖的巨大变化,才会体会到在人困、人为和天地自然变化循环中,命运的巨烈地沉浮与很多人生无奈的结局。
吕蒙正寻求的是他的听天地循环变化、富贵不可尽用,贫贱不可自欺的的人困人为的人生智慧。开篇就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以及最后“人生在世,富贵不可尽用,贫贱不可自欺”,并且要“听由天地循环,周而复始焉”,吕蒙正在作品中透出这样一种思想:在特定的并且是之前意想不到的天地循环周而复始的变化中,人要富贵不可尽用、贫贱不可自欺的人困人为努力的思想。天尚有不测之风云,人尚有旦夕之祸福,吕蒙正提示人们要重视自然界的星移物换,随着时间变迁,人与事都会带来巨大落差并对人产生很大的影响。天地循环周而复始,所以人必须坦然面对坦途与坎坷。
吕蒙正用相当大的篇幅列举了自古以来历史上诸多名人各种命运起伏的得时与失时、成功与磨难的巨大落差,他特意要列举这么多数量,是因为要说明很多人想胜天,实际是多数人胜不了天。很多人活在这世上,不会接受现实和应对变化。“马有千里之蹄,无人不能自往;人有凌云之志,非运不能腾达。”有的人虽然“满腹经纶”,但“白发不第”就是到老也当不上官,有的人虽然“才疏学浅”但却“少年登科”,就是年纪轻轻就当官了,这就叫“运”,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命好”。《破窑赋》正是提示人们天道无常和人情冷暖是人世间的常态,提示人们要接受现实和应对天地时空的变化。
此诗写出了春天的欣欣向荣和农民的愉快欢欣,透露出唐代前期的社会生活和人的精神面貌的某些特征,表现了作者对大自然敏锐的感受以及田园生活的热爱,表达了远行者对乡土的眷恋。全诗健康活泼,清新醇朴。
开头两句十个字,通过鸟鸣、花开,就把春意写得很浓了。冬天很难见到的斑鸠,随着春的来临,很早就飞到村庄来了,在屋上不时鸣叫着,村中的杏花也赶在桃花之前争先开放,开得雪白一片,整个村子掩映在一片白色杏花之中。接着,诗人由春天的景物写到农事,好像是春鸠的鸣声和耀眼的杏花,使得农民在家里呆不住了,农民有的拿着斧子去修整桑枝,有的扛着锄头去察看泉水的通路。整桑理水是经冬以后最早的一种劳动,可说是农事的序幕。
归燕、新历更是春天开始的标志。燕子回来了,飞上屋梁,在巢边呢喃地叫着,似乎还能认识它的故巢,而屋中的旧主人却在翻看新一年的日历。旧人、归燕,和平安定,故居依然,但“东风暗换年华”,生活在自然地和平地更替与前进。对着故巢、新历,燕子和人将怎样规划和建设新的生活,这是用极富诗意的笔调,写出春天的序幕。新历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就像春天的布幕在眼前拉开了一样。
诗的前六句,都是写诗人所看到的春天的景象。结尾两句,写自己的感情活动。诗人觉得这春天田园的景象太美好了,“物欣欣而向荣,泉涓涓而始流”,一切是那样富有生气,充满着生活之美。诗人很想开怀畅饮,可是,对着酒又停住了,想到那离开家园作客在外的人,无缘享受与领略这种生活,不由得为之惋惜、惆怅。
此诗春天的气息很浓,而诗人只是平静地淡淡地描述,始终没有渲染春天的万紫千红。但从淡淡的色调和平静的活动中却成功地表现了春天的到来。诗人凭着敏锐的感受,捕捉的都是春天较早发生的景象,仿佛不是在欣赏春天的外貌,而是在倾听春天的脉搏,追踪春天的脚步。诗中无论是人是物,似乎都在春天的启动下,满怀憧憬,展望和追求美好的明天,透露出唐代前期的社会生活和人的精神面貌的某些特征。人们的精神状态也有点像万物欣欣然地适应着春天,显得健康、饱满和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