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句“病来自是于春懒”。病了，自然是于春事就懒得管了。这“病”，也许是生理的，穷愁潦倒嘛，病也不新鲜。但古来病字多作忧患贫穷的同义词。人一穷困了，当然于春事也就勤快不了。自己于春事为懒，然而别院此时的笙歌，正响成一片。两两对照，何等鲜明。这不仅想起昔日的繁华、热闹都衰歇了，更伤心的是，既然主战派落到了如此地步，那个笙歌一片的别院，作为政治对立物，当然就是主和派了。自己这里既然是酒杯尘封，那么昔日的清客此时也都过到那边去了吧。当“下官歌舞转凄惶，剩得几支笛”都不得不作为货币而付作酬劳的时候，就不用谈什么歌舞了。歌妓云散，酒杯尘封，则无人上门也就可想而知了。这时唯一和以前一样的就只有杨花，对他是依旧是热情地沾衣扑面，没有因他这么穷病而嫌弃得远远地离开他。而且当作者正感到辛酸时，倒感到一如平时的杨花，反而因愤世俗之浇薄，似更故意的亲热了。这亲热，正表现在它“笑人情浅”。这一“笑”字，冷峻极。人们往往以水性杨花比喻薄情，他这里却认为杨花反而比人之情是更为深厚的。对轻薄的杨花，居然有不能承受之重的感慨，则这个世道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软如轻絮的杨花，在他手里却成了沉重的鞭挞。寄慨之深，不止翻案文章写得好而已。
“秋草生庭白露时，故园诸弟益相思”，值此白露时节，秋草已生满庭院，更加思念远在长安的亲人。“秋草”、“白露”更加形象的体现出秋天的清冷，为下文抒别情离思定下基调。南朝宋诗人谢惠连有《捣衣》诗，亦写秋景秋意，其中有云“白露滋园菊，秋风落庭槐”，韦诗与之如出一辙。所不同者，谢诗写思念丈夫，韦诗写思念诸弟而已。
唐代草书大家怀素与韦应物生活在同一时代，年岁也相仿。据说怀素在寺院附近种有一万多株芭蕉树，芭蕉长大后，他摘下芭蕉叶，铺在桌上，临帖挥毫。由于没日没夜地练，老芭蕉叶剥光了，小叶又舍不得摘。于是想了个办法，干脆带了笔墨站在芭蕉树前，对着鲜叶书写。就算太阳照得他如煎似熬，刺骨的北风冻得他手肤迸裂，他还是在所不顾。写完一处，再写另一处，从未间断。这就是有名的怀素芭蕉练字的故事，在当时就颇为流传。诗人戴叔伦比韦应物大五岁，晚年上表请为道士，他写过一首《赠鹤林上人》绝句：“日日涧边寻茯苓，岩扉常掩凤山青。归来挂衲高林下，自剪芭蕉写佛经。”可见在芭蕉叶上写字、抄经卷在当时已形成一种风气。据统计，“芭蕉”意象在《全唐诗》中出现过七十次，多与思人有关。诗人于百无聊赖中，乃于芭蕉叶上题诗。“独”字的运用更突现思弟心情之急，更见情深意长。
这首诗并无太高深的思想，也无特别突出的艺术技巧，只是以“芭蕉题诗”一句画龙点睛，表达出一种生活化的细微感触和情怀。其实，中国的古诗，都特别富有这种“琐屑”的韵致。这种“琐屑”，可以是感情上的，也可以是生活上的。感情往往因为平淡而愈显得真实，没有大喜大悲的做作，只是平心静气，节制简洁。不仅如此，在遣词布局上，韦诗也都以淡泊质朴见长。总之，用琐屑细致的描写手法来表达自己深沉的思想情感，没有磅礴的气势，却以微小的细节打动人；没有华丽的语言修饰，却在平淡中见真知，这是韦应物写诗的一大法宝。与之相比，韩愈喜欢剑走偏锋，用一些怪的字句，不免有逞奇之弊。白居易的诗虽然平易，但在布局上往往过于讲究回环曲折，与韦诗相比，又少了一份古朴温厚之气。
《夏日叹》的前半部分主要写这次旱灾，后半部分写战乱，并对天灾人祸表达了自己的感慨，极言民生疾苦。
诗中说，久旱无雨，田地里干旱得尘土飞扬，湖泊池塘都干涸了，飞鸟缺水而死，鱼儿干涸而死，成千上万的灾民逃荒流散，一片荒凉景象。这个时候，河北一带仍然被安史叛军占据，叛军就像豺狼虎豹，凶暴横行，残害人民，而朝廷军队连影子都看不见。杜甫认为天灾人祸都与朝廷的政策失当和腐败无能有关。他说：“眇然贞观初，难与数子偕。”拿贞观之治与现实作比较，显然唐肃宗不可能像唐太宗那样平定和大治天下，唐肃宗身边的那些大臣，也无法与贞观年间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等名臣相比，如今的朝廷是令人失望的。
旱灾接着饥荒，在华州的生活十分艰难，现实政治又是如此让人失望，司功参军的职务也不能做什么实质性的工作，更谈不上施展自己远大的政治理想了。于是，在立秋后不久，杜甫毅然放弃了华州司功参军的职位，开始了他常年漂泊不定的生活。诗的未尾对贞观之治的追忆和贞观君臣的赞扬很明显是在表示对现实堤的不满。
先写太阳照耀郁蒸难开，在请问苍天无雷时似乎也在暗示朝政失度；次写旱灾严重程度和百姓流亡生活，兼及安史之乱仍未并息的时局现状。在这种天灾人祸的现实中，诗人对案不能食之余想到的是今昔的对比，诗的末尾对贞观之治的追忆和贞观君臣的赞扬很明显是在表示对现实朝政的不满。
这一组文章，是用两篇散文画龙，又借孔孟语录点睛：速度问题，要从实际情况衡量，能快则快，须慢就慢。不能快却求快，适得其反；慢慢来，作好充分准备，倒是水到渠成。
这里的关键是从实际出发，充分估计事态发展的趋势，把握事物发展过程的规律，排除鼠目寸光的干扰，作出比较科学的预见。
小到二里的路程，对于成年人来说，不紧不慢二十分钟笃定走进城门。但是，渡者听到询问，还须“熟视”瘦小的书童再说：他的肩头那么嫩，他的双腿这么细，而他身边的一捆书几乎齐腰，捆扎书籍的绳子又不牢靠。这就表明，在城门关上之前的有限时间里，小书僮是要完全避免摔跤的折腾的；而要避免摔跤，就须徐徐走去。看起来，速度放慢了，时间会拖长，但换来的，却是小书僮力能胜任，尤其是不出意外，这样，时间反倒赢回来了。显然，这样的考虑是渗透着快与慢的辩证思维的，却为毫无辩证观点的人所不解，甚至讥之为儿戏。
大到战争的胜利，也不可躁急从事，而要从一件件小事做起，从我做起，才能争取得到。夏后相在失败以后，不是不服气，最好明天再战，拿出颜色给对方看看，而是分析原因，找到根子，艰苦奋斗，战胜自己。在他看来，这次失败，既然不是我方的外因(地不浅，民不寡)使然，那么，就是我方的内因所致，具体地说，就是“吾德薄而教不善”决定了的。——显然，这是深切反思和深刻探讨以后得出的结论。我们可以从他日后力求改正的几个方面想见此前的所作所为：一是无视玩物丧志，表现在贪图享受，纵情娱乐，讲究修饰；二是漠视道德规范，表现在待人不讲礼貌，用人不讲贤能。——如此气氛弥漫在家庭内外，乃至部落国家，一旦发生战争，遭遇失败，就是十分自然的了。所以，甘泽之败，无异于在夏后相脸上击一猛掌，使他在清醒以后定下了“厚德善教”的长期战略，并以此作为回答躁急请战者以“不可”的坚强后盾。——这里提出“长期”二字，请问“长”到什么时候?应该说，在夏后相那里，是没有一张时间表的，总之是要长到上述各方面都拨乱反正了。有显著成效了，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都有压倒对方的优势了，才可一战。所以，相对于以速战求速胜的六卿来说，夏后相对胜利的期望要久远得多，他甚至很有“只知耕耘，不问收获”的味道。哪知如此专心致志于战略调整的结果，却是仅仅一周年后，有扈氏自来顺从，夏后相不战而胜。这就不能不使人信服这样一条真理：外因只是事物发生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事物发生变化的根据。
可惜，《小港渡者》的作者和《期年而有扈氏服》中的六卿在事情当初是认识不到这一点的。周容对渡者的“熟视小奚”，感觉迟钝，对渡者的回答，愠以为戏，一意趋行，直到束断书崩，仓促之中眼看城门关闭而不得入，才在爽然自失之中感悟渡者之言近乎道，利于行，记之以诫后人。六卿好胜心切，也一定悻悻于夏后相对他们“请复之”的不以为可，直到期年以后，内部整治得体，国力强盛，前敌不战而服，才会击节长叹道：天下之不以躁急自败，反以缓国自强而胜人者，其犹是也夫，其犹是也夫！
人们在感叹之余，才始领悟孔孟语录并不我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