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历史的价值自有其评价的定向性，是不容任意为之的。然而，由于中国历史所独具的极为丰富的内涵，加以后代常从不同的角度加以演绎，致使它具有了含义的多向性。马致远此时正遭贬谪，从官位跌落为百姓是他所面对的无情的现实，世态炎凉给他的沉重打击是不难想象的。于是，历史事件就成了他宣泄对现世牢骚的手段，感喟世道无常、人生如梦的作品便由心而出。

　　第一支曲子联系历史人物表现自己的历史观、政治观，借秦汉之际的历史事件，表现对功名事业的厌弃。作者把人们带进了熟悉的史实，并画龙点睛地做出了推论。既然刘项兴亡，不过一梦，韩信这样的功臣也落得杀头的结果，那当前的功名事业就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了。通过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否定，对说不清功过是非的现实政治表示了反感。这是封建社会走下坡路的时期，许多文人喜欢用的手法。小令由“咸阳”——秦王朝说起。秦国“百二山河”，何等强盛，最后还是灭亡了。经过五年的楚汉之争，项羽兵败乌江自刎，刘邦统一天下，建立汉室。而辅助刘邦平定天下立有汗马功劳的韩信却遭到杀身之祸，连像蒯通那样的谋士，也不得不假装风魔以掩世人耳目。韩信怎么也没有想到力荐刘邦重用他的萧何，后来竟会设计杀害他。这些兴衰成败，是非恩怨，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都不过是一场梦。“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道出世道之险恶，人心之叵测。结句以“醉了由他”突出“叹世”主题，表明自己超然物外，不问世事的态度。这是一首以咏史感叹世情的千古佳作。

　　第二支曲子通过自嘲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黑暗社会的不满。前半部分表面看起来表现了作者在恬静的田园生活中得到了寄身世外、与世无争、六根清净的无限乐趣，其实，却蕴含了内心的波澜起伏，表明他政治出世与入世的极度苦闷中挣扎。后半部分写自己不能像严子陵那样归隐，但江湖也能“避风波”，借喻官场中也可求隐。这表现了一种自我解嘲式的心态。马致远沉寂下僚，既不齿于官场的腐败，不肯与之同流合污，又无力摆脱或与之抗争，于是，在官署之旁，闹市之中苦心经营了一片精巧的小天地，虽比不上前辈隐士超世脱俗的大气魄，亦可略效其遗风，来个眼不见，心不烦，从中得到一种聊以自慰的心态平衡。

　　这两支小令短小精悍，概括性强，容量大。语言如飞流注涧，一泻无余，表现了马致远作为豪放派曲家的风格。

　　上阕写自己背井离乡，像“旅雁孤云”一般凄苦，回首中原战火纷飞，不觉涕泪沾巾。

　　起首二句叙事即景自寓身世经历。乘一叶扁舟，到江南去避难作客，仰望那长空中失群的旅雁和孤零飘荡的浮云，不禁深感自己的境遇正复相类。两句融叙事、写景、抒情为一体，亦赋亦比亦兴，起得浑括自然。“万里烟尘，回首中原泪满巾”，两句写回首北望所见所感。中原失守，国士同悲。这两句直抒情怀，略无雕饰，取景阔大，声情悲壮。

　　下阕写眼前萧条的秋色，更增添了旅人辞乡去国的愁思。

　　过片“碧山对晚汀洲冷，枫叶芦根”两句，收回眼前现境。薄暮时分，泊舟矶畔，但见江中的碧山正为暮霭所笼罩，矶边的汀洲，芦根残存，枫叶飘零，满眼萧瑟冷落的景象。这里写矶边秋暮景色，带有浓厚的凄清黯淡色彩，这是词人国家残破、颠沛流离中的情绪的反映。“日落波平，愁损辞乡去国人”，两句总收，点明自己“辞乡去国”以来的心情。日落时分，往往是增加羁旅者乡愁的时刻，对于作者这样一位仓皇避难的旅人来说，他的寂寞感、凄凉感不用说是更为强烈了。渐趋平缓的江波，这里恰恰反托出了词人不平静的心情。

　　全篇以景寄情，动静交错，色调苍暗。用“扁舟”、万“旅雁”、“孤云”、万“汀洲冷”、万“枫叶芦根”等典型的深秋景物，烘托出诗人的凄楚情怀，同时也流露出了对国事的忡忡忧虑，唱出了时代的悲凉之音。

　　唐玄宗宠信宦官，让他们占据京郊的甲第、名园、良田竟达一半；又酷爱斗鸡，当时王公贵族也都以斗鸡为乐，形成风气，有些人甚至靠斗鸡的本领而获得高官厚禄。作者写这首诗时正在长安，根据自己的见闻，刻画了宦官的显赫和斗鸡徒的骄横形象，从而对唐玄宗的腐朽政治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谴责。全诗前八句四句一组，分述“中贵人”与“斗鸡者”之嚣张气焰。

　　前四句写宦官，起笔“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京城大道之上，大车疾驰而过，尘土扬起，遮蔽天日。开篇即发唱惊挺，构成悬念。第三句“中贵多黄金”，点出原来有如此气势与胆量肆无忌惮飞车疾驰的只不过是一群阉者宦官而已。他们驱车乘马，如入无人之境地，正是因为他们得皇帝之宠，握重金之财。他们依仗手中的权钱财势，敲诈勒索，鱼肉人民，在京城的繁华地带筑起豪华的宅第。第四句“连云开甲宅”，荡开一笔，写他们府第之豪华，更见其荒谬之处。

　　承四句写斗鸡者。首先直接点出斗鸡者的身份，用“路逢”与上节自然衔接，过渡得天衣无缝，毫不给人以突兀之感。接下来三句一句紧似一句，一步更进一步地描述其势焰薄天的神态。“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蜺”，这种不可一世的骄横神态，任何人见之都会恐惧。所以“行人皆怵惕”。从侧面继续刻画这帮得势小人的丑陋嘴脸。写“中贵”者，由环境至人物，处处烘托；写“斗鸡者”，从人物至神情，层层渲染。以传神之笔墨，叙写小人得意之气势，轻薄夸张之情状，历历在目。

　　最后两句在描摹无不尽其极之处骤然反跌，带出诗人饱蘸感情的醒世之笔。远古时期，尧帝欲让位给许由，由以此言有污双耳，即以清凉泉水洗之。当今君王耽行乐，哪辨什么奸与宠呢。中贵人与斗鸡者，飞扬跋扈为谁雄？纷纷扰扰的世事背后却是才能与身份的错位，品行与地位的错位。世上已无如许由辈那样的不慕荣利之人，哪里还有人去分辨什么忠奸贤愚。诗人以许由自比，有世人皆醉唯我独醒之感叹，对当时的政治提出了强烈的质疑与不满。

　　（其一）第一首诗李商隐就把自己比作南朝梁诗人何逊，把令狐楚恩师比作南朝梁诗人范云，并把他们之间的分别的感情用何逊的“昔去雪如花，今重花似雪”的诗句重表现。并以当时重视景物的描写提出重，顺利引出南朝宋诗人鲍照的“胡风吹朔雪，千里度龙山”的诗句，过度到何逊的诗句：“洛阳城东西，却作经年别。昔去雪如花，今重花似雪”，便达了自己对恩师离别的痛苦与即将重逢的感受。这也模仿了诗经中的爱情诗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重思，雨雪霏霏”的感受。

　　（其二）这一首李商隐仍把自己比作何逊，把沈约比作令狐楚先辈，同时把说自己坏话的人比作颜延年和谢庄，也说明自己和有知遇之恩的先辈关系不同于沈约与何逊关系的合谐美好。这首诗说明文人间不能相轻视，这是没有用的，不能嫉妒而压抑他人。

　　（其三）这首诗李商隐继续把自己比作何逊，并说明自己刚得志时有如沈约、范云的两个人，一个是令狐楚、一个是崔戎，或另一个是王茂元最赏识自己，但今非昔比。何逊八岁能赋诗，弱冠时就被州里举为秀才。其《看伏郎新婚诗》写伏天新婚。李商隐娶王茂元女儿，也是在唐文宗开成年间的入伏之季。

　　吴大帝孙权葬蒋陵，亦称孙陵，在今南京市东北钟山（亦称蒋山）南麓。此诗系作者行经蒋陵凭吊吴亡而作。

　　吴末帝孙皓肆行暴虐，直弄得国将不国。公元265年（甘露元年）徙都武昌，以零陵南部为始安郡。公元266年（宝鼎元年）又以零陵北部为邵陵郡。十二月，又还都建业。据《汉晋春秋》载：“初望气者云荆州有王气破扬州而建业宫不利，故皓徙武昌，遣使者发民掘荆州界大臣名家冢与山冈连者以厌之。既闻（施）但反，自以为徙土得计也。使数百人鼓噪入建业，杀但妻子，云天子使荆州兵来破扬州贼，以厌前气。”（《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这就是诗开头所说的：“昔在零陵厌，神器若无依。”“神器”者，帝位也，政权也。吴国的统治岌岌可危，孙皓的帝位摇摇欲坠。这种江河日下的形势，使诗人很自然地联想起吴国开基创业时的情形。想当年，汉室陵夷，群雄逐鹿，捷足先登，遂成三国鼎立之势。“掎鹿”，语出《左传·襄公十四年》：“譬如捕鹿，晋人角之，诸戎掎之，与晋踣之。”《汉书·叙传上》也说：“昔秦失其鹿，刘季逐而掎之。”颜师古注：“掎，偏持其足也。”《汉书·蒯通传》更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后遂以“逐鹿”喻争帝位、争天下。“逐兔”，同“逐鹿”。《后汉书·袁绍传》引沮授曰：“世称万人逐兔，一人获之，贪者悉止，分定故也。”要争得天下，就必须不失时机，因势利导，夺取胜利。这就是所谓的“逐兔争先捷，掎鹿竞因机”。而在汉末群雄逐鹿的斗争中，孙坚父子也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孙坚死后，孙策继承父业，猛锐冠世，志陵中夏，被封为吴侯，割据江东。但大业未就，即遇刺身亡，年仅二十六岁。孙策临死时，将弟弟孙权叫到跟前，对他说：“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三国志·吴志·孙策传》）孙权继承父兄遗志，洪规远略，砥砺奋发，“遂割据山川，跨制荆、吴，而与天下争衡矣。”（陆机《辨亡论上》）三国鼎立，孙吴居一，而孙权就谋略功业而言，实远胜刘备。“伯道”，即霸道。“呼吸”、“叱咤”，极力形容孙氏父子的英姿雄风。《易·革》云：“君子豹变，其文蔚也。”疏曰：“上六居革之终，变道已成，君子处之……润色鸿业，如豹文之蔚缛。”豹变之略，虎视之威，正是对“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的孙仲谋的赞词。“坐断东南”的孙权，以他的雄才大略，北拒曹魏南下之师，西挫蜀汉东犯之众，使两方都不敢小视东吴。据史载，公元222年（黄武元年），刘备率师伐吴，东吴大将陆逊率军迎敌，攻蜀五屯，皆破之，斩其将。蜀军分据险地，前后五十余营，逊大破之，临阵所斩及招
　　降俘虏蜀兵数万人，刘备奔走，仅以身免，最后绝命于永安宫。“长蛇衄巴汉”即指此。“长蛇”，有谓指吴而言，并引《左传·定公四年》“吴为封豕长蛇”为证，其实不然。这里的“长蛇”，非指吴，而是指蜀汉。陆机《辨亡论下》云：“故刘氏之伐，陆公（逊）喻之长蛇，其势然也。”可以为证。“骥马绝淮淝”，则指曹魏而言。据史载，公元224年（黄武三年）旧历九月，“魏文帝出广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图也。’乃还。”（《三国志·吴志·吴主传》）注引干宝《晋纪》云：“魏文帝之在广陵，吴人大骇，乃临江为疑城，自石头至于江乘，车以木桢，衣以苇席，加采饰焉，一夕而成。魏人自江西望，甚惮之，遂退军。”所以陆机说：“由是二邦之将，丧气摧锋，势衄财匮，而吴藐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请好，汉氏乞盟，遂跻天号，鼎峙而立。”（《辨亡论上》）孙权不愧为聪明仁智雄略之英主，在他统治时期，励精图治，吴国逐渐强大。所谓“交战无内御”，即指内部团结一致对外而言；所谓“重门岂外扉”，即指吴国疆土广大而言。

　　由“逐兔争先捷”到“重门岂外扉”十句，作者极力渲染吴主之英明雄武，吴国之强大巩固，有声有色，气势磅礴。而到“成功举已弃”，陡地一转，以极精炼的语言写出吴之由盛而衰的转变，功败垂成，其关键就在孙皓时期。“凶德愎而违”，即指孙皓而言。“愎违”，愎谏违卜的省称，语出《左传·僖公十五年》：秦晋韩之战，由于晋惠公背施无亲，意气用事，不纳谏言，不听卜辞，终于招致失败，被秦国俘掳。晋大夫庆郑曰：“愎谏违卜，固败是求，又何逃焉？”孙皓同晋惠公一样，刚愎凶顽，肆行残暴，忠谏者诛，谗谀者进，虐用其民，穷淫极侈，终于导致吴国的灭亡，使父祖基业毁于一旦。正如皓从弟孙秀说的那样：“昔讨逆（指孙策）弱冠以一校尉创业，今后主举江南而弃之，宗庙山陵，于此为墟，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资治通鉴》卷八十一）“水龙忽东骛，青盖乃西归”二句，就是具体描写孙皓穷迫归降时的情景。“水龙”，系指晋朝的水军。晋武帝谋伐吴，遂令益州刺史王浚于蜀大造船舰，准备东伐。时吴有童谣曰：“阿童复阿童，衔刀浮渡江。不畏岸上兽，但畏水中龙。”阿童为王浚小字。晋征南大将军羊祜以为伐吴必藉上流之势，故借谣言而表荐王浚为龙骧将军，留监梁益诸军事。王浚在蜀大造舟船，木片蔽江而下，吴建平太守吾彦取江中木片以呈孙皓，并说：“晋必有攻吴之计，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终不敢渡江。”而孙皓不听。公元280年（晋太康元年）旧历三月，王浚率舟师东下，直抵吴都建业之石头，孙皓惊恐失措，面缚舆榇而降，举家西迁，送至洛阳，赐号归命侯。这就是所谓“青盖乃西归”。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据干宝《晋纪》载：“陆抗之克步阐，皓意张大，乃使尚广筮并天下，遇《同人》之《颐》，对曰：‘吉。庚子岁，青盖当入洛阳。’故皓不修其政，而恒有窥上国之志。”（《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庚子岁，即太康元年。原来孙皓狂妄地以为他会灭晋而入洛阳的，想不到反做了亡国之君，被押送洛阳。

　　以上十六句，历述吴之盛衰兴亡，不啻一篇《辨亡论》，故偏重史实的叙述。此下十句，则就吴亡抒发个人的感慨。作者行经孙氏陵，距离吴亡已二百多年，年深日久，风蚀雨淋，墓碑上的文字已被苔藓侵蚀得难以辨认，荆棘丛生，几至吴大帝陵的位置也难以确指。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只有飞莺在山间悲鸣，淡月在空中残照，陵墓中的一切陪葬品大概已不复存在了。念昔日之叱咤江左，睹今日之寂寞荒凉，不能不使人伤感。吴汝纶说：“此殆伤齐亡之作，黍离麦秀之思也。”（《古诗钞》卷五）其实，凭今吊古伤心泪，不必定指哪一家。前事之失，后事之鉴，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免重蹈覆辙。苟能如此，亦已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