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主要讲述包拯为官不屈不挠,一身正气的事迹。首联写为人处世之道;颔联进一步写为人处世之道是“直”;颈联写除暴安良;尾联写接受史书留下的教训,决不给后人留下耻笑的把柄。这首诗字字如钢,句句沥血,令后学振奋,令巧伪蒙羞。
首联写为人处世之道:治理世事以清廉无私为根本,为人处世以刚直不阿为准则。
颔联进一步写“直”:只有笔直挺拔的树干,才能终成栋梁之材;纯正的精钢,宁折不弯,决不被外力折服。作者以“秀千”、“精钢”自比,是自勉自励,也是自负自信,很有力度。
颈联写除暴安良。先写鼠雀之“喜”,是纵;后写兔狐之“愁”是擒。而铲除这些贪官污吏、害民之徒的根本办法,就是“草尽”,即拆除屏障,消灭他们赖以生存和为非作歹的条件,他们就无法逞凶了。
尾联写接受史书留下的教训,决不给后人留下耻笑的把柄。言外之意是要光耀青史,流芳千古。
这首题壁诗,可以认为是包拯身体力行的座右铭。诗作持重刚健,严谨有力,质朴无华,掷地作金石声,充满堂堂正正之气,磊磊落落之情。
此诗刻画了怀素酒后运笔挥洒的形态,如骤雨旋风,纵横恣肆,给人以龙腾虎跃,奔蛇走马的艺术享受。“草书天下称独步”,李白对怀素的书法评价极高。
此诗由于语言率直,与李白以往的诗风稍有差异,曾引起历代学者的怀疑和争论。宋代大学士苏东坡曾以“‘笺麻素绢排数箱’之句,村气可掬”为由,认定此诗非李白所作。与苏轼同时代的书法家朱长文则认为“此诗本藏真(怀素)自作,驾名太白者”。清人王琦“以一少年上人而故贬王逸少、张伯英以推奖之,大失毁誉之实。至张旭与太白既同酒中八仙之游,而作诗称诩有‘胸藏风云世莫知’之句,忽一旦而訾其‘老死不足数’,太白决不没分别至此。断为伪作,信不疑矣。”其实这些多为推测之语,尚不足断定此诗非李白所作。现代学者郭沫若先生则持相反意见,认为“李白与其他诗人每每有率直之句,这是不成其为理由的”。肯定了李白的诗作。
从这首诗的题材形式比较,此诗以乐府《杂曲歌辞》旧题形式写成。李白以诗歌著称于世,作诗近千首。一生最擅长以乐府歌行旧题作诗,而且以乐府旧题写诗成就最高。他诗歌的最大特点是浑然天成,不假雕饰,散发着浓厚的民歌气息。具体表现为语言的直率自然。此诗以乐府歌行旧题体裁形式写成,恰巧与李白擅长相符。而诗中的“笺麻素绢排数厢”句,正体现了他率真的一面。对苏轼的“村气可掬”是一个很好的回应
从这首诗的风格及表现手法比较,此诗豪迈,格调飘逸,想象丰富,音节错综,语言奔放,在民歌体中融入了齐梁体的某些表现手法,而以李白自身独具的俊逸之气将它们统一在一起,典型地表现了诗人“清水出芙蓉”的特色,符合李白的诗风特征。李白作诗喜用夸张之句,此诗中“须臾扫尽数千张”、“一行数字大如斗”与李白其它著名诗句如“飞流直下三千尺”、“燕山雪花大如席”等有异曲同工之妙。
从这首诗的创作状态分析,此诗是在一种醉态中写成。诗中“墨池飞出北溟鱼,笔称杀尽中山兔”,正是诗人醉态狂幻气质的表露。小小的墨池在诗人的醉眼里被幻化成苍茫的北海,书家狂书疾书的情景,似乎连中山兔都要杀完了。这种狂幻式的语言描写,与李白一生好酒、嗜酒、常在醉态之中“斗酒诗百篇”的状态有关。因此,这首诗的创作状况和李白大量写有酒的诗歌风格极其一致。
诗题中的“纵”字,不可轻易放过,表明了诗人游览的尽兴和满足。
起句平易流畅,直抒胸臆,诗人毫不掩饰对繁华的扬州城的赞叹。扬州城漫长的街道上,家家户户比肩而居,似乎并无特出之处。但打开想象,似乎摩肩接踵的人群,鳞次栉比的高楼,和各式各样的店铺,都一起涌到了眼帘。出语平淡,但是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
次句出现了三个意象:月、桥、神仙。共同营造了扬州城傍晚的秀美繁华,首句主要是针对白天繁华的扬州城,而夜晚,却别有一番风味。每到傍晚,扬州城的娱乐场所竞相热闹起来,到处彩灯高挂,妓女们争奇斗艳、逞技献巧,或吟诗,或唱曲,或跳舞,尽情地享受着美好的太平时光。天上的郎朗明月和华彩的人间灯火珠联璧合,交相辉映。
第三句“人生只合扬州死”,诗人笔锋一转,不写“生”而写“死”,如此美好的时光,诗人应该沉迷享乐还来不及,而诗人却想到“死”,初看似乎不近人情,细思方觉巧妙,其中寓含了诗人深深的眷念之情。诗人完全为扬州城的繁华所陶醉了,他已经舍不得离开这里,生的时候可以选择长居扬州,而死后也要葬在扬州。诗人以其设想之奇险而出人意料,读之令人拍案叫绝,惊叹不已。这句诗是全篇中之警策。“死”被写得活色生香,将扬州城令人神往的美写到极致。诗人用死事入诗,且又是诗人现身说法,造成了极为传神的夸张效果。
第三句为扬州景物传神,第四句则只是第三句的具体补充。“禅智山光好墓田”,禅智寺本隋炀帝故宫,既是炀帝故宫,其山光水色之秀美,自可想见。故宫遗址而作好墓田,全然诗家口吻。细玩诗意,除极赞扬州风物这层意思外,对隋炀帝亦或略带微讽。
此诗用夸张而又细腻的笔法,盛赞了扬州优美的风光,抒发了对扬州的喜爱之情。诗人用笔出语惊人,以死事入诗,表明喜欢之深与热爱之切。除极赞扬州风物外,此诗对隋炀帝奢靡误国亦略带讥讽,其中隐寓了人事之沧桑变化,造成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上片写盛夏纳凉,流连光景的赏心乐事,主写景。看作者铺叙的层次,可说是渐入佳境:作者先用大笔着色,铺写出池塘水阁的一片绿荫,并以“偏趁凉多”四字,轻轻点出夏令。然后,在此万绿丛中,点染上朵朵鲜红如罗的石榴花,令读者顿觉其景照眼欲明,进而,写鸟语蝉鸣。而这鸟儿,专指“凉燕雏莺”,是在春天诞生、此时刚刚孵出的新雏,其声稚嫩娇软而可喜。那蝉儿也是刚出虫蜕,踞高柳而长鸣,“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虞世南《蝉》)。在这一片新生命的合唱中,池塘水阁平添生趣。到此,作者妙笔生花,在热烈、喧闹的气氛中特别叙写了一场骤雨。这雨决非煞风景,它是过路的阵雨,既给盛夏带来凉意,又替画面作了润色。骤雨持续时间不长,却刚好“打遍新荷”,引人联想到“琼珠乱撒”的景照,真是“人在画图中”。此乃曲中一段绝妙好辞,无怪“一时传播”(《雨村曲话》卷上)。
下曲即景抒怀,宣扬浅斟低唱,及时行乐的思想。主调既是低沉的,又是旷达的。在用笔上,作者一洗上片的丹青色彩,换作白描抒写。“良辰美景”句总括前文,言如此好景,应尽情欣赏,不使虚过。“穷通前定”(命运的好坏乃前世注定)是一种宿命论的说法,作者这样说,旨在“何苦用张罗”,即反对费尽心机的钻营。这种旷达的外表,仍掩饰不住作者内心的苦闷,“命友邀宾玩赏”二句,谓人生乐趣在流连光景、杯酒,这是从六朝以来,封建士大夫在无所作用之际典型的人生态度。因为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会使他们感到心惊,而沉浸在“酩酊”大醉中,庶几可以忘怀一时,取得片刻的麻醉。
应该指出,下曲表现的思想,即使在封建时代,也是并不高明的。然而在对于自然美的发现和再造上,作者却是做得相当出色和成功。数百年来读者津津乐道的,不是曲中论道之语,而是那“骤雨打新荷”的生机盎然的夏令境界,以及其中流露的浓厚的生活情趣。
此曲写法与词相近,这是因为在宋元之交,词、曲均称乐府,都是被诸管弦,传于歌筵的,所以早期的词曲分疆并不甚严。《莲子居词话》认为此曲作词调,就是这个缘故。具有词味,也可算是此曲的一个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