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详细描述了宦官一步步把持朝政、危害政权的具体过程,从而警告后世君王不要渐积养祸。当然,作者把“乱国”的根源归咎于宦官、女祸,这种观点也不是全面的。全文首尾照应,结构清晰,分析细密,说理层层递进,体现了作者写作的深厚功力。
宦祸的形成,从宦者的工作性质说,他接近皇帝,熟悉皇帝的生活习惯与思想志趣;从宦者本人说,不过是皇帝的家奴,又因为是阉者,无亲属羽翼,无道德、学术素养与从政经验,本来势孤力单,难得众心。但一旦弄权,为确立威望,就特别专横残忍,排除异己,不遗余力。文章在总括宦者的特质之后,即随之层层铺衍。这类人也极其机灵,见风使舵。他们先以“小善”、“小信”来固人主之心,求得君主的信赖;一遇君主信任之后,即时进谗言,用祸福之事吓唬君主,离间重臣,以达到把持君主之目的。这样一来,就必然形成君主对终日侍奉左右的宦者“日益亲”,对朝中的忠臣硕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势也就“日益孤”了。出现了这种不正常的政治局面,君主对朝中重臣就难以信任,他自己的惧祸之心就“日益切”,宦者对君主的把持也就“日益牢”了。于是,国家的安危就取决于宦者的喜怒,亡国的祸患就潜伏在廷帷之间。往日君主所依靠的重臣,现在反而变成将要为患的对象。正所谓是于颠倒,黑白莫辨。等到皇帝清醒过来,发觉养祸已深,想与已被疏远的朝臣一道清除为于乱政的宦者,但如果进行缓慢,则养祸日深,难以铲除;若操之过急,谋划不周,那宦者就要先行一步,挟持君主作为人质,使得君主与朝臣无法共图义举。即使付诸实施,也必然是两败俱伤,甚至弄得“亡国”、“亡身”,使奸豪得以借口乘机而起,尽诛宦者而取代国政。这就是汉唐宦者乱人之国的惨痛历史教训。
篇末,作者再从人主角度宕开一笔,引入深层思考。作为君王,主观上总想使国家长治久安,至于亲左右,疏贤臣,也原于其本意。但为什么终于出现宦祸这一现象呢?这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宦者处于近侍的有利条件,若人主稍不警觉,那渐集之势就会酿成大祸。这样一提,就更加引起后世君主的警惕了。文章的结尾,又重提女祸之害,再一次与宦者之害作对照,以强调宦者之祸“深于女祸”的论点,并与开篇相呼应。
全文就前代宦者乱国的史实,条分缕析,层层演进,从中得出宦官得以乱国的根本原因。文中又采用一宾一主的衬照手法,事显而意明,情深而理切,足为后世当国者戒。连同传文在内,堪称卓荦千古之文。
从“山家”一家一户的小环境扩大到周围的大环境。前三句写自然景色。“前村后垄”犹言“到处”。这三句中虽无一字赞美之词,然而田园的秀色,丰产的景象,静穆的生活气息已是触目可见,具体可辨,值得留恋。且不说桑柘的经济价值,单说蒲,蒲嫩时可食,成熟后可织席制草具,大有利于人。再说鸳鸯鸂鶒尚且宁静地生活着,何况乎人。这就又为第四句“东邻西舍无相侵”作了铺垫与烘托。而且植物的蓬勃生长,总离不开人的辛勤培植。诗句不言村民勤劳智慧,而颂扬之意俱在言外。
在上述景色秀丽、物产丰盛、生活宁静、村民勤劳的环境里,“东邻西舍”自然相安无事,过着“无相侵”的睦邻生活。没有强凌弱、众暴寡、尔虞我诈、互相争夺等社会现象。很明显,通过农家宁静生活的描写,诗人作为佛门人士,也不免寄托了诗人自己的理想和情趣,这自不待言。
诗的后四句,一口气写了包括作者在内的四个人物,在同类唐诗中,这还是不多见的。这四句从生活在这一环境中人物内心的恬静,进一步展示出山家的可爱。寥寥几笔,把茧白、水碧、瓜香、豆熟以及笛声悦耳的客观景致,写得逼真如画;蚕娘、牧童、山翁的形象,勾勒得栩栩如生,宛然在目,呼之欲出。令人不难想见,蚕娘喜获丰收,其内心之甜美;牧童和衣而浴,其性格之顽皮:“山翁留我宿又宿”,其情谊之深厚。加上“笑指”等词语的渲染,更把山翁的动作、情态、声音、笑貌及其淳朴善良、殷勤好客的性格进一步显现出来;而诗人“我”,处在这样的环境里,不待言,其流连忘返的心情可想而知。更妙的是,诗在末尾用一“熟”字状“西坡瓜豆”,绘出一片丰收在望的景象,回应上文满塘黑压压的蒲与到处都是的桑柘,真叫人见了喜煞。全诗至此戛然而止,却留下耐人回味的余地。
此诗旨在为李白晚年不幸的遭遇辩护申冤,并为他不平凡的一生写照。 王嗣奭说:“此诗分明为李白作传,其生平履历备矣。”卢世傕认为这是“天壤间维持公道,保护元气文字”(《杜诗详注》)。诗歌本身也是一篇“惊风雨”,“泣鬼神”的传世杰作。李白同辈排行第十二,所以称“李十二白”。
此诗分三大段,一个结尾。第一段从“昔年有狂客”到“青云满后尘”,追述李白于公元730年(开元十八年)和742年(天宝元年)两入长安的经历,对李白的前半生作了高度的概括,同时,对李白诗歌的艺术成就进行了热情的赞颂。前六句记叙李白初游长安事。唐人孟棨《本事诗·高逸》记载:李白初至长安,贺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其为文。白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书中还记载,贺知章读李白的《乌栖曲》后说:“此诗可以泣鬼神矣!”贺知章号“四明狂客”。诗人根据这些史实,赞扬李白妙笔生花,连风雨也为之感到惊叹,连鬼神也为之感动哭泣。李白经贺知章的宣扬,于是名震京师。汨没:埋没。三十年来默默无闻,此后就名满天下了。此诗一开头就显得笔锋突兀,气势不凡。非“狂客之誉”,无以彰“谪仙”之名。而“谪仙”这一美誉出自久负盛名的大诗人贺知章之口,更增加了它的份量。李白初出茅庐,一鸣惊人,恰如演员登台亮相,光彩照人,赢得满堂喝彩。“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这两句历来被人们看成是描写李白的佳句。诗人以高度夸张的手法,盛赞了李白诗歌强大的艺术魅力。落笔能惊动狂风暴雨,说明李白的诗歌气势磅礴;诗成能使鬼神哭泣,说明李白的诗歌感人肺腑。诗人用精妙的语言赞美了李白的旷世才华,而“诗仙”李白也确实有资格接受这一赞誉。从这里可以看出杜甫对李白的推崇和钦敬。
后六句叙写李白二游长安事。“文彩”二句是说李白因擅长诗赋被玄宗召入京,供奉翰林;他那些无与伦比的诗篇必将流传千古。以下四句记叙的是李白供奉翰林期间的事。“龙舟”句见唐人范传正《李公新墓碑》:玄宗“泛白莲池,公不在宴,皇欢既洽,召公作序。时公已被酒于翰苑中,仍命高将军扶以登舟。”“兽锦”句见李白《温泉侍从归逢故人》:“激赏摇天笔,承恩赐御衣。”蔡梦弼《杜诗注》引《李白外传》云:“白作乐章赐锦袍。”李白常被召入宫中为皇帝草拟文告和乐章,因为身受宠待,一些文士慕名追随左右。这时李白意得志满,盛极一时,诗人亦不惜浓墨重彩,加以渲染。诗人通过对李白两入长安的描写,用极为洗炼的笔触就勾勒出一个风流倜傥、飘逸豪放的诗人形象。
第二段从“乞归优诏许”到“诸生原宪贫”,追叙李白于公元744年(天宝三年)春被赐金放还后,南北漫游、潦倒落魄的情景,并回忆自己在与李白相识交往中建立起来的亲如兄弟的深厚感情。“乞归”句,这既是对李白的回护,也是对玄宗的隐讳。李白离京,实际上是遭到张垍、高力士等人的诽谤而被玄宗放逐的。李白离开长安后于这年夏天来到梁宋(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与杜甫一见如故,情同手足。“未负幽栖志,兼全宠辱身”是说李白既没有辜负隐幽之志,又能在受宠被重用和遭谗被逐的不同境遇中善自保全自己。这仍是那种回护心情的继续。“剧谈怜野逸,嗜酒见天真”指两人相遇后,李白很能理解自己的“野逸”,即放达不羁,自己也很欣赏李白的“天真”即胸怀坦荡。“醉舞”句指李白的梁宋之游;“行歌”句指李白回到寓家之处山东兖州。这两句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是一次跳跃,李白从此开始南北漫游。接着四句,笔锋一转,专写李白怀才不遇。虽才华横溢,但宏图未展;仕途受挫,虽道德高尚却无人理解。虽如东汉文士祢衡一样才智卓群,但却难逃像孔子弟子原宪那样穷愁潦倒的命运。
这一段,诗人巧妙地运用了多层对比的手法。首先,李白奉诏入京与赐金放还,通过“宠”与“辱”的对比,说明“乞归”出于被迫,暗讽“优诏许”的虚伪性。其次,才高而命蹇,空有祢衡之俊却难免原宪之贫,诗人通过这一对比控诉了人间的不平。第三,“醉舞”、“行歌”,似乎是一派欢乐气氛,但紧接着写李白的遭遇坎坷、穷愁潦倒,这又形成鲜明对比,原来那不过是苦中作乐。
第三段从“稻粱求未足”到“谁将此义陈”,着重记述李白长流夜郎前后的经历,篇幅寄慨最深,为全篇重点。安史之乱起,李白求仕不得,报国无门,于公元756年(至德元年)秋隐居庐山。正值永王李璘奉玄宗诏节度江陵,率军东下,路过寻阳。李白心怀“扫胡尘”、“救河南”的愿望入了永王幕,却不自觉地卷入了肃宗和永王争权夺位的矛盾漩涡之中。次年一月,永王败死。李白入狱,继而长流夜郎(今贵州正安县)。“稻粱”二句,是说李白受聘不过是为生活所迫,有人说他得了永王的重赂,纯属诽谤。诗人极力将李白入永王幕的政治色彩冲淡,力图在为李白开脱。李白于公元757年(至德二年)冬开始流放,还没到夜郎,于公元759年(乾元二年)夏历三月在渝州遇赦,还憩江夏。因取道岳阳,南赴苍梧避祸。苍梧指湖南零陵、九疑山一带,其地与五岭接壤。“五岭”二句,因格律关系,将时序倒置。前一句指避祸苍梧,后一句指长流夜郎。“三危”,山名,在今甘肃敦煌县南,乃帝舜窜三苗之处。
“几年遭鵩鸟”。西汉贾谊谪居长沙,屋中飞来鵩鸟(即鵩鸟),自认为交了恶运,忧郁而死。李白当时作《放后遇恩不沾》:“独弃长沙国,三年未许回。何时入宣室,更问贾生才?”自比贾生,诗人因此亦以贾生比之。李白卧病当涂以手稿付李阳冰时,作《古风·大雅久不作》压卷,诗中说:“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自比孔子,自伤道穷。“独泣向麒麟”,用的就是这句诗意。
以上六句叙写李白晚年悲惨的遭遇和凄楚的心境。以下六句则是发议论,抒感慨,极力为李白鸣不平。借苏武终于归汉和夏黄公不事暴秦的故事,说明李白不会真心附逆。借穆生辞别楚王刘戊的故事,说明李白能够自重,永王也并未任用他。梁“狱”句,是说李白曾象邹阳那样上书为自己辩护。“已用”二句,是说如果当时因事理难明,李白服了流刑,那么,如今又有谁能够将这些道理去向朝廷陈述呢?一个反问句,把无人仗义执言的感慨表达得深沉幽怒。
而这一段,因为涉及极为敏感的政治问题和微妙的皇室矛盾,须委婉含蓄,故在十二句中有七句用典。本来,诗不贵用事,以防晦涩板滞。但“若能自出己意,借事以相发明,变态错出,则用事虽多,亦何所妨!”(《诗人玉屑》)“薏苡”句,是借题发挥。“几年”二句,是以事比人。“苏武”二句,是以人喻事(“元还汉”是正写,“不事秦”是反说)。“楚筵”句,以彼事喻此事;“梁狱”句,借前人譬今人。这一连串的用典,准确贴切。所以后人评曰:“诗家使事难,若子美,所谓不为事使者也。”(《察宽夫诗话》)最后四句是结束语。诗人称赞李白在垂老之年,仍吟咏不辍,祝愿他早日“病起”,为人间多作好诗。劝李白不要抱怨没有得到皇帝的恩泽,表示自己要设法向朝廷探明究竟。这是在无可奈何中的安慰之词,让老朋友在困境中感到一点人间的温暖。
此诗对仗工稳,辞藻富丽,用典精当。在杜甫的一百二十多首五言排律中,此诗无论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均不失为上乘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