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写得曲折，理析得透彻。短短的二十八个字中，包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和精妙的生命辨证。 南宋诗人姜夔在总结前人诗歌创作经验时，用四个高妙来说明优秀作品：“（1）碍而实通曰理高妙；（2）事出意外曰意高妙；（3）写出幽微，如深潭见底，曰想高妙；非奇非怪，剥落文彩，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杜荀鹤的《泾溪》诗正是理高妙的杰作。从表面看，诗的事理是碍而不通的。因为行舟水上，遇险不倾，平流却覆，似乎不合常理。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不通的现象中，潜藏着大通的本质。因为舟是人驾的，舟的载沉，不取决于路的平险，而决定于人的状况。溪险石危时，人人警惕，，自然安如泰山；平流无石处，容易懈怠，往往舟覆人亡。这，正是杜荀鹤《泾溪》诗析理的高妙之处。
推而广之，杜荀鹤在这里绝不仅仅说明行船的道理，他也在比拟人事的成败。欧阳修在《梅圣俞墓志铭》中说：“诗穷而后工”，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叙》中列举了文王、孔子、左丘明、屈原、韩非五人遭遇困厄，发愤著书，终成大器的故事。其中的道理，与《泾溪》诗是完全一致的。《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有一句名言：“生于忧患，亡于安乐。”句中的“忧患”正如泾溪的“险”；句中的“安乐”正如泾溪的“平”；句中的“兴”、“亡”正如泾溪的“不闻倾覆”与“沉沦”——水性与人性在此又一次严密吻合。 究其载沉原因，比拟人事成败，有以下四个方面：
（1）懈怠。《吴越春秋》载：吴王夫差兴于忧患之时，励精图治，打败了越王勾践。后来，昧于安乐，怠于治国，最终被越所灭。这个故事正好反映了兢慎则成，懈怠则败的教训。韩国著名围棋国手曹熏铉对其天才弟子李昌镐进行评价时断言：最容易毁掉弟子前程的是自我管理失败（即盛名之下的懈怠）。结果，李昌镐事事兢慎，如日方中。倒是李昌镐的对手，怠于人事的聂卫平棋圣毁掉了自己的大好河山。这，又是泾溪诗意的精确注解。
（2）麻痹。众所周知，危险的局面使人警惕，平顺的局面促人大意。而失败的毒素，往往存在于大意之中。陈寿《三国志》记载：蜀汉大将关羽统兵伐魏，围困樊城，水淹七军，兵锋所指，无不望风披靡。于是，关羽骄傲起来，放松了对其后路东吴的戒备。结果，吴将吕蒙袭夺荆州，关羽败走麦城，身首异处。这说明了大意与麻痹的危害。需知世上无顺事，事顺则藏险。如果居安不虑危，当然是取败之道。明乎此，也就能洞悉太平洋战争中，美国珍珠港内不可一世的太平洋舰队覆灭的奥秘了。
（3）固步自封。有一位老人说过：“如果和平与繁使人不思进取，固步自封，那么，真正的危险就在其中孕育。”甲午战争，泱泱中华大国竟然被弹丸的日本击败。原因很简单，日本进行了明治维新，国力蒸蒸日上；中华自恃地大物博，完全无所作为。两相比较，胜负的天平自然倾斜。同理，固若金汤的马其诺防线，挡不住精勇骠悍的纳粹雄兵；万里长城巨大屏障，挡不住北方草原的强大铁骑；中原汉人的太平梦想，常常被游牧民族搅得满目疮痍。安于现状、固步自封的危险，于此可见。
（4）分裂。小说《三国演义》中有这样的故事：曹操打败了袁绍的主力，袁绍病死了。他的儿子和女婿精诚团结，退据北方。曹操急攻不下，便采用了谋士郭嘉的建议，引兵撤退。危险暂时消失了，曾经并肩战斗的袁家子弟们开始了争权夺利。他们自相残杀起来，结果是两败俱伤。曹军顺势北进，彻底消灭了袁家的残余势力，统一了祖国北方。这个故事深刻地揭示了安乐对人性的毒化作用。危险消失了，人心也就散了，曾经有过的齐心协力、共度时艰的局面不复存在。试想同舟不共济，南辕却北辙，能不遭受灭顶之灾吗？
以上四点当然不是问题的全部。但是，已经具有触目惊心的巨大震撼力。在杜荀鹤《泾溪》诗中，过往船只的倾覆出于何种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绝对和平流中的舟人失去兢慎有关。万事成功都得缘于进取，大凡失败莫不是堕志。水如此，人如此；古如此，今如此。谁也不能例外。
今天，我们的国家渐渐强盛，国民的生活渐渐富足，忧患的日子渐渐远去。但是，歌舞升平的表象里下面，却汹涌着极其险恶的暗流。东有美日，北有强俄，内有台岛，政经隐忧……当此希望与忧患并生的时刻，我们重读《泾溪》诗，其现实的意义不容低估。它能使我们洞察和平背后潜藏的危险，重温“兴于忧患，亡于安乐。”的古训，理解“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凝聚民族复兴的伟岸张力。帮助我们寻找正视挑战，长治久安的治国良策。
这，正是水性与人性的实质，也是杜荀鹤《泾溪》诗的真正价值。寓含的哲理：告诫人们要居安思危，处盈虑亏，枕戈待旦。
“扶桑已在渺茫中，家在扶桑东更东”，说敬龙此番归国，行程辽远，里程不易概指。虽然《梁书·扶桑国传》说过“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后来沿用为日本的代称，若写诗也是这样指实，便缺少意趣。诗人采用“扶桑”这个名字，其意则指古代神话传说东方“日所出处”的神木扶桑，其境已渺茫难寻；这还不够，下面紧接着说敬龙的家乡还在扶桑的东头再东头。说“扶桑”似有边际，“东更东”又没有了边际；不能定指，则其“远”的意味更可寻思。首句“已在”是给次句奠基，次句“更在”才是意之所注处。说“扶桑”已暗藏“东”字，又加上“东更东”，再三叠用两明一暗的“东”字，把敬龙的家乡所在地写得那样远不可即，又神秘，又惹人向慕。那边毕竟是朋友的家乡，而且他正要扬帆归去，为此送行赠诗，不便作留难意、惜别情、愁苦语，把这些意思藏在诗句的背后，于是下文转入祝友人行程一帆风顺的话头。
“此去与师谁共到？一船明月一帆风。”船行大海中，最怕横风暴雨，大雾迷航。过去遣唐使乘坐的大船，常因风暴在海上漂流，甚至失事；能够到达的也往往要在数十日或者数月的艰苦航程之后。这些往事传闻，韦庄是心知的，所以就此起意，祝朋友此行顺利。用一个“到”字，先祝他平安抵达家乡；“明月”示晴，排除雾雨；“帆风”谓顺，勿起狂飚──行程中不生灾障。“谁”字先垫出“与师共到”之人，由下句的朗月、顺风再为挑明，并使“风”、“月”得“谁”字而人格化了。“共”字，一方面捏合“风”、“月”与“师”三者，连同“船”在一起，逗出海行中美妙之景、舒畅之情；另一方面，又结合“到”字，说“共到”，使顺风朗月的好景贯彻全程，陪同直抵家乡。两句十四个字，浑然一体，表达了良好的祝愿与诚挚的友情，饶有诗意。
诗人如此祝愿，也并非仅仅由于主观愿望，故作安慰语。它是有客观事实作基础的，这就是晚唐时日本与中国之间，海上航行相对地便利与安全的事实。它印入了诗人心底，写出来自然而然就是这样的诗句。
这首诗刻画了帝都金陵（今南京）的富丽繁华和心系功名的进取精神，既是一曲颂歌，也是一幅壮丽的图画。不管是何种情感意趣，都可以借山川景物来表现，而且达到情景交融的境界。造境宏伟高敞，措笔秀丽工整，语言清鲜流丽，反映出了青年谢朓积极进取的精神品格和非同寻常的艺术功力。
青年诗人以“颂藩德”为由头，满怀激昂的政治热情和积极的功名事业心，纵笔描绘金陵帝都的富丽堂皇和繁荣昌盛，气势轩敞，格调高昂，雅为后人所称道。
首联总揽形势，虚笔入篇。“江南”句言地理形势，“金陵”句言历史变迁。当时扬州，辖有江南广大土地，山川秀丽，物产富饶，统称江南。金陵即今南京市，为春秋时楚武王所置。秦始皇时，即有望气者称“金陵有王者之气”。而从三国孙吴到南朝萧齐，也有四朝建都于此。可见金陵作为帝王之州，历史悠久。所以，诗人饱含激情，热烈赞颂当朝都城坐落在风光秀丽的江南佳丽之地，具有辉煌而悠久的帝都历史。这两句，一从空间横面着墨，描绘都城建业的地理形势；一从时空纵面措笔，概览金陵帝都历史迁延，笔触间闪烁着显赫、辉煌的气派，富于气势。
中间三联承“帝王州”写来，具体描绘当今“帝王州”的形势。诗人特别注重视角的变化。沿巍峨帝都顺势望去，但见城墙环绕着蜿蜒曲折的护城河，绿波荡漾，风光旖旎；抬头远眺，又见层层高楼，鳞次栉比，在日光照耀之下，显得灿烂辉煌。这是二联，是写远眺。三联则取近观。驰道，天子所行之道，常人不可步入。驰道两旁，矗立着威仪棣棣的皇宫高院，甍宇齐飞，舛互迢递，一望无际。
随着视野的延伸，驰道越远越窄，渐渐被飞甍合成一片，所以猛然看去。好像是“夹”住了驰道一样。一个“夹”字，以主观感受状写客观物象，写出了境界。所以，“垂杨荫御沟”完全是实写。杨柳婆娑，婀娜多姿，茂茂密密长满了御沟两旁。
总起来看这四句，诗人应着视角的变换，层次分明地写出了帝都的形象。“逶迤带绿水”、“飞甍夹驰道”以河水的蜿蜒曲折和道路的绵绵延伸，挖掘出诗境的远近纵深感；“迢递起朱楼”、“垂杨荫御沟”以高楼的嵯峨入云和杨柳的婀娜多姿，拓展出诗境的上下层次感。同时，还注重色彩的描绘，绿水朱楼，红绿相映；琉璃飞甍，葱葱杨柳，青黄相间，五色缤纷，气象非凡。这祥写来，诗境便显得阔大、气派，富于色彩。静景的描绘而能臻于此境，堪称高妙。但诗人并不满足。他似乎觉察到了静态刻画容易流于呆板单调的不足，所以再紧跟“凝笳”二句，以驷马飞驰，车盖摩云，极写道路的繁华；又以华輈画舫，从容优游，极写河流的胜景，运动物于静景，景境全活。而且，车驰舟驶，声鼓动地（笳声徐引谓之“凝”，轻鼓小击谓之“叠”），更加突出了场景的繁华、壮观。皇京帝都的辉煌气派，渲染至极。
最后一联收束全篇。古人旧例，功成名就，登台受赏。所以最后诗人出此豪言为祝颂。从帝都的富丽、繁华中，他没有想到醉生梦死，而是心心系念着功名事业。“功名良可收”，虽是对幕主的预祝，但也反映了青年诗人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
《入朝曲》在乐府诗中属《鼓吹曲辞》。而《鼓吹曲辞》多为军中歌乐和宫廷宴乐，歌功颂德，鲜有佳品。谢朓此诗写帝京气象，虽不出“颂藩德”樊篱，格调却非同一般。气势高敞，语言鲜丽，对句工整。反映了青年诗人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文选》卷二十八“乐府”中，在十首《鼓吹曲》中仅选此一篇，可说是很具慧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