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立足汉代，对历史士的人物和事件进行审视，展开纵横捭阖的评说，从中抒发了作者的愤懑之情与落拓之志。 《解嘲》通过抒情言志描写了汉代封建制度的部分弊端和当时社会的某些实情，表达了作者反对压抑人才、主张重用贤能的进步思想。
全文可分三部分，能在纵横叙事中深刻议论，又在叙议结合中委婉抒情。
第一部分是第一至第二段，记载客难写出自己才高位低。
客人先提起古代人士能够有所作为，深得君王重用，享有荣华富贵，令人羡慕不已。然后他明言扬雄“遭明盛之世，处不讳之朝，与群贤同行”，可是长期以来未能献出奇计妙策，反而潜心创作《太玄》。他进而指出尽管论著体大思精，见识卓越，文辞繁富，但是扬雄做官失意，“位不过侍郎，擢才给事黄门”。嘲弄之词的意思是扬雄这样的情况违背了做“人纲人纪”的士人的准则。显然，作者借客之口，运用对比手法和意味深长的语言，概述士世之士与如今自己的不同境遇，涉及西汉称盛而人才受压的现象，突出水平高超与官职低微的矛盾，巧妙地把个人处世顺逆的问题放到古今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来考察。这是文章中心的一个引子，也是主体部分的一个铺垫。
第二部分是第三段至第五段，反驳所谓“不能画一奇，出一策”的嘲笑，揭示当时贤才失志的社会原因。
它主要采用对比论证来展开论述，“往昔”与“今大汉”的对比是贯穿其中的轴心。这一对比具体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往昔士人与今大汉士人的命运对比。从前周朝衰败，天下分裂，诸侯纷争，各国称雄。“士无常君，国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贫”。社会的需求使士人大有用武之地，时代的潮流将人才推士政治舞台。他们自由选择，游说君王，左右世事，有为于世。因此，邹衍名重诸侯，为世所用，孟轲受到各国诸侯的尊敬。汉代统一天下，独尊儒术，施行王道。士人顺服，朝廷人才济济，多少无关紧要。尤其是“当涂者升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变化莫测，身不由己。这样的对比说明社会状况注定了士人的命运。二是往昔士人与今大汉士人的作用对比。以往士人的去留、生死关系到国家的兴亡和事业的成败。如微子、箕子、比干离去而殷室变为废墟，伯夷、姜尚归来而周朝得以昌盛，伍子胥自杀而吴国灭亡，文种、范蠡并用而越国称霸，百里奚入秦而穆公高兴，乐毅出燕而惠王恐惧，它们足以证明那时士人是举足轻重的。汉代天下无事，局面稳定，各得其所，人们安居乐业。士人自然没有施展才能的机会，无法在当代政治舞台士表演威武雄壮的节目。这样的对比说明时代需要决定了士人的作用。三是往昔士人与今大汉士人的地位对比。前代士人有的解缚释放而做了相国，有的脱去布衣而担任高官，有的游说君王而封为士卿，还有的枉驾国君而引人注目。他们“颇得信其舌而奋其笔，窒隙蹈瑕而无所诎”。汉代“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辑客，将相不俛眉”。士人不仅为人轻视，毫无地位，而且“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因此，“欲谈者宛舌而固声，欲行者拟足而投迹”，只得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假使前代之士处于当代，“策非甲科，行非孝廉，举非方正”，只能士疏。高者不过留下备皇帝咨询，下者有所触犯而不被任用，根本不可能得到高官显爵。这样的对比说明时势变化决定了士人的地位。三方面的对比依次展开，内容逐步深入，增强了说理的说服力。作者在详细论述往昔与今大汉的不同情况后，又谈到《周易》、老庄之理。他指出“炎炎者灭，隆隆者绝”，妄取者亡，默默者存，“位极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极；爰清爰静，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所言充分阐述盛衰倚伏的意思和清静无为的思想，表明作者的处世之道。他进而讥刺客人不明事理，嘲笑贤者，愚昧至极。这部分驳斥责难，援引史事，不满时政，批评现实，显得对比鲜明，排比纵横，脉络清晰，分析透辟。
第三部分是第六至第七段，写作者对著书成名的看法，表明他不愿同流合污的情操。
面对客人所说不著《太玄》无以成名的问题，作者回顾史实，畅所欲言，展现自己默然著书的内心世界。文章指出历史士士人功成名遂，为数不少。范雎游说秦王，蔡泽夺取相位，娄敬议论定都，叔孙通讲究礼仪，萧何制定律令，曹参遵从制度，张良神机妙算，陈平出奇制胜，他们都适逢其会，符合时宜，如愿以偿，有所成就。文章认为尽管有为之士富有才智，然而他们“会其时之可为”。相反，如果有人不合时宜，在唐、虞之时制定萧何的律令，在夏、殷之世创制叔孙通的礼仪，在成周之际提出娄敬的建议，在金、张、许、史之间谈论范、蔡的主张，那么这种人的所作所为就是错误荒谬的。因此，文章强调“为可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不可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显然，这既抒发了扬雄生不逢时的苦闷，又表达出当时不少士人怀才不遇的情感。文章最后谈到作者的生活时代和人生态度。它写出蔺相如建功于章台，四皓获荣于南山，公孙弘创业于金马门，霍去病起家于祁连山，司马长卿取财于卓氏，东方朔割肉给妻子，觉得他们处在“可为之时”，所以有所作为，而扬雄“诚不能与此数公者并”。所言暗中责备哀帝无能，信用小人，意谓自己身处“不可为之时”，自然无所作为。作者强调既然现状如此，他就只能靠著书立说来闻名于世，因而“默然独守吾《太玄》”。这部分解释草创《太玄》的原因，点明适逢时宜的重要性，表现出有志难伸、有才难施的郁闷悲愤，同时，论述富有哲理，语句深沉委婉。
作者不是立足于自身经历的正面叙述，而是有意避开自我，从古今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作侧面的提示。作为社会普通一员的士人，其命运是取决于社会，取决于时代的，那么从整个社会的命运来看自我的遭遇，个人身世中很多错综复杂的问题则能得到透彻而深刻的解答。扬雄如此谋篇布局，巧寓讽世疾俗之情于古今对举的叙事之中，抒情委婉含蓄，刺世强烈辛辣，辩解微妙有力。所以他的这篇《解嘲》，前承东方朔的《答客难》而较之深刻，后启韩愈的《进学解》而较之深广。
这篇文章采用赋体的表现手法，展开主客问答，讲究修辞。它句式不一，押韵多变，骈散交替出现，行文富有变化而归于平易自然。比喻、夸张、对偶、排比、用典、反语和借代不一而足，它们各有侧重又巧妙结合，成功地表现出文章的题旨情境。文中叙事、议论、抒情三者融合，相得益彰。议论使叙事包含深刻的道理，叙事使道理呈现生动的画面，而抒情成为谋篇布局的内在脉络。
第一首
这首诗是杜甫青年时代的作品，充满了诗人青年时代的浪漫与激情。全诗没有一个“望”字，却紧紧围绕诗题“望岳”的“望”字着笔，由远望到近望，再到凝望，最后是俯望。诗人描写了泰山雄伟磅礴的气象，抒发了自己勇于攀登，傲视一切的雄心壮志，洋溢着蓬勃向上的朝气。
首句“岱宗夫如何？”写乍一望见泰山时，高兴得不知怎样形容才好的那种揣摹劲和惊叹仰慕之情，非常传神。岱是泰山的别名，因居五岳之首，故尊为岱宗。“夫如何”，就是“到底怎么样呢？”“夫”字在古文中通常是用于句首的语气助词，这里把它融入诗句中，是个新创，很别致。这个“夫”字，虽无实在意义，却少它不得，所谓“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可谓匠心独具。
接下来“齐鲁青未了”一句，是经过一番揣摹后得出的答案。它没有从海拔角度单纯形容泰山之高，也不是像谢灵运《泰山吟》那样用“崔崒刺云天”这类一般化的语言来形容，而是别出心裁地写出自己的体验──在古代齐鲁两大国的国境外还能望见远远横亘在那里的泰山，以距离之远来烘托出泰山之高。泰山之南为鲁，泰山之北为齐，所以这一句描写出的地理特点，在写其他山岳时不能挪用。明代莫如忠《登东郡望岳楼》特别提出这句诗，并认为无人能继。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两句，写近望中所见泰山的神奇秀丽和巍峨高大的形象，是上句“青未了”的注脚。一个“钟”宇把天地万物一下写活了，整个大自然如此有情致，把神奇和秀美都给了泰山。山前向日的一面为“阳”，山后背日的一面为“阴”（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由于山高，天色的一昏一晓被割于山的阴、阳面，所以说“割昏晓”。这本是十分正常的自然现象，可诗人妙笔生花，用一个“割”字，则写出了高大的泰山一种主宰的力量，这力量不是别的，泰山以其高度将山南山北的阳光割断，形成不同的景观，突出泰山遮天蔽日的形象。这里诗人此用笔使静止的泰山顿时充满了雄浑的力量，而那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作风格，也在此得到显现。
“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两句，是写细望。见山中云气层出不穷，故心胸亦为之荡漾。“决眦”二字尤为为传神，生动地体现了诗人在这神奇缥缈的景观而前像着了迷似的，想把这一切看个够，看个明白，因而使劲地睁大眼睛张望，故感到眼眶有似决裂。这情景使泰山迷人的景色表现得更为形象鲜明。“归鸟”是投林还巢的鸟，可知时已薄暮，诗人还在望。其中蕴藏着诗人对祖国河山的热爱和对祖国山河的赞美之情。
末句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两句，写诗人从望岳产生了登岳的想法，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仙字精神。此联号为绝响，再一次突出了泰山的高峻，写出了雄视一切的雄姿和气势，也表现出诗人的心胸气魄。“会当”是唐人口语，意即“一定要”。如果把“会当”解作“应当”，便欠准确，神气索然。众山的小和高大的泰山进行对比，表现出诗人不怕困难、敢于攀登绝顶、俯视一切的雄心和气概。 这正是杜甫能够成为一个伟大诗人的关键所在， 也是一切有所作为的人们所不可缺少的。 这就是这两句诗一直为人们所传诵的原因。正因为泰山的崇高伟大不仅是自然的也是人文的，所以登上的极顶的想望本身，当然也具备了双重的含义。
全诗以诗题中的“望”字统摄全篇，句句写望岳，但通篇并无一个“望”字，而能给人以身临其壕之感，可见诗人的谋篇布局和艺术构思是精妙奇绝的。这首诗寄托虽然深远，但通篇只见登览名山之兴会，丝毫不见刻意比兴之痕迹。若论气骨峥嵘，体势雄浑，更以后出之作难以企及。
第二首
咏华山一首，作者所写的华山亦同样雄伟。不过，与年青时代一首相比，这无疑是一首失意之作。自天宝乱来，作者饱历忧患方得重返朝廷，而今因宰相房琯败绩丧师于陈涛斜被罚，抗疏救之而获罪被贬。作者人至中年，除了官拜左拾遗一年境遇较佳，一直极备艰辛。因此，诗中亦有流露出失意徬徨之感。作者发端“西岳崚嶒竦处尊，诸峰罗立似儿孙”即写华山崇高。作者虽然极欲登山，但“安得仙人九节杖”一句“安得”二字诘问，已表明了作者之愿难以实现。这好比作者欲要报国，却总是报国无门，无可奈何的心情。“车箱入谷无归路，箭栝通天有一门”两句写作者仰望之余，预计攀登之路。不过这始终并未实行，只是作者在望岳时的盘算，藉以自我安慰而已。情况一如作者纵有一腔抱负理想，却只能空自盘算，无法行之于世。最后，本诗以“稍待西风凉冷后，高寻白帝问真源。”作结，作者宦途的坎坷更是可见。现实环境的不顺，使得作者产生了厌倦宦途之情，期望于热闹中寻得凉冷以自疗创痛。以华山之顶比白帝之居，更表现了作者自感理想无可实现的失意徬徨。
第三首
咏衡山的《望岳》写于作者晚暮之年，首尾抒发议论，中间写景叙事。“南岳配朱鸟，秩礼自百王。欻吸领地灵，鸿洞半炎方”几句写历代帝王皆设职官崇礼衡山。“在德非馨香”句，寓有讽喻之意，以微婉之词道出，劝勉君主要以德治国。九、十两句，作者叙自己因世乱所驱投奔南国，所以有望岳的机会。接下来自“渴日绝壁出”至“散风如飞霜”写衡山景色，乃全篇中心所在。最后以祀岳之意作结，呼应起笔“秩礼”。而“曷以赞我皇”一句，杜甫爱国之心，强烈地洋溢于字里行间。这首《望岳》通篇皆流露着作者忠君爱国的情怀，即使飘泊江湖，仍是关心朝政，无日或忘。
总结
三首《望岳》旨趣、风格的不同，恰好能代表杜甫在青年、中年、暮年三个时期的心态。咏泰山的《望岳》表现的是一种积极用世的思想，代表杜甫青年时期光芒四射，积极进取的人生，因而予人雄奇壮阔的感觉，全诗形成了遒劲峻洁、气魄雄放的风格；咏华山一首流露作者宦途失意，报国无门之情，代表杜甫中年时期失徨，动极思静的人生，此诗因而显得委婉曲折，沉郁顿挫；咏衡山的《望岳》即或是有所讽喻，代表杜甫晚年时期内敛安命，与人为善的人生。从中可稍得杜甫思想转变的轨迹。不过，无论他的心态如何改变，有一点始终是相同的，那就是他的忠君爱国之心了。青年时杜甫想要为国出力，中年时他虽不得意，却仍有报国之思，晚年时他念兹在兹仍是君主与朝政。
这是一首送别诗，但不是一般的亲朋好友间的送往迎来，而是送僧人归山。这首诗前两句以凌云的野鹤形容僧人，贴切有味，理应不失孤云野鹤般脱俗的品性；末两句写诗人对方外上人的讽喻规劝，劝上人隐居冷寂的深山，而不要到热闹的名胜去沽名钓誉。这首诗语言妙趣横生，闲散淡远，构思精巧。
“孤云将野鹤，岂向人间住。”以凌云的野鹤形容僧人，贴切有味。“云”与“鹤”本来已不是俗世凡物，何况还是“孤云”与“野鹤”，这样超尘脱俗之物在人世是留不住的。因此诗人诙谐地说：“岂向人间住。”尘世难留方外高人。方外高人理应去深山古刹，静心修炼；因此，上人归山，恰得其所，理应祝贺，不该作儿女之态，像俗人那样依依不舍，甚至怅惘无极。
“莫买沃洲山，时人已知处。”是对上人的讽喻规劝，劝上人隐居冷寂的深山，而不要到热闹的名胜去沽名钓誉。不少僧人爱住名山宝刹，实际上并不是为了修行，而是为了扬名，然后接近权贵，以求闻达于皇帝，达到加官进爵的目的。这与假隐士走终南捷径的手段相似。“莫买沃洲山”，暗寓出沃洲山名声太大，人们都知道那地方，会影响修行，会成为走“终南捷径”的人。这后两句与裴迪《送崔九》的后两句：“莫学武陵人，暂游桃源里”是同一用意，但此诗说得更直率。由此可见，作者与上人的关系亲密，可以直接规劝，所以吴瑞荣在《唐诗笺要》中说：“索性勉其入山之深，是何等交谊？”
观此诗作，写得妙趣横生、闲情逸趣，流露出诗人很看重灵澈孤云野鹤般脱俗的境界，向往隐居深山之中，却规劝方外上人要另觅他处，“莫买沃洲山”，表现出诗人劝上人隐居冷寂的深山，领悟真隐和假隐之真谛，莫隐居变成趋时，失孤云野鹤般脱俗的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