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渔家傲·与赵康靖公》是欧阳修设宴酬宾,感慨平生之作。词的上片称颂朋友,他说才高名重,为国家栋梁。这些话,虽稍嫌夸张,但并无阿谀之意(欧、赵二人,均非阿附之辈,又何况此时均已退休,无阿附之必要),而是热情地肯定朋友的一生行事和品德,包含了昔日共事交往所积累起来建立在相知相信的基础上的深厚友谊。
下片述及自己。欧阳修晚年虽然官高位显,但心情并不舒畅,随后又不满王安石变法,曾不待朝廷批复,即擅自止散青苗钱,受到严厉批评,加上身体确实不好,因而求退心切。“顾我薄才无可用”这句多少是有些牢骚的,说明自己力请退休,是实在不愿意勉强为官了。“今日一觞难得共”说明老朋友相聚难得,因此,他感慨万端,要求歌女高歌一曲助兴佐酒,要求老朋友相对捧杯,痛饮一番。这里,让人体会出其中一言难尽的饱经沧桑的喟叹。
此词叙事是直叙,抒情是直抒,质朴无华,在艺术上虽略嫌粗疏,但内容是充实的,胸襟是坦荡的。作品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欧阳修晚年生活的情况。
此诗是通过梅花来歌咏早春的,因为梅花在春天开得最早。首句写梅花之早。“南枝”,因为向阳,所以南枝上的梅花最早开放。“才放”,刚刚开放,也是说花开得早。“两三花”,只开了两三朵花,还是说花开得早。
次句写花香花色。“雪里”仍然说明花开之早,因为春天到来了,稍晚一点,就没有雪了。“吟香弄粉”是说诗人在雪中仔细吟诵与赏玩着梅花的香气以及花蕊、花瓣的形状与颜色,这四个字显然采用了互文的修辞手法。“些”虽无实在意义,但是起了押韵的作用。
后两句写梅花开放的环境,它们显然化用了唐代诗人杜牧《泊秦淮》中的名句“烟笼寒水月笼沙”,创造出一种朦胧美,同时又将花、雪、烟、月、水、沙连成一片。诗人不仅欣赏梅花,也欣赏了梅花周围诗情画意的环境。换句话说,诗人在诗情画意的环境里欣赏梅花,自然会别有一番情趣。这两句在对仗方面也下了不少工夫,不仅三、四两句相互之间对得非常工整,而且各句又分别采用了句中对的形式,这就增强了诗歌的节奏感。
宋陶岳《五代史补》卷三说了个一字师的故事:“时郑谷在袁州,齐己因携所为诗往谒焉。有《早梅》诗曰:‘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谷笑谓曰:‘数枝非早也,不如一枝则佳。’齐己矍然,不觉兼三衣,叩地膜拜,自是士林以谷为齐己一字之师。”从强调“早”的角度来说,郑谷无疑是正确的,但不一定符合实际情况。从欣赏梅花的角度看,“南枝才放两三枝”既强调了“早”,同时更有观赏价值,也比较符合实际情况,所以此诗也自有它的生命力。
词序中的辛丑,是光绪二十七年(1901)。前一年为庚子,即光绪二十六年(1900),德、奥、美、法、英、意、日、俄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据《清史稿》卷二四《德宗本纪》: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西太后和光绪自西安还京,并以珍妃上年殉节宫中,追晋贵妃”。所谓“殉节”,实是讳饰之词,西太后在逃离北京前,曾下令将珍妃推坠于宫井之中。洪汝冲的原词就作于这年的十一月。洪汝冲,字味聃(dan),湖南宁乡人,有《候蛩词》、《蜕庵词稿》。洪汝冲《声声慢·落叶》:“银瓶坠水,金谷飘烟,西风一叶惊秋。凤宿鸾栖,等闲摇落飕飕。春工剪裁几费,肯随波,流出宫沟。吹梦紧,问人间何世,半晌淹留? 连理桃根犹在,甚花难蠲忿,草不忘忧。浸玉寒泉,昭阳往事今休。哀蝉莫弹幽怨,怕稠桑、无语凝眸。谁认取,满荒郊都是乱愁。”彊村这首词是和作,确如龙榆生铨释:“此为德宗还宫后恤珍妃作”(《近三百年名家词选》)。
上片开端三句:“鸣螀颓墄,吹蝶空枝,飘蓬人意相怜”,就给人带来一股悲凉气氛。螀(jiang),寒蝉。墄(ce),台阶。颓墄,毁坏的台阶。蓬,蓬草。秋日枯萎,随风而飞。寒蝉鸣叫于毁坏的宫殿台阶之中,悲声哀景,映衬出劫后宫苑的荒凉景象。树叶纷纷坠飞,有如蝴蝶飞舞,剩下满目空枝。蝴蝶本与春风为伴,而在使生命凋零的秋风中,只有萎落、飘亡! 肃杀的气氛,美丽的形象,既切落叶词题,其中又隐现着珍妃的影子。“飘蓬人意相怜”,指光绪离京出逃如蓬草飘飞,也是指光绪在西太后的威迫下难以自主。相怜,说光绪对推坠井下死去的珍妃蕴含无限的怜爱之情,是深探心曲之辞。“一片离魂,斜阳摇梦成烟”,在光绪眼中,死去的珍妃有如一片离魂似的落叶,当年共处的往事昔情,历历难以忘怀,楼空人去,恍然如梦,在斜阳冉冉之中,如梦的往事旧情摇漾不已,隐约而又迷茫。 “相沟旧题红处,拚禁花、憔悴年年”,回忆当年与珍妃相爱情景。相沟题红,唐范摅《云溪友议》记载,唐宣宗时,卢渥赴京应举,偶临御沟,拾得红叶,上有题诗:“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后宣宗放出部分宫女,渥得一人即题诗红叶上者。这里用以指光绪与珍妃两情眷好,似由天定。但珍妃不为西太后所喜,这里以“禁花”,即宫禁中的花,代指珍妃,“憔悴年年”,暗示珍妃为西太后所忌,心境极为抑郁。结尾的“寒信急,又神宫凄奏,分付哀蝉”三句,寒信,寒冷的信息,指秋风。神宫,指光绪所居的宫殿。三句写秋风劲急,落叶纷坠,簌簌有声,如同凄凉的音乐。王子年《拾遗记》记载:汉武帝思念死去的李夫人,赋《落叶哀蝉曲》。词中的“凄奏”、“哀蝉”,暗指此曲,反映光绪思念珍妃的凄凉心情,身分、感情相合,而又时时不忘紧切落叶词题。至此,秋风声,落叶声,哀蝉声,以及心中怀念逝去者的痛苦心声,融化为充塞天地的悲声。
下片“终古巢鸾无分,正飞霜金井,抛断缠绵”三句,曲折道出珍妃被推坠宫井事。本想与珍妃相爱终老,却哪知无此缘分,原因在金井飞霜,隐约吐露了西太后的残酷无情,珍妃的逼坠井中的惨痛情事,从此被迫割断了与珍妃的缠绵情缘。“起舞回风,才知恩怨无端”,表面上写落叶在旋风中飘扬如同起舞,实际上则是写光绪回忆与珍妃的歌吟生活,而这一切都成为永难返回的过去,追寻根源,不由感叹无端的恩怨造成了多少人间憾恨。“天阴洞庭波阔,夜沉沉、流恨湘弦”,用《楚辞·九歌·湘夫人》“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诗意,切合秋深落叶题旨,同时更包含着《湘夫人》一诗中所抒写的人天悠隔的痛苦,那如梦、如云、如彩云、如落叶,如昙花的一现,那令人空惘、惆怅的幻灭之感,那浩茫难平的情思,正象那洞庭湖水一样。孟郊《湘弦怨》诗:“湘弦少知音,孤响空踟蹰”。这里作者把广阔的洞庭湖水、人天永隔的幽怨,与繁声促节的湘弦音声组合在一起,融化为一曲绵绵不尽的流恨,阴阴天宇,沉沉夜色,形象地染绘出一幅色彩阴暗的画面,笼罩着浓重的悲剧气氛。最后以“摇落事,向空山、休问杜鹃”结尾,“摇落”二字,总结全词,揭破题旨。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宋玉《九辩》)其实,摇落又岂止是草木,人生的生死、盛衰,爱情的聚散、悲欢,何尝不是如此! 这样的深悲巨痛,刻骨铭心,时刻难忘,就如空山杜鹃不停止地泣血哀啼,吐诉不尽内心郁结蕴藏的哀伤。
全词紧扣落叶,但又不拘滞于表面的咏物,而是借落叶咏叹光绪与珍妃的悲剧,就光绪而言,他虽贵为天子,但却保护不了自己宠爱的妃子,在西太后的淫威下,眼睁睁地看着珍妃被活活的逼死井中,这既是帝运的衰落,实际上也是整个封建帝制的衰亡。作者将落叶的形象与珍妃的悲惨遭遇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在落叶的飘零坠落之中,隐藏着珍妃的可怜影子。
在这封信中作者根据切身体会,畅谈了自己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看法。由于曹植本人是文学大家,深知文学创作的甘苦,因此他认为批评家既要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又得有创作实践的体验。书信最后谈到他自己的文章,称视辞赋为“小道”,这是因为曹植在政治上很有抱负,希望“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不甘心为文人。曹植本人的诗文做得很好,称“小道”,亦自谦之辞,并非真的看不起文学。全文辞意恳切,娓娓道来,一如与好友促膝谈心,给人以亲切感。
文章意在嘱托杨修对作者所作辞赋刊削点定,同时纵论当代才人优劣,抒发本身怀抱所系,意到笔随,情文并茂,是魏晋时代有特色的一篇论文。这封信评论时人创作的得失,先从文坛盛况说起。作者以神采飞扬的笔触、错综排比的句式,大致勾勒了当时邺下文苑的繁兴局面,历数“独步汉南”“鹰扬河朔”“擅名青土”“振藻海隅”“发迹此魏”“高视上京”的王、陈、徐、刘、应、杨等建安诸杰,描写他们以“握灵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的极度自信,齐驱并驾,在曹操网罗文士、广开材路的政策感召之下,群聚魏都,形成了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的繁荣景况。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更高的要求,指出此数子尚未达到“飞轩绝迹,一举千里”的顶峰,各自都还存在局限与弱点。这就开始突出了此文的一个基本观点:著述不能无病,作家应当精益求精,不惮修改。信中先以陈琳为例,说明他在辞赋创作方面本不熟谙精通,而他却过高地自我估价,乃至将别人的讥嘲也当作了赞美。作家未必是全才,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本不足怪(曹丕《典论·论文》:“文非一体,鲜能备善”),问题在于是否有自知之明,是否真正欢迎别人的批评意见。曹植又举了两个例子,一是自己“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的习惯,一是丁廙作小文请求自己润饰的事例。世人著述不能无病,需要批评改定,曹植不仅阐述这一颠扑不破的道理,而且付诸身体力行,嘱请杨修刊定自己的辞赋。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建安文坛不自满、不妄赞,重视修改意见的严肃创作态度与良好批评风气,在曹植此信与曹丕《典论·论文》中均可窥见一斑。
紧接着对作家提出的要求之后,作者又从批评家的角度来提问题,指出高度的艺术才能与素养是批评者必具的条件。“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依同理推断:有屈宋之才,乃可以衡其文笔。这一要求对批评者说来该是不切实际的。文学史上,长于议论而短于创作者大有人在。例如钟嵘《诗品》下评陆厥,曾谓其“自制未优,非言之失也”,即可以说明理论批评与艺术创作在文人一身得失不齐。准此而言,曹植对批评家似求之过苛。但是也应注意,曹植提出创作的行家才有资格议论创作这一观点,是针对刘季绪之流才庸行妄、随意诋诃他人的情况而发,是有的放矢的。另外,曹植还指出:人各有好尚,每相异殊途,海畔有逐臭之夫,墨翟有非乐之论,因此批评者在评论文章时,不可以一己的偏好,强求别人认同迁就。
信的最后,作者叙说送去辞作请求审阅的意图,同时申明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事业追求。这一段文字的表述,用意曲折,语气亦自偏激。表面上看,曹植对辞赋创作贬得很低,视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的“小道”,与建安时兴起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的文学新观念完全矛盾。然而应当看到,曹植是将辞赋、翰墨之事与他视为更重要的事业相提并论、权衡轻重的:首先追求功名勋业的建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是他毕生以求、最具吸引力的事业;其次,是采实录,辩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完成政治学术思想的著述;再次,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仕而优则赋,余事作辞人。这也恰是他少小以来乐此而不疲的爱好,绝不可能放弃。信中说“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明明是将辞赋之作置于“未易轻弃”的“匹夫之思”之列的。鲁迅曾指出,曹植说文章小道大概是违心之论。因为人总是不满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曹植的文章已经做得够好,便敢说文章是小道;他活动的目标又是在政治方面,政治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无用。这对曹植的心态不失为一种中肯的分析。总之,览文如诡,寻理即畅,后世的读者应当揣摩体察,理解作者的真正命意所在。
此信为送上辞赋的附言,本可以寥寥数语即交代清楚请托之事;但由于对方是秉意相投的知友,又是才博思颖、“高视上京”的文家,所以信中即兴挥翰,论文言志,洋洋洒洒地说了开去。纵论时人得失,略无拘忌;抒写衷心抱负,和盘托出。自许甚高而又虚怀请益,真实的心态自然呈露于纸上。议论虽间有过激处,致贻“辩而无当”(《文心雕龙·序志》)之讥;而通篇读来,“文藻条流,托在笔札”,条畅以任气,通脱以述怀,舒布其言,达而后已。作为心声的献酬,依然是达到了《文心雕龙·书记》对书体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