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前二句展示了一幅让人惊叹的画面。王大娘那细细的长竿顶着那么大的一座木山,还有一个小孩子在山上翻滚出入,真够刺激。而着一“唯”字,更有“万绿丛中一点红”之妙。
“谁谓绮罗翻有力,犹自嫌轻更著人。”后两句进一步写出王大娘超乎常人的力量与神妙绝伦的技艺。“谁谓”的反问语气更突出了人们的惊讶诧异,增强了情感的表达效果。
此诗不仅再现了唐玄宗勤政楼前人们观赏百戏的热闹场面,对王大娘过人的力量和神妙的技艺表示了由衷的赞叹,而且从一个侧面展现了盛唐时期文化艺术的高度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安宁和谐。据《太平御览》记载,刘晏写下此诗,博得了唐玄宗、杨贵妃等人的一片赞颂,唐玄宗非常高兴,赏赐了刘晏一制象牙笏和一领黄纹袍。
吴伟业的诗风富丽绵密,词也写得秾丽密致,而这首却疏淡潇洒,风格情调不同一般。这首诗的上片从步向山村人家的沿途所见写起,由远及近,由外到内,一一描绘了山家的幽静环境,主人的身份、情趣不言自明;下片集中描绘山家主人的生活情调,种柳浇瓜,摘橘采茶,真是闲云野鹤式的自在逍遥,表现出作者对山家主人生活的羡慕向往之情。全词写景叙事结合,描写富有层次,语言朴素明净,如话家常,亲切有味。
上阙首句“村坞云遮”,写村落在云遮雾绕中隐约可见,暗写山家所居环山的特点,开头自然平实。接下来两句为近前所见之景:青碧的藤蔓缠绕着老树,翠绿的修竹与白沙相映。渐行渐近,又见一幢房屋临溪傍石而立,一条铺满青苔的小径顺着篱笆延伸。“苍藤老干”,说明村落的古朴僻远。“明沙”“溪堂”“苔径”,点出山家所居近水和环境清幽的特点。以上几句纯用白描,朴拙淡雅,生动地描绘了山家四周的环境与景物。自“文沙几”以下,则为山家室中所见:文沙制成的几案,窗虽小也饰有柔纱。“文沙几”与下片的“瘿尊”呼应,说明虽是山家,却也讲究,所居之人当是闲雅之士,绝非一般山民。“是好事人家”的“好事”,谓热心助人。接下来“启北扉”三句,便写“好事人家”热情待客的情形:先打开朝北的门,移过坐床让客人安坐,可见门外傲霜凌雪的繁茂梅花,进一步衬托山家主人洒脱出尘的品格。上片由远及近,由外而内,步移景换,以写景为主。描写很有层次,可见徐步石径,往访山家,陶醉于身边画境的作者形象。
下阙以叙事为主,上承“是好事人家”,写山翁待客。“衰翁健饭堪夸”,写山家主人年虽老饭量却好,因而身体强健令人夸赞。“衰翁”,足见年事之高;“健饭”,足见食量之大。二者相对,述以“堪夸”,意趣盎然。“把瘿尊茗碗,高话桑麻”,脱胎于孟浩然《过故人庄》中的“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写山家衰翁好客而健谈,与客人边喝茶饮酒,还兴致勃勃地谈起了农事。着一“高”字,顿使衰翁神采飞扬。“穿池”以下是“高话桑麻”的具体内容:在池边开沟,栽上柳树,引水入田,浇灌瓜园。字字句句皆为农家话语,但自耕自乐陶然而居的情态、心态却蕴蓄其中。这两句写得活泼轻松,更让人羡慕隐逸生活的闲适。“霜后橘、雨前茶”则表达山家所获的喜悦,橘经霜后味更甜美,谷雨前采摘之茶尤为滋润。“这风味清佳”的赞语脱口而出,散句入词,朴实自然,山家衰翁怡然自得的神态跃然纸上。末两句说去年自己耕种的土地收成极好,可以无忧无虑地过舒心安稳的日子了。词在山家所居衰翁的侃侃而谈中结束,尽管词人没有对山家生活发表议论,但山家的环境和气氛,衰翁的健谈和安乐,使得词人羡慕并向往。
此词既写出了山家的闲适逸趣,又表明了衰翁的旷达心境。全词语言浅显平易,颇近口语,且词句紧扣“山家”,不乏警句。写景叙事结合,意象显豁明朗,意境深婉含蓄。写景,皆历历可见;叙事,亦可使人如临其境,足见作者写实的功夫。而这首词意趣却多在词外,歌咏山家,向往山家,实际上是为表明作者不忘故国,不事新朝,埋头学问,纵情山水的心迹的。
首句以提问开篇。“带甲满天地”意即遍地皆兵。此诗开头就以新颖的语言,矫健的笔力,引起读者注意。次句“君”为诗人自指。作者问自己为什么在兵荒马乱这样的时刻“远行”。
“亲朋”二句写启程时情景。亲友同声痛哭,因为正值离乱,不知此后能否重逢。而诗人则无言地跨上“鞍马”,他实际上也是含着眼泪,告别孤城秦州远去的。一边有声的痛哭,一边无声的饮泣,悲凄之状如在眼前。
“草木”二句点出远行的时间和征途的感受。“草木”零落,时入岁暮。“霜雪”飘洒,关河冷清。这是辞别亲友后途中景致。此联“岁月”二字本当用平,诗人出于内容上的考虑,突破声律常格,上句全用仄,下句四字用平。用拗峭的语言,描绘寒冬的旅程,成为杜甫五律中以入代平的一个诗例,有其值得借鉴之处。
“别离”二句回忆亲朋相送的情谊。与亲朋“别离”虽“已”成“昨日”,由于感念难忘,仿佛就在今天。由此可“见”,“古人”殷殷惜别,是有深“情”厚意的。这里字面上在说“古人”,实指今日之世态炎凉,人情淡薄。
诗以“送远”为题,但从后四句看,“当是就道后作”(浦起龙语)。这样,前四句应是“从道中追写起身时之情事”(浦起龙语)。沈德潜极赞此诗开头是“何等起手”,浦起龙更用“感慨悲歌”四字盛誉前四句。
杜甫在战火纷飞的时刻,离秦州,入蜀道,却并无一个明确的目的。离别时虽然亲朋同声“一哭”,却无人以诗相送,情景是颇为凄凉的。为了自壮“行色”,他“就道”后补写了这首名作。这与他天宝十四载(755年)“免河西尉,为右卫率府兵曹”时所写《官定后戏赠》,很有点相似。不同的是,那首诗作于安史之乱前夕,纯出于游“戏”笔墨,而且“微禄”“耽酒”,“圣朝”“狂歌”,还可为“故山归兴”,“向风”“回首”。而这首诗则写于安史乱中,“带甲满天地”的时刻。“鞍马”入蜀,茫茫前路,还不知依“托”何人,根本没有以笔墨为游“戏”的闲情。回味“昨日”告别场景,想“见”“古人”惜别“情”意,无怪乎要“感慨悲歌”,放声长吟了。
在艺术上,这首诗歌主要艺术特点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前后照应,形成一体。其次,场面细致,感人至深。再次,虚实结合,增强抒情效果。第四,对比描写,增强情感的表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