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咏梅之孤高与环境冷落而有所寄意。作者选择一系列色淡神寒的字词,刻画梅与周围环境,宛若一幅水墨画,其勾勒梅花骨格精神尤高,给人以清高拔俗之感。全词风格疏淡隽永,句格舒缓纡徐。
起首一句,以修竹作陪衬,极言野梅品格之孤高。二、三两句,极写梅的孤洁瘦淡。芳洁固然堪赏,孤瘦则似须扶持,以下二句就势写梅之不得于春神,更为有力:“东君也不爱惜,雪压风三。”梅花是凌寒而开,其蕊寒香冷,不仅与蜂蝶无缘,连候燕也似乎“怕春寒、轻失花期”。因燕子仲春社日归来,其时梅的花时已过,故云。一言“东君不爱惜”、再言燕子“无情”,是双倍的遗憾。“惟是有”一转,说毕竟还有“南来归雁,年年长开时”,其词若自慰,其时无非憾意,从“惟是有”的限制语中不难会出。这几句,挥洒自如,灵动飞扬,笔力不凡。
下片化用林逋咏梅名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写野“江梅”的风流与冷落。
过片三句言“清浅小溪如练”,梅枝疏影横斜,自成风景,虽村野(“茅舍疏篱”),似胜于白玉堂前。“伤心”两句感叹“梅妻鹤子”的诗人林逋逝后,梅就失去了知音,“疏影横斜”之诗竟成绝响。“微云”三句,以问句的形式,言林逋逝后,即有“微云淡月”,暗香浮动,也无人能赏,只不过孤芳自赏而已。结尾三句,以拟人化的手法,将梅之孤高自许的风流标格推向高潮,从而收束全篇,造成余韵深长。含蓄蕴藉的艺术效果。
这首词是作者晚年追忆洛中朋友和旧游而作的。上片写对已经沦落敌国之手的家乡以及早年自在快乐生活的回顾。下片宕开笔墨回到现实,概括词人从踏上仕途所经历的颠沛流离和国破家亡的痛苦生活,结句将古今悲慨、国恨家愁,都融入“渔唱”之中,将沉挚的悲感化为旷达的襟怀。此词直抒胸臆,表情达意真切感人,通过上下两片的今昔对比,萌生对家国和人生的惊叹与感慨,韵味深远绵长。
上片忆旧。
“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回想往昔在午桥桥上宴饮,在一起喝酒的人大多是英雄豪杰。用“忆”字开篇,直接了当把往事展开来。“午桥”是唐代白居易、刘禹锡、裴度吟诗唱和、举杯相欢的地方。作者青年时期,追寻遗韵,仰慕前贤,在故乡洛阳,与当时“豪英”一起,也在午桥宴饮聚会,把酒临风。
“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白天和朋友们在午桥畅饮,晚上围坐在杏树底下尽情地吹着悠扬的笛子,一直玩到天明,竟然不知道碧空的月光随着流水静悄悄地消失了。桥上欢歌笑语,桥下一片宁静,以静衬动。这三句写景叙事,优美自然,它如同明净澄澈的清水一样。特别是“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两句, “杏花”则点明在春天的夜晚,豪杰们抚琴弄笛,那情致高雅的笛声此起彼伏。作者以初春的树林为背景,利用明月的清辉照射在杏花枝上所撒落下来的稀疏花影,与花影下吹奏出来的悠扬笛声,组成一幅富有空间感的恬静、清婉、奇丽的画面,将作者那种充满闲情雅兴的生活情景真实地反映了出来。
下片感怀。
“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作者在政和三年(1113年)做官后,曾遭谪贬;特别是靖康之变,北宋沦亡,他逃到南方,饱尝了颠沛流离、国破家亡的痛苦。残酷的现实和往昔的一切形成鲜明的对照,很自然会有一场恶梦的感触。这两句概括了这段时间里国家和个人的激剧变化的情况。这里,作者以饱蘸着久历艰难和劫后余生的血泪的笔触,写下这感慨深沉的诗句,发人深思,启人遐想。经历了国破家亡,战事连连之后,曾在一起吟诗饮酒的豪杰们如今散落各方,九死一生,身世之感和家国之痛油然而生。
接着写道:“闲登小阁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闲登”句是说:我闲散无聊地登上小阁,观看这雨后新晴的月色。这句点题,写明作此词的时间、地点和心境。“新晴”与“长沟流月”照应,巧妙地将忆中之事与目前的处境联系起来,作者今昔不同的精神状况从中得以再现。“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把国家兴亡和人生的感慨都托之于渔唱,进一步表达作者内心寂寞悲凉的心情。古往今来的大事已经转瞬即逝了,只有把它们编成歌儿的渔夫,还在那半夜三更里低声歌唱。这是低沉的感叹,软弱的呻吟,无能为力的自我表白。这种看破世情、回避现实的消极态度,从侧面显示诗人对现实的极度不满,这是乱世怀古伤今的主题。
这首词通过回忆在洛阳的游乐来抒发作者对国家沦陷的悲痛和漂泊四方的寂寞。以对比的手法,明快的笔调,通过对旧游生活的回忆,抒发了北宋亡国后深沉的感慨。寥寥几笔,勾画出来的自我形象相当丰满。
孟郊四十六岁那年进士及第,他自以为从此可以别开生面、风云际会、龙腾虎跃一番了。满心按捺不住得意欣喜之情,便化成了这首别具一格的小诗。这首诗因为给后人留下了“春风得意”与“走马观花”两个成语而更为人们熟知。
诗人两次落第,这次竟然高中,就仿佛一下子从苦海中超度出来,登上了欢乐的顶峰。所以,诗一开头就直接倾泻心中的狂喜,说以往那种生活上的困顿和思想上的不安再也不值得一提了,此时金榜题名,终于扬眉吐气,自由自在,真是说不尽的畅快。“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诗人得意洋洋,心花怒放,便迎着春风策马奔驰于鲜花烂漫的长安道卜,人逢喜事精神爽,此时的诗人神采飞扬,不但感到春风骀荡,天宇高远,大道平阔,就连自己的骏马也四蹄生风了。偌大一座长安城,春花无数,却被他一日看尽,真是“放荡”无比!诗人情与景会,意到笔成,不仅活灵活现地描绘了自己高中之后的得意之态,还酣畅淋漓地抒发了得意之情,明朗畅达而又别有情韵。因而,这两句诗成为人们喜爱的千古名句,并派生出“春风得意”“走马观花”两个成语。
按唐制,进士考试在秋季举行,发榜则在下一年春天。这时候的长安,正春风轻拂,百花盛开。城东南的曲江、杏园一带春意更浓,新进士在这里宴集同年,“公卿家倾城纵观于此”(《唐摭言》卷三)。新进士们“满怀春色向人动,遮路乱花迎马红”(赵嘏《今年新先辈以遏密之际每有宴集必资清谈书此奉贺》)。可知所写春风骀荡、马上看花是实际情形。但诗人并不留连于客观的景物描写,而是突出了自我感觉上的“放荡”,情不自禁吐出“得意”二字,还要“一日看尽长安花”。在车马拥挤、游人争观的长安道上,不可能容得他策马疾驰,偌大一个长安,无数春花,“一日”是不能“看尽”的。然而诗人尽可自认为当日的马蹄格外轻疾,也尽不妨说一日之间已把“长安花”“看尽”。而此处的“长安花”不仅仅是指春天的百花,又指长安的女子,考中进士后,那些达官显贵、千金小姐倾城而出去看进士们游街,由此亦可看出孟郊此时的激动与自豪,写出了真情实感。同时诗句还具有象征意味:“春风”,既是自然界的春风,也是皇恩的象征。所谓“得意”,既指心情上称心如意,也指进士及第之事。诗句的思想艺术容量较大,明朗畅达而又别有情韵,因而“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成为后人喜爱的名句。
汉章帝元和中,有宗庙食举六曲,加《重来》、《上陵》二曲,为《上陵》食举。这是汉宣帝时歌颂所谓祥瑞的诗。“上陵”即登上汉朝诸帝的陵墓。据史书记载,汉宣帝在即位前曾多次遨游诸陵间。此诗写到了神仙的出现及各种祥瑞之物的到来。
“上陵”即“上林”,为汉代天子的著名游猎之苑。司马相如《上林赋》,曾以“终始灞浐,出入泾渭”、“荡荡乎八川分流”,铺陈过它周围三百里的苍莽壮阔;以“奔星更于闺闼,宛虹扡于楯轩”,夸饰过它离宫七十余所的峻高富丽。但《上陵》歌的主意,却不在夸陈上林苑的“巨丽”,而是唱叹仙人降赐祥瑞的奇迹。开篇两句是赞美式的写景:“上陵何美美”,叹上林树木的蓊郁繁美;“下津风以寒”,叙苑中水津的凉风澹荡——正是“仙”客出现前的清奇之境。林木幽幽,风声飒然,衣袂飘飘的仙客突然现身,不能不令人惊异。“问客从何来,言从水中央”。前句问得惊讶,表现仙客之现莫知其来的飘忽无踪;后句答得微妙,他竟来自烟水迷离的水中,简直难以置信!但在仙客口中,却只发为淡淡一语,似乎根本不值得一提。其遥指水天、莞尔微笑的悠闲之态,愈加令人意外而惊喜。
仙客不仅来得神奇,其乘舟也格外芳洁富丽:“桂树为君从,青丝为君笮,木兰为君棹,黄金错其间。”笮(zuó):系从的竹索。桂舟兰棹,芬芳雅洁,映衬仙人的清风广袖,正给人以“似不从人间来”的缥缈之感。它不禁令人想起,屈原笔下的湘水之神,驾驭桂木龙舟,在洞庭湖上凌波飞驶的景象。但青丝为笮、黄金饰棹,似又与仙人的身份不甚相应,倒是显出了一种错金绣银的世俗富贵气。但汉人企慕的神仙生活,本就是世俗生活的延续和保存,反射出一种积极的对世间生活的全面关注和肯定。这与后世描述的洞中枯坐、鄙弃富贵的仙人,颇有异趣。此歌歌咏的上林仙客,显露的正是汉人企羡的特点。不过,他毕竟是“仙”,故其随从也世不多见:“沧海之雀赤翅鸿,白雁随。山林乍开乍合,曾不知日月明。”赤鸿、白雁,世所稀闻。它们的出现,往往被古人视为上天降赐的祥瑞,预兆着天下的太平。当年汉武帝“行幸东海,获赤雁”,就欣喜异常,还特为作了首《朱雁》之歌。汉宣帝元康、神爵年间,这类五彩神鸟,曾成千上万降集于京师宫殿及上林苑。人们以为这都是神仙降赐的好兆,喜得宣帝屡次下诏“大赦天下”、赏赐臣下爵禄或牛酒。这四句运用长短错综的杂言,描述鸿雁群随,翅翼忽张忽合,翔舞山林之间,以至遮蔽日月的景象,奇异动人,令人有身临其境、眼目撩乱之感。神奇的还不止于此:“醴泉之水,光泽何蔚蔚”——正当鸿雁翔集之际,山林间突又涌出一股股泉水,清亮闪光、汩汩不绝,而且甜美可口,则不是人间凡水所可比拟。随着上林之“仙”降临而出现的,正是如此应接不暇的奇迹。全诗歌咏至此,仿佛有天花乱坠于字行之间。
“芝为车,龙为马”以下,歌咏仙人的离去。诗中说:人们还沉浸在对种种仙瑞的欣喜若狂之中,仙人却冉冉升天、飘忽而去了。他来的时候,乘的是兰棹桂舟,浮现在烟水迷茫之间;离去时则又身登金芝、驾驭龙马,消失在青天白云之上。此刻海天青青,仙人已渺无影踪。他究竟去向了哪里?大概是到四海之外去览观遨游了吧?这四句全为三言短句,抒写仙人离去景象轻疾飘忽,留下了一种情系云天、绵绵无尽的意韵。歌中叙仙人以“金芝”为车,堪称奇思。不过这想象也有现实依据:据说公元前62年(宣帝元康四年),曾有“金芝九茎产于函德殿铜池(檐下承水之槽)中”,被视为仙人降临的瑞兆。公元前52年(甘露二年),又有“凤皇、甘露降集京师”。金芝本产于“名山之阴、金石之间”,附近的水饮之可“寿千年”(葛洪《抱朴子》),而今却生于檐下铜池,确是奇迹。人们由此发生仙人以芝为车降临宫殿的联想,也正在情理之中。至于“甘露”,乃“神露之精”,其味甘甜,饮之亦可长寿登仙。武帝当年为了获得它,曾“以铜作承露盘,高二十七丈”,“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欲以求仙”(《三辅故事》)。而今亦降集京师,实为可喜可贺。此歌最后“甘露初二年,芝生铜池中”四句,说的就是这类奇事。字里行间,荡漾着人们对仙人降临,赐饮金芝、甘露,以延年益寿的希冀和喜悦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