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风·周南·关雎》这首短小的诗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它是《诗经》的第一篇,而《诗经》是中国文学最古老的典籍。虽然从性质上判断,一些神话故事产生的年代应该还要早些,但作为书面记载,却是较迟的事情。所以差不多可以说,一翻开中国文学的历史,首先遇到的就是《关雎》。
通常认为是一首描写男女恋爱的情歌。此诗在艺术上巧妙地采用了“兴”的表现手法。首章以雎鸟相向合鸣,相依相恋,兴起淑女陪君子的联想。以下各章,又以采荇菜这一行为兴起主人公对女子疯狂地相思与追求。全诗语言优美,善于运用双声、叠韵和重叠词,增强了诗歌的音韵美和写人状物、拟声传情的生动性。
《关雎》的内容其实很单纯,是写一个“君子”对“淑女”的追求,写他得不到“淑女”时心里苦恼,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得到了“淑女”就很开心,叫人奏起音乐来庆贺,并以此让“淑女”快乐。作品中人物的身份十分清楚:“君子”在《诗经》的时代是对贵族的泛称,而且这位“君子”家备琴瑟钟鼓之乐,那是要有相当的地位的。以前常把这诗解释为“民间情歌”,恐怕不对头,它所描绘的应该是贵族阶层的生活。另外,说它是情爱诗当然不错,但恐怕也不是一般的爱情诗。这原来是一首婚礼上的歌曲,是男方家庭赞美新娘、祝颂婚姻美好的。《诗经·国风》中的很多歌谣,都是既具有一般的抒情意味、娱乐功能,又兼有礼仪上的实用性,只是有些诗原来派什么用处后人不清楚了,就仅当作普通的歌曲来看待。把《关雎》当作婚礼上的歌来看,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唱到“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也是喜气洋洋的,很合适的,
当然这首诗本身,还是以男子追求女子的情歌的形态出现的。之所以如此,大抵与在一般婚姻关系中男方是主动的一方有关。就是在现代,一个姑娘看上个小伙,也总要等他先开口,古人更是如此。娶个新娘回来,夸她是个美丽又贤淑的好姑娘,是君子的好配偶,说自己曾经想她想得害了相思病,必定很讨新娘的欢喜。然后在一片琴瑟钟鼓之乐中,彼此的感情相互靠近,美满的婚姻就从这里开了头。即使单从诗的情绪结构来说,从见关雎而思淑女,到结成琴瑟之好,中间一番周折也是必要的:得来不易的东西,才特别可贵,特别让人高兴。
这首诗可以被当作表现夫妇之德的典范,主要是由于有这些特点:
首先,它所写的爱情,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婚姻目的,最终又归结于婚姻的美满,不是青年男女之间短暂的邂逅、一时的激情。这种明确指向婚姻、表示负责任的爱情,更为社会所赞同。
其次,它所写的男女双方,乃是“君子”和“淑女”,表明这是一种与美德相联系的结合。“君子”是兼有地位和德行双重意义的,而“窈窕淑女”,也是兼说体貌之美和德行之善。这里“君子”与“淑女”的结合,代表了一种婚姻理想。
再次,是诗歌所写恋爱行为的节制性。细读可以注意到,这诗虽是写男方对女方的追求,但丝毫没有涉及双方的直接接触。“淑女”固然没有什么动作表现出来,“君子”的相思,也只是独自在那里“辗转反侧”,什么攀墙折柳之类的事情,好像完全不曾想到,爱得很守规矩。这样一种恋爱,既有真实的颇为深厚的感情(这对情诗而言是很重要的),又表露得平和而有分寸,对于读者所产生的感动,也不致过于激烈。
以上种种特点,恐怕确实同此诗原来是贵族婚礼上的歌曲有关,那种场合,要求有一种与主人的身份地位相称的有节制的欢乐气氛。而孔子从中看到了一种具有广泛意义的中和之美,借以提倡他所尊奉的自我克制、重视道德修养的人生态度,《毛诗序》则把它推许为可以“风天下而正夫妇”的道德教材。这两者视角有些不同,但在根本上仍有一致之处。
古之儒者重视夫妇之德,有其很深的道理。
在第一层意义上说,家庭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单元,在古代,这一基本单元的和谐稳定对于整个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意义至为重大。
在第二层意义上,所谓“夫妇之德”,实际兼指有关男女问题的一切方面。“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孔子也知道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求。饮食之欲比较简单(当然首先要有饭吃),而男女之欲引起的情绪活动要复杂、活跃、强烈得多,它对生活规范、社会秩序的潜在危险也大得多,孔子也曾感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论语》)所以一切克制、一切修养,都首先要从男女之欲开始。这当然是必要的,但克制到什么程度为合适,却是复杂的问题,这里牵涉到社会物质生产水平、政治结构、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也牵涉到时代条件的变化。当一个社会试图对个人权利采取彻底否定态度时,在这方面首先会出现严厉禁制。相反,当一个社会处于变动时期、旧有道德规范遭到破坏时,也首先在这方面出现恣肆放流的情形。回到《关雎》,它所歌颂的,是一种感情克制、行为谨慎、以婚姻和谐为目标的爱情,所以儒者觉得这是很好的典范,是“正夫妇”并由此引导广泛的德行的教材。
由于《关雎》既承认男女之爱是自然而正常的感情,又要求对这种感情加以克制,使其符合于社会的美德,后世之人往往各取所需的一端,加以引申发挥,而反抗封建礼教的非人性压迫的人们,也常打着《关雎》的权威旗帜,来伸张满足个人情感的权利。所谓“诗无达诂”,于《关雎》则可见一斑。
词的上片主要描写边地骑兵驰骋射猎的雄壮场面。古人每以“猎”指称战事,“闲猎”实际就是进行军事操练。落日、劲风渲染出紧张的战斗氛围.平沙千里提供了辽阔的习武场景,弓箭骏马烘托出骑士的讽爽英姿。循此理路当展开对国力军威的铺陈,高扬英雄主义的风采。不料“隐隐”以下折人了由昭君的青冢引起的“闲愁”,其实此“愁”不但非“闲”,相反是对国运的深长忧思。下片即是其所思的内容.在堂皇的颂词下蕴含着辛辣的讽刺。皇帝贵为天子,统有天下,后官佳丽,供其享用;庙堂有治国的贤相,边疆有善谋的良将:没想到国家的安定却要靠小女子的和亲换来。“不减”一句将此前的堂堂国威全部扫却,其犀利简直使大宋君臣无地自容。结尾二句又复归歌功颂德之词,极尽椰榆挖苦,矛头直指皇帝。回观上片所写的骑射场景,可知它只是词人的想象之境,现实的情况
是君王纵乐、文恬武嬉,边备废弛,只能以割地赔款来求得苟安于一时。有鉴于此,词人才会以下计大段的讽刺感慨系之,以与上片的理想之境构成强烈对比。
值得指出的是,联系山谷所处的时代背景,他的讽刺矛头是直接指向变法派的。这‘时期的诗歌中山谷表现出与当政者断然不合作的态度,时露鄙夷讥讽,其例证彰彰具在,可以参观。尤其可堪玩味的是,王安石有咏阳君的《明好曲》”首,当时和者甚众。山谷由昭君这热门话题而兴感作词,也在情理之中。王安钉在诗中称“人生失意无南北”、“汉恩自浅胡自深”,在安石可能是要故作惊址骇俗之论,而这或许也是引发山谷深思的触煤之一吧。
《聪明累》是清代小说家曹雪芹所创作的一首曲子,出自《红楼梦》第五回。此曲主要写王熙凤耍尽权谋机变,弄得贾府一败涂地,也害得自己落了个“悲辛”的凄惨下场。这支曲子,用语生动形象,大量采用比喻及迭词对句的形式,生动地描绘出了封建社会制度彻底崩溃的情景。全曲语带讽刺,曲调哀怨,充满了悲伤气氛。
王熙凤是贾府的实权人物。她主持荣国府,协理宁国府,而且,从“王凤姐弄权铁槛寺” 中,更识得她交通官府, 为所欲为的阶级本性。
曲子开头的两句道出了王熙凤及其所代表的贵族阶级走向没落的必然命运。宋代黄庭坚《牧童》诗末两句云:“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这里的“机关用尽”,是讽刺那些不顾一切费心机、弄权术去追名逐利的达官显贵。王熙凤正是这一类耍尽阴谋机变,权欲、贪欲极度膨胀的剥削阶级人物。曲子这头两句,用嘲弄的口气,概括了贾府“女霸”王熙凤的为人和结局。
王熙凤生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阴险毒辣,制造了许多罪恶,确是到了“心已碎” 的地步,但结果还是树倒猢狲散:“家亡人散各奔腾”。
贾府的衰败,是封建地主阶级必然灭亡的封建社会“末世”所注定的。因此,无论王熙凤如何的“聪明”,如何的“机关算尽”,都不能支撑贾府这座即将倾塌的“大厦”,更不能挽救四大家族乃至整个封建地主阶级“似灯将尽”的历史命运。曲子唱出“一场欢喜忽悲辛”,即是王熙凤一生遭遇的总结,也可以说是封建社会“末世”的挽词。
曲子最后唱道:“叹人世,终难定!”这是作者的感叹,作者把王熙凤的悲剧结局和封建家族的没落,归之于人世祸福难定,却是作者局限性的反映。
这支曲子,用语生动形象,很有特色。开头两句,语带嘲讽,突出王熙凤“弄权”的显著特点,以及她自食恶果的必然命运。作者还用迭词对句的形式,使要表达的思想更加鲜明。用“意悬悬”写出王熙凤费尽心力耍弄阴谋权术时的精神状态;用“荡悠悠”讽刺她到头来只是好梦一场。曲子更用“忽喇喇似大厦将倾,昏惨惨似灯将尽”这种发声传情的比喻,形象地描写出王熙凤命如油尽灯灭,她所代表的封建社会制度彻底崩溃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