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前八句纯以议论出之,点明此番出游的缘由。诗人借对前事的评述逐渐抽绎出自己的思绪来。头四句以齐景公和周穆王作为一反一正的比照:春秋时的齐景公,曾登牛山而流涕,哀人生之短促,而其用以补偿的却是加倍地贪恋宫室狗马之乐;周穆王为追求赏心乐事,则乘八骏西游,在昆仑瑶池与西王母尽相见之欢。前者沉溺于世俗的物质享受之中,未免辜负了那一瞬间对人生的感悟,所以说“牛山空洒涕”;后者在远游中实现了生命的延长,那才是精神上真正的欢乐,所以说“瑶池实欢悰”。这一“空”一“实”的用语,已逗漏出作者的主意所在。次四句归到自己身上,作进一步申说。“年迫”两句说岁月流逝,山望成空,惟有在与自然亲切晤对的远游中,才能使心胸豁然畅通。“大宝”两句说:即使贵为国君也不能摆脱“年迫”之苦,更何况像我这样被迁谪至海隅的失意者呢!言下则企羡远游之情已昭然可见。诗的前八句,用笔至为工稳细密:写齐景公事以“遄台”和“牛山”并举,因两者均在今山东淄博一带,位置相邻;写周穆王事以“紫宫”和“瑶池”并举,因两者原意指天帝和神仙的居所,字面相近。后四句虽已转入夫子自道,而在字面上,“年迫”犹承齐景公牛山之泣一事,“游远”犹承周穆王西游之事,“大宝”义兼二君。意虽转而语犹承,从中可见大谢诗的“法密机圆”(方东树语)之处。
诗的后八句写登临的所见和所感。“羁苦”、“观海”两句为承上启下的过渡。盘屿山在浙江乐清市西南五十里,滨海,故登山可以观海。而此番登临,原是因不耐客中寂寞故来寻求安慰,非同一般的流连玩赏,这就为下文的虚拟之笔预设了伏笔。诗人写景,只用了“莫辨洪波极,谁知大壑东”两句,从空际着笔,极写海之浩渺无涯。这两句在突出大海辽阔无际的同时,也写出了其吞吐无穷的容量和汹涌澎湃的动势;而置于句首的“莫辨”、“谁知”,又将诗人的惊异、赞叹之情倾泻无遗。诗人以大刀阔斧的疏朗之笔展示出极为恢宏的气象,不仅切合海的性格,也使全诗至此精神为之一振。而紧接着的“依稀采菱歌,仿佛含嚬容”,又在转眼之间将实景翻作虚景。按采菱曲为楚歌名,“含颦容”则从西施“病心而颦”的故事化出,这里借指越女,所谓“荆姬采菱曲,越女江南讴”(王融《采菱曲》),这楚歌越声在大谢诗中乃是和归思相联系的。谢灵运有《道路忆山中》诗云:“采菱调易急,江南歌不缓。楚人心昔绝,越客肠今断。断绝虽殊念,俱为归虑款。”可移用为此诗注脚。“依稀”、“仿佛”四字已明言这并非实有之景,而在眺望大海之际,忽闻乡音,忽见乡人,正是由思乡心切而生出的幻觉。这一神来之笔,把主人公深沉的情思呼之欲出。既然“羁苦”之情不能在观海之际释然于胸,那么也就只有在继续远游中才能聊以排遣,诗的末二句正是以展望未然来收束的。诗的这一部分以虚实交互为用的运笔烘托出内心的波澜,把主人公为苦闷所迫而又无计解脱的心绪表现得十分真切而自然。
这首诗大半都用对偶句组成,却无板滞迂缓之弊。原因是诗人的精心结撰之处,并不限于区区一联,而是将之置于全篇的结构之中,注意彼此之间的承接呼应关系。如首四句从字面看分为上下两联,而在用事上则以一三、二四各说一事,显得错落有致。五、六两句虽自成一联,而它们又分别和前四句勾连相承。“莫辨”以下连用六个偶句,而以句首的不同用词又可分为三组,这又是与内容的虚实转换互为表里的。
石竹,又叫洛阳花,是一种夏季开花的多年生草本植物。诗歌的前四句正面描写石竹,赞其正当全盛,风姿优美,但又想到霜露的降临,石竹免不了凋零。在一实一虚的对照中,寄寓了深深的忧患感。
“叹息”四句由石竹的遭遇联想到人生,对生命、自我、人生进行追索思考,流露出彷徨和苦闷的情绪,不难看出诗人对隋末纷乱的社会现实的不满,诗意又逼进一层。
结句却又一转,以随其自然变化作收束,足见诗人的旷怀高致。
在唐代人的观念里,从二韵到一百二十韵的五言或七言诗,只要平仄粘缀,词性、句法都成对仗,就都是律诗,一概称为五律或七律。二韵四句的称为绝句。绝句也是律诗,故又称“小律诗”。六韵以上的称为大律诗。宋元以后,绝句不属于律诗。“五律”、“七律”这两个名词仅指四韵八句的诗。于是,有必要绐六韵以上的律诗另外定一个名目,“排律”这个名词是在这样的需要下产生的。它有方便处,也未必“有害于诗”。
唐中宗李显,在一个正月三十日到昆明池去游玩,高兴地做了一首诗,命令随从的官员们大家和他一首。当时有一百多人做了诗。宋之问这首诗是被评为最好的作品。题目“奉和”,这个“奉”字,如果按照它的本义来讲,就是“捧”字。意思是双手捧了皇帝的原作,照样也做一首,但现在,它已成为恭敬的礼貌词,如“奉答”、“奉命”、“奉询”等等。
许多人用同一题目做诗,第一个人做的第一首诗,称为“首唱”;大家跟着做,称为“和”。这整个赛诗的行动,称为“唱和”。和诗也有几种不同的情况。用同样的题目,同样的诗体,但不用同样的韵脚,这是“和诗”。题目、诗体、韵脚,全都与原唱一样,这是“和韵”。在唐代,“和”与“和韵”,意义不同。宋元以后,凡是和诗都必须用原韵,于是“和”与“和韵”就没有区别了。
晦日是每月最后一日。大月是三十日,小月是二十九日。前面不标明月份,就是正月晦日。唐代的礼俗,以正月晦日、上巳和重阳定为三大节日。在这三天,公私休假,官吏和人民都郊游宴乐。到了宋代,这种风俗已不行了,所以宋代以后的诗中,见不到晦日游宴的题目。
“幸”是一个封建政治动词。皇帝到了什么地方,就说是“幸某处”,因为这是某处的荣幸。皇帝在某一位妃子的屋里歇宿,就说是“幸某妃”,因为这是某妃的荣幸。
昆明池在汉长安城西南,原是汉武帝所开,以训练水军的。在唐代,成为一个名胜的游览区。
“应制”也是一个封建政治语词。皇帝的命令,称为“制”或“诏”。其书面文件称为“制书”或“诏书”。唐初几位皇帝都能作诗,他常常在令节宴会的时候作诗首唱,命诸大臣和作,因此,初唐诗人集中有不少“应制”或“应诏”的诗。题目用“奉和”或“奉和圣制”的,表示皇帝自己先作了一首,有“和”当然必须先有“唱”。题目有“应制”而没有“奉和”的,表示奉皇帝之命而作,但皇帝自己并没有作。例如宋之问有一首《幸少林寺应制》,是他随从武后游幸少林寺,奉命而作。因为武后没有作诗,故只有“应制”而不是“和”。应制诗也有限制定韵脚的,例如宋之问有《九月晦上阳宫侍宴应制得林字》一诗,是九月晦日武后在上阳宫设宴,命大臣各作一诗,每人分配到一个韵脚,宋之问得到“林”字,他的诗就必须用“林”字韵。
“应诏”和“应制”本来没有区别,但武则天规定用“制”字,不用“诏”字,故武后以后都用“应制”而不用“应诏”。奉皇后,太子的命令,称为“应令”,例如李百药有一首《奉和初春出游应令》,这是随从皇太子初春出游,太子作了一首诗,命大家和作。还有用“应教”的,那是奉诸王之命而作。例如虞世南有一首《奉和咏风应魏王教》。太宗的第四子李泰,封为魏王,他作了一首咏风的诗,请陪同的大臣也作一首,所以题作“应魏王教”。还有一首诗题为《初晴应教》,就不知道是应那一位王子的教了。
“应制”、“应令”、“应教”诗,总称为“应制诗”。这种诗大多是五言四韵的五律,或六韵至十二韵的长律,偶尔也有绝句。由于这是君臣之间的文字酬答,措辞立意,必须顾到许多方面。要选择美丽吉祥的辞藻,要有颂扬、祝贺、箴规的意义,要声调响亮,要对仗精工,要有富贵气象,切忌寒酸相。这样,它就成为一种典型的宫廷文学。唐代诗人官位高的,差不多人人有这种诗。后世皇帝爱好文学者少,自己能作诗的更少,这种君臣唱和的风气就衰歇了。
为皇帝晦日游昆明池而作诗,题材中主要部分当然是皇帝、晦日、昆明池三项。宋之问这首诗就使用了与此三者有关的典故。第一联是先叙述这件事:春天参与了灵池上的宴会,池边设置了帐殿。灵池、沧波,都是指昆明池。第二联描写乘船在昆明池中游览:船划过了石鲸,好象从北斗星和牵牛星之间回来。昆明池有石刻鲸鱼,又有牵牛织女的石像立于池之东西,使池水仿佛象银河。槎,就是船。第三联就得照顾晦日:这个节日是正月三十日,春气还没有到来,只是暗暗地催杨柳发芽。据说,唐尧的时候,阶下生了一株草,每月一日开始长出一片荚来,到月半共长了十五荚。以后每日落去一荚,月大则荚都落尽,月小则留一荚,焦而不落。这一荚称为蓂。后世诗文家就用“蓂”字代替荚。此诗说“蓂全落”,可知是三十日。于是,这一联诗,就扣住了正月晦日。第四联要扣住昆明池。他说象北海那样茫茫无涯的水中,正好看落日的景色;看到池底的黑泥,便想到这是劫火烧馀的残灰。这两句用的都是昆明池的典故。当年汉武帝开凿此池,取象北海(溟,即北海)。在池底掘得黑灰,以问东方朔。东方朔说:天地大劫将尽,就会发生大火,把一切东西都烧光,叫做劫火。这是劫火后遗留下来的残灰。第五联就转到皇帝。周武王建设了镐京(今陕西长安),与群臣宴饮。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君臣宴会的故事。汉武帝曾和他的大臣们乘船泛游于汾水之上,自己作了《秋风辞》这首著名的歌。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君臣游乐唱和的故事。宋之问就很适当地用这两个典故组织了两句诗,顺便歌颂了李显为汉武、周王。镐饮是周武王的事,但这一联诗中不能以“周武”对“汉武”,于是只好硬派作周文王的事了。最后一联是结束,应当使皇帝、晦日、昆明池三者都有交代。宋之问又用了一个汉武帝的故事。据说汉武帝曾救过一条大鱼,后来在昆明池旁得到一双夜光珠,是大鱼报恩献给他的。于是这一联诗就说:不怕三十夜没有月亮,自然会有报恩的夜光珠进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