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古老的传说：帝尧曾经将两个女儿（长曰娥皇、次曰女英）嫁给舜。舜南巡，死于苍梧之野。二妃溺于湘江，神游洞庭之渊，出入潇湘之浦。这个传说，使得潇湘洞庭一带似乎几千年来一在被悲剧气氛笼罩着，“远别离，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潇湘之浦，海水在下万里深，谁人不言此离苦？”一提到这些诗句，人们心理上都会被唤起一种凄迷的感受。那流不尽的清清的潇湘之水，那浩淼的洞庭，那似乎经常出没在潇湘云水间的两位帝子，那被她们眼泪所染成的斑竹，都会一一浮现在脑海里。所以，诗人在点出潇湘、二妃之后发问：“谁人不言此离苦？”就立即能获得读者强烈的感情共鸣。
接着，承接上文渲染潇湘一带的景物：太阳惨淡无光，云天晦暗，猩猩在烟雨中啼叫，鬼魅在呼唤着风雨。但接以“我纵言之将何补”一句，却又让人感到不是单纯写景了。阴云蔽日，那“日惨惨兮云冥冥”，就像是说皇帝昏聩、政局阴暗。“猩猩啼烟兮鬼啸雨”，正像大风暴到来之前的群魔乱舞。而对于这一切，一个连一官半职都没有的诗人，即使说了，也无补于世，没有谁能听得进去。既然“日惨惨”、“云冥冥”，那么朝廷就不能区分忠奸。所以诗人接着写道：我觉得皇天恐怕不能照察我的忠心，相反，雷声殷殷，又响又密，好像正在对我发怒呢。这雷声是指朝廷上某些有权势的人的威吓，但与上面“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相呼应，又像是仍然在写潇湘洞庭一带风雨到来前的景象，使人不觉其确指现实。
“尧舜当之亦禅禹，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这段议论性很强，很像在追述造成别离的原因：奸邪当道，国运堪忧。君主用臣如果失当，大权旁落，就会像龙化为可怜的鱼类，而把权力窃取到手的野心家，则会像鼠一样变成吃人的猛虎。当此之际，就是尧亦得禅舜，舜亦得禅禹。诗人说：不要以为我的话是危言耸听、亵渎人们心目中神圣的上古三代，证之典籍，确有尧被秘密囚禁，舜野死蛮荒之说啊。《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竹书纪年》载：尧年老德衰为舜所囚。《国语·鲁语》：“舜勤民事而野死。”由于忧念国事，诗人观察历史自然别具一副眼光：尧幽囚、舜野死之说，大概都与失权有关吧？“九疑联绵皆相似，重瞳孤坟竟何是？”舜的眼珠有两个瞳孔，人称重华。传说他死在湘南的九嶷山，但九座山峰联绵相似，究竟何处是重华的葬身之地呢？称舜墓为“孤坟”，并且叹息死后连坟地都不能为后人确切知道，更显凄凉。不是死得暧昧，不至于如此。娥皇、女英二位帝子，在绿云般的丛竹间哭泣，哭声随风波远逝，去而无应。“见苍梧之深山”，着一“深”字，令人可以想象群山迷茫，即使二妃远望也不知其所，这就把悲剧更加深了一步。“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斑竹上的泪痕，乃二妃所洒，苍梧山应该是不会有崩倒之日，湘水也不会有涸绝之时，二妃的眼泪自然没有止期。这个悲剧实在是太深了。
诗所写的是二妃的别离，但“我纵言之将何补”一类话，分明显出诗人是对现实政治有所感而发的。所谓“君失臣”、“权归臣”是天宝后期政治危机中突出的标志，并且是李白当时心中最为忧念的一端。元代萧士赟认为玄宗晚年贪图享乐，荒废朝政，把政事交给李林甫、杨国忠，边防交给安禄山、哥舒翰，“太白熟观时事，欲言则惧祸及己，不得已而形之诗，聊以致其爱君忧国之志。所谓皇英之事，特借指耳。”这种说法是可信的。李白之所以要危言尧舜之事，意思大概是要强调人君如果失权，即使是圣哲也难保社稷妻子。后来在马嵬事变中，玄宗和杨贵妃演出一场远别离的惨剧，可以说是正好被李白言中了。
诗写得迷离惝恍，但又不乏要把迷阵挑开一点缝隙的笔墨。“我纵言之将何补？皇穹窃恐不照余之忠诚，雷凭凭兮欲吼怒。”这些话很像他在《梁甫吟》中所说的“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轰震天鼓。……白日不照吾精诚，杞国无事忧天倾。”不过，《梁甫吟》是在说，而《远别离》中的这几句隐隐呈现在重重迷雾之中，一方面起着点醒读者的作用，一方面又是在述及造成远别离的原因时，自然地带出的。诗仍以叙述二妃别离之苦开始，以二妃恸哭远望终结，让悲剧故事笼括全篇，保持了艺术上的完整性。
诗人是明明有许多话急于要讲的。但他知道即使是把喉咙喊破了，也决不会使唐玄宗醒悟，真是“言之何补”。况且诗人自己也心绪如麻，不想说，但又不忍不说。因此，写诗的时候不免若断若续，似吞似吐。范梈说：“此篇最有楚人风。所贵乎楚言者，断如复断，乱如复乱，而辞意反复行于其间者，实未尝断而乱也；使人一唱三叹，而有遗音。”（据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转引）这是很精到的见解。诗人把他的情绪，采用楚歌和骚体的手法表现出来，使得断和续、吞和吐、隐和显，消魂般的凄迷和预言式的清醒，紧紧结合在一起，构成深邃的意境和强大的艺术魅力。
这篇文章描写了广个“长五分许，横广四分”的桃核上雕刻的人、物、风景，主体部分按照由上至下、由内及外、由中心至边缘的空间顺序来写，体现了该桃刻工艺的传神、精细和复杂，以及工匠高超的刻技。文章说明顺序井然，杂而不乱，条理清晰，描述生动。
唐代诗人张继有广首饮誉古今的七绝《枫桥夜泊》，描写姑苏（今江苏省苏州市）城外枫桥和寒山寺深秋冷落的自然景色，表现出广种寂寞的情调，渲染了作者旅途的孤愁情怀。而本篇文章所记桃核工艺品的微雕世界则是张继诗之意境的再现，是诗之意境的具体化、形象化，并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
但是，微雕世界的重心却凝聚在两处：广是寒山寺，广是小舟，扣住了诗的题意。先看寒山寺，依傍山麓，古松掩蔽。房门半掩，广个僧人坐在屋内侧首倾听。他是在听松涛声，还是听潮涨声？都不是。他是在听人的足音，在等人。这样，僧的焦急之心不言而喻。这由“松下东来广衲，负卷帙踉跄行，若为佛事夜归者。对林广小陀，似闻足音仆仆前”可知。在这深夜，“踉跄行”、“仆仆前”正说明情事非同广般。
再看另广个画面：“近滩维广小舟，蓬窗短舷间，有客凭几假寐，形若渐寤然。舟尾广小童，拥炉嘘火，盖供客茗饮也”。写客人伏在小桌上小睡，像是要醒来的样子，点明了行客心事重重，揭示了行客愁闷落寞的情怀，以至在这夜半三更，难以安眠。而残月半弯，疏星数点，潮声阵阵，无疑又为行客添了几多愁绪。这样，文中所介绍桃核微雕世界的两个主要画面，都突出广个“愁”字，完美地完成了诗的意境的体现。
在行文间，作者时而插入广句传神的描写句，如“若寒冻不胜者”，“貌爽爽自得，睡足徐兴乃尔”，避免了枯淡，使文章显得生动感人。另外，文中记叙井然有序，由上至下，由内及外，由中心向边缘，杂而不乱，条理清晰。至于第二段，决不是前文的简单重复。前文是以事件为主进行介绍的；而此段却是按类而分，是对前文的总括，有助于人们对前文的介绍有广更清晰的回味和认识。这也是这类记文所必需的。
这是《古诗十九首》的第十四首。从题材范围、艺术境界以至语言风格看来，有些近似第十三首《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是出于游子所作。由于路出城郊，看到墟墓，有感于世路艰难、人生如寄，在死生大限的问题上，愤激地抒发了世乱怀归而不可得的怆痛之感。
《古诗十九首》虽说不是出于一个作者之手，但这些诗篇却都植根于东汉末年大动乱的历史土壤，而具有共同的忧患意识。因为人生理想的幻灭而跌入颓废感伤的深谷的作者们，为了排遣苦闷，需要讽刺和抨击黑暗，这一个惨雾迷漫的外宇宙；而更重要的是，他们还需要对自己的内宇宙进行反思：既然人生如寄，那么人生的价值观该是如何？既然是荣枯变幻、世态无常、危机重重、祸福旦夕，那么人生的最后归宿又将是如何？
虽说《十九首》作者未必是富于思辨的哲学家，然而极尽人间的忧患，促使他们耽于沉思，而道家的辽阔想象空间和先秦以来“名理”观念的长期孕育，多方引导他们考虑生死存亡问题，终于把对人生奥区的探索和对世路艰难的悲歌二者相拌和。这是《去者日以疏》一诗的思想特点，也是当时中下层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写照。
当然，同是探索，同是悲歌，手法也还有不同。由于《十九首》作者的每一篇作品的思维定势不同，因而表现这一种自我反思的核心观念的建构也各有不同：有的是着意含情，有绵邈取胜；有的是一气贯注，而不以曲折见长；有的运用一层深似一层的布局而环环套紧；有的是发为挥洒的笔势，历落颠倒，表面看来，好像各自游离，而却又分明是在深层次中蕴藏着内在脉络。而《去者日以疏》这一首，就思维定势说来，则更有其异守崛起之势。请看，开头的“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起笔之人生高度概括，就已经笼罩全诗，和另外十八首迥然不同。另外十八首，大都是用比兴手法，由自然景物形象之表层的揭示，逐步转为景物的社会内涵的纵深掘发。这种审美心态与其艺术处理，蔚为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因而古人说，诗有了“兴”，则“诗这神理全具”（李重华《贞一斋诗话》）。确有至理。但话又说回来了，诗的得力之处并不能局限于比兴。哪怕开门见山，只要处理得好，也未尝不可成为佳作。开门见山，可以用叙事手法，如“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由“涉长道”而转入四顾茫茫，展开人生如寄的怅触；也还可以用足以笼罩全文、富于形象的哲理性警句作为序幕，那就是接下来要谈的《去者日以疏》的开头两句了。
“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互为错综的这两句，既是由因而果，也是相辅相成。天地，犹如万物的逆旅；人生，犹如百代的过客，本来就短促万分，更何况又是处于那一个“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的灾难重重的时代。死去的人岁月长了，印象不免由模糊而转为空虚、幻灭。新生下来的一辈，原来自己不熟悉他们，可经过一次次接触，就会印象加深。去的去了，来的来了。今日之“去”，曾有过往昔之“来”；而今日之“来”，当然也会有来日之“去”。这不仅和王羲之《兰亭集序》中所说的“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相似，此外也更说明一点：东汉末年以至魏晋文人，他们的心理空间的确宽广。他们喜爱对人生进行探索，对命运进行思考。按照这首诗的时间的逻辑顺序看来，作者应该是先写走出郭门，看到遍野古墓，油然怆恻，萌起了生死存亡之痛、人天廖廓之想，然后再推开一笔，发挥世事代谢、岁月无常的哲理。可是作者偏不这样写，而是猛挥其雷霆万钧之笔，乍一开头，就写下了这样苍苍莽莽、跨越古今、隐含着人世间无限悲欢离合之情的两句。从技巧上说是以虚带实，以虚涵实；从作者的思维定势说，则是在诗篇开头，已经凭宏观纵目，指向了人事代谢的流动性，从而针对这一“来”一“去”进行洞察性的观照和内窥性的反思。
足见开头意象的如此崛起，决非偶然。说明作者在目累累邱坟时被激直的对人生的悟发有其焦灼性。作者确是为眼前图景百触目惊心。也正因为这种悟发和焦灼来自眼前的严峻生活图景以及由此而联到的、长期埋葬在诗人记忆仓库中的决象，所以这开头的涵盖性就异常广阔，气势异常充沛，思维触角轩翥不群。这正是唐代诗僧皎然说的：“诗人之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诗式》）作者出了郭门以后，其所见所想，几乎无一而不与一“去”一“来”、一生一死有关。埋葬死人的“古墓”是人生的最后归宿了，然而死人也还是难保。他们的墓被平成耕地了，墓边的松柏也被摧毁而化为禾薪。人生，连同他们的坟墓，与时日而俱逝，而新的田野，却又随岁月而俱增。面对着这样的凄凉现象，面对着那一个“时”，却又偏偏是“世积乱离”（《文心雕龙·时序》）、大地兵戈、生民涂炭之时，诗人对眼前一“去”一“来”的鱼龙变幻，不由引起更深的体会，而愁惨也就愈甚了。既然“来者”的大难一步逼近一步，他不能不为古今代谢而沉思；既然看到和听到白扬为劲风所吹，他不能不深感白扬之“悲”从而自伤身世。历来形容悲风，都是突出其“萧萧”声。为此，诗人不由沉浸到一种悲剧美的审美心态积淀之中而深有感发，终于百感苍茫地发出惊呼：白扬多悲风，萧萧愁杀人！墓前墓后的东西很多，而只归结到“白扬”；但写白扬，也只是突出了“萧萧”。荆轲有“风萧萧兮易水寒”之句。借用到这里来，却既成为悲风之声，又成为象征“地下陈死人”的像白扬树的哭泣之声。死人离开世界，是“亲者日以疏”了，然而他们的悲吟分明在耳，这就是“来者日以亲”。一“疏”一“亲”，表现在古墓代谢这一典型景象对比之中，更集中的化作为白扬的萧萧声。这结果，给予诗人的感召如何，这就不用说了。清人朱筠有云：“说至此，已可搁笔”；但他却又紧接着说：“末二句一掉，生出无限曲折来。”（《古诗十九首》）确有至理。
所谓末二句，是这样的平平淡淡，但它却饱含着无限酸辛：思归故里闾，欲归道无因。表现看来，这两句好像游离开前文，确乎是朱筠说的“一掉”；介这一个大大的转折，却显示了诗歌的跳跃性，并非游离之笔，它和上文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既然人生如寄，代谢不居，一“去”一“来”中岁月消逝得如此迅速，那么长期作客的游子，则不能不为之触目惊心。唯一的希望只有是及早返回故乡，以期享受乱离中的骨肉团圆之乐。这时，老人该尚未因尽死而疏，而过去未曾见过的新生后辈，又复得以亲近，这将是无比美好的。不过，引人怆痛的是欲归不得，故障重重。这些故障尽管没有细说，而只是一笔带过，化为饱含着无限酸辛的二字：“无因”！但，这位凝神地谛视着满眼丘坟，冥索人生的反思自我的诗人，他的前途茫茫是可以想见的。
他只有让幻想委于空虚，把归心抛却在缥缈难凭的宇宙大荒之中。而与此同时，他也只有让长期生活无限延续下去，让还乡梦日日向枕边萦绕，让客中新岁月，一天天向自己逼来。
在古今代谢这一个莽莽苍苍和流动不居的世界中，诗人的遭际是渺小的，然而诗人的心理时空却又非常辽阔。他把长期的游子生涯放在一“去”一“来”的时间顺流中，把异乡的“郭门”和故乡的“里闾”放在两个空间的对流中；而更重要的，则是宇宙的代谢引起他主观和悟解，而诗人的焦灼又加深了景物的愁惨气氛中，耸立着一位耽于沉思的、净化了和升华了的悲剧性格的佚名诗人。就这一点说，又可以看做心灵与现实的交流。
顺流，对流，交注，一切都表明这首古诗作者，他有着炯炯双眸。他不止是“直视”丘坟，他面向的是茫茫宇宙中的奥区。他怀着愤激和焦灼的心情，进行观照和冥索。
螃蟹，一般被视为横行无忌、为非作歹的反面典型形象，皮日休在这首诗中所吟咏的螃蟹可以有不同的诠释。有人认为此诗赋以螃蟹不畏强暴的叛逆性格。按照这种说法，在这首诗中，诗人热情地赞扬了螃蟹的铮铮之骨、无畏之心和不惧强权、敢于“犯上”的壮举，寄托了他对无私无畏、敢于“横行”、冲撞人间“龙庭”的反抗精神的热烈赞美和大声呼唤。尤其是三四两句，说螃蟹不仅不怕天帝雷电，而且更不怕海龙王的强权，含蓄地表达了诗人对螃蟹不畏强暴的叛逆性格的颂扬之情。但也有人认为此诗对螃蟹形象的刻画，是塑造了一个横行无忌、为非作歹的反面典型形象，入木三分地讽刺了社会上一些横行霸道之人。所谓诗无达诂，两种理解都不无道理。
这首诗在艺术表现技巧上很有值得称道之处。首先，是多侧面的形象描写。首句“未游沧海早知名”，是通过诗人久闻螃蟹大名，从远处来极写蟹在诗人心中的崇高地位。一个“早”字，既显示了螃蟹所负盛名时间之久，又表现了诗人对螃蟹品格爱慕之日深。次句“有骨还从肉上生”，重在描写螃蟹的外形。“有骨”，有甲壳，是螃蟹与无骨软体动物的重要区别，也是它赖以生存的手段。“有骨”二字暗寓了诗人对螃蟹身有傲骨的赞美之情。三、四两句“莫道无心畏雷电，海龙王处也横行”，是从心灵世界的角度为螃蟹敷彩。传说天帝是宇宙的最高统治者，海龙王是水族的主宰，雷电是天帝怒气的产物。螃蟹不仅不怕天帝雷电，而且更不惧龙王的强权，即使在龙王的龙庭中，它也敢于“横行”。正是由于这多方面的镂刻，从而使螃蟹不畏强权的叛逆性格具有了立体感。
其次，把深厚的思想感情含蓄地寄寓在妙趣横生的形象中，也是此诗的显著艺术特色。封建秩序不容许叛逆思想的公开表达，诗歌的艺术规律也要求作者的思想倾向要尽力融入艺术形象中，这些都是诗人以“横行”之蟹的形象寄寓反抗意识的原因。诗中，诗人颂扬螃蟹的叛逆性格，并未流于直露，而是从“名”“骨”“心”“横行”等侧面逐层对蟹的形象赋之于人的品格、加以刻画、让读者从蟹那具有立体感的形象中自行品味蕴含其中的主旨思想。
此诗语言形象、幽默、传神，把螃蟹的形象和神态写得活灵活现，全诗不著一个“蟹”字，对蟹的写照可谓极致。
这首小令写羁旅愁怀。开头四句隐含旅愁，接着描绘了一幅萧瑟凄凉的秋天薄暮图，篇末才点明“离人又在天涯”，把离愁乡思一气呵出。全篇语言清丽，情景交融，其主要特色首先是捕捉形象的手法高明，其次是善于运用反衬的手法，其三是衬字多，但多而不杂，运用得圆转灵活，体现了郑光祖散曲创作的某些特色。
此曲一开头，就勾勒出一幅倦客行旅图。“弊”、“倦”、“萧萧”等字眼，显示了征人长途跋涉的经历。而“一竟入烟霞”，则含有漫无目的、不知所之的迷茫意味。这样的起笔，自然引起了读者对征人的关注。
“烟霞”除解释烟云外，还有“野景”的释义，所以“一竟入烟霞”也是为下文集中写景所作的过渡。从第五句起，作者的笔就跟上了游子，从他的眼里来看待面前的野景。时节正是清秋，弓风掠动着田野上的庄稼和水面旁的芦苇。“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诗经·王风·黍离》）“兼葭苍苍，白露为霜。”（《诗经·秦风·蒹葭》）弓风里的禾黍使人感到衰凉，秋水边的兼葭使人感到寒凛，对征人来说，这一切就是“动羁怀”，这三字决定了他审视秋景的黯淡心理。向前方看是几株老树，停栖着数不清的缩头垂翅、无精打采的乌鸦。仰望天空，是几阵南归的大雁，呀呀地啼叫着投向沙岸暂息。“千点万点”与“三行两行”在视觉上形成了密与疏的对比，但触发的愁意却没有数量上的差别。这样的秋景连读者也感到凄凉，征人惹动客愁，不堪忍受，是情理之中的事。
接着出现了水村山郭。水流南折，产生了旋涡，渔夫设网张竿，等着鱼儿上钩。写出渔具钓船而不见主人，当是时辰已暮，各自归家造饭。再远一些，小桥尽头的溪岸边，竹篱茅舍，隐约可见几户人家。溪沙上不见浣洗的人影，看来也是同样的缘故。极目遥望溪后的山谷，血红的丹枫，金黄的野花，尽扑眼帘。色彩如此明丽，可知是留住了夕阳的影子。这一段秋景若让读者欣赏，应当承认说疏朗清丽，大可流连。但对于浪迹天涯、无家可归的征人来说，除了凄凉断肠，还能有什么感想。末两句点明题旨的感慨，可以说是征人迸发着血泪的呐喊。这同马致远的名作《天净沙·秋思》一样，都是在写景之末点明“人在天涯”，用景色来衬现旅愁。但由于两者篇幅不同，便自有铺陈与含蓄的区别。
金代董解元《弓厢记诸宫调》有一首《赏花时》：“落日平林噪晚鸦，风袖翩翩吹瘦马。一径入天涯。荒凉古岸，衰草带霜滑。瞥见个孤林端入画，篱落萧疏带浅沙。一个老大伯捕鱼虾，横桥流水，茅舍映荻花。”该曲与之有相近之处。可见元散曲选取典型景物的写法，是继承了民歌与民间说唱文学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