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第一节首二句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马。”写微子朝周时所乘的是白色之马。因宋为先代之后,于周为客,故不以臣礼待之,如古史所称舜受尧禅,待尧子丹朱以宾礼,称为“虞宾”,用意相同。殷人尚白,微子来朝乘白色之马,这也是不忘其先代的表现,这一细节,说明在周代受封之宋国,还能保持殷代制度,故微子来朝助祭于祖庙,谓之“周宾”可也。“有萋有且,敦琢其旅”,写微子来朝时,随从之众。这两句表明微子来朝时,其众多随从都是经过选择的品德无瑕的人。这一小节写得很庄重,写客人之来,从乘马、随从等具体情节来表现,以示客至之欢欣,可谓得体。
第二小节四句,写客人的停留。“有客宿宿,有客信信。”一宿曰宿,再宿曰信,叠用“宿宿信信”,表示住了好几天。客人停留多日,可见主人待客甚厚,礼遇甚隆。“言授之絷,以絷其马”,表明主人多方殷殷留客。这两句写留客之意甚坚,甚至想用绳索拴住客人的马。这和后来汉代陈遵留客,把客人的车辖投入井中的用意,极为相似。把客人的马用绳索拴住,不让他走,用笔之妙也恰到好处。
最后一小节四句写客人临去,主人为之饯行。其诗曰:“薄言追之,左右绥之。”在饯行的过程中,周王的左右群臣,也参加慰送,可见礼仪周到。下二句云:“既有淫威,降福孔夷”。言微子朝周,既已受到大德的厚待,上天所降给他的福祉,也必然更大,以此作颂歌的结语,既以表示周代对殷商后裔的宽宏,亦以勉慰微子,安于“虞宾”之位,将来必能得到更多的礼遇也。
此诗以民歌形式,三章六句分述三个并不相关的内容,通过对比手法讽刺时局,矛头直指最高统治阶级,鞭笞了皇帝的种种罪行,道出了人民的强烈呼声。
《捕渔谣》共三章六句,分述三个并不相关的内容,用两种方式组合:一是不同内容的排比,拓宽外延;二是同一内容的对比,深化内涵,并集中在一个焦点(主题)曝光。丰茸其辞而凝炼其意,正是民间歌谣的普遍特色。远者汉桓灵时童谣:“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黾。”近者如民歌:“种田郎,吃米糠;纺织娘,没衣裳;卖盐的老婆喝淡汤,编凉席的睡光床。”其语虽浅显,事虽明了,作者仅仅作客观叙写,不加褒贬,而事实提供的强烈对比,却表达了深刻的思想内容与鲜明的憎爱态度。
进一步考察,《捕渔谣》所列举三端,非同泛泛。首句写农桑为立国之本,废于征战;人才为兴邦之道,囿于偏见;夫妇为人伦之先,乱由上作。天子所好虽不过尔尔,其影响却至巨至大。诚如司马迁言:“其称文小,而所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屈原列传》)即以冯唐而论,冯唐向以不遇于时作为典故人物流传,在汉时尚数次有人举荐,如今竟至于荐引无人,可悲可叹。曹邺对晚唐社会的病态症结作了深刻揭露,既具有针对的时事性,又有深厚的历史感。
至于题作《捕渔谣》,而诗却无相关内容,或以为怪异。盖民歌民谣向有特殊调名,如近世“杨柳青”“马灯调”“莲花落”“无锡景”可以推知;起先可能抒写直接内容,后来渐渐失去联系。水路山歌,渔夫樵子,“牧笛无心信口吹”,只取其自由洒脱。文人词原亦由民间词发展而来。其词调最初大抵有来历,尔后创作渐多,遂与内容分离;犹如时新名酒仍以百年老窖陈酿作商标,示其古朴醇正而已。顺便再说一说章法,前两章如正形方阵,纵横悉成对衬;第三章奇数陡起,便觉欹兀,戛然而止,锐其锋芒。
此诗开头两句对宿紫山北村的缘由作了说明,原来他是因“晨游紫阁峰”而“暮宿山下村”的。诗人之所以要“晨游”,是为了欣赏山峰上的美景。早晨欣赏了紫阁的美景,悠闲自得往回走,直到日暮才到山下村投宿,碰上的又是“村老见余喜,为余开一尊”的美好场面,作者的心情是很愉快的。但是,“举杯老及饮”,不愉快的事发生了。
开头四句,点明了抢劫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抢劫对象,表现了诗人与村老的亲密关系及其喜悦心情,为下面关于暴卒的描写起了有力的反衬作用,是颇具匠心的。中间的十二句,先用“暴卒”“草草”“紫衣挟刀斧”等贬义词句刻画了抢劫者的形象;接着展现了两个场面:一是抢酒食;二是砍树。
写抢酒食的四句诗,表现出暴卒、作者和主人的三种不同表现。“夺”和“掣”两个词,包含着一方不给,一方硬抢的丰富内容。诗人用这两个词作“诗眼”,表现出他自己毕竟是个官吏,敢于和暴卒争,但还是败下阵来,这就不仅揭露了暴卒的暴,而且暗示了暴卒敢这样“暴”的原因,为结尾的点睛之笔留下了伏线。
写两个抢劫场面,各有特点。抢酒食之时,主人退立敛手;砍树之时,却改变了态度,这表明主人对树有特殊感情。诗人为了揭示其心理根据,先用两句诗写树:一则指明那树长在中庭,二则称赞那是棵“奇树”,三则强调那树是主人亲手种的,已长了三十来年。这说明它在主人心中的地位,远非酒食所能比拟。暴卒要砍它,主人当然会“惜”,“惜不得”,是“惜”而“不得”的意思。于是,发自内心的“惜”就表现为语言、行动上的“护”,虽然迫于暴力,没有达到目的,但由此却引出了暴卒的“自称”和作者的悄声劝告。
结尾的四句诗,在当时很好懂;时过一千多年,就需要作些注解,才能了解其深刻的含义。所谓“神策军”,在唐代天宝(唐玄宗年号,742—756)年间,本来是西部的地方军;后因“扈驾有功”,变成了皇帝的禁卫军。唐德宗时,开始设立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由宦官担任。他们以皇帝的家奴身份掌握禁卫军,势焰熏天,把持朝政,打击正直的官吏,纵容部下酷虐百姓,什么坏事都干。元和(唐宪宗年号,806—820)初年,皇帝宠信宦官吐突承璀,让他做左神策军护军中尉;接着又派他兼任“诸军行营招讨处置使”(各路军统帅),白居易曾上书谏阻。这首诗中的“中尉”,就包括了吐突承璀。所谓“采造”,指专管采伐、建筑的官府。唐宪宗的时候,经常调用神策军修筑宫殿;吐突承璀又于唐元和四年(809年)领功德使,修建安国寺,为宪宗树立功德碑。因此,就出现了“身属神策军”而兼充“采造家”的“暴卒”。做一个以吐突承璀为头子的神策军人,已经炙手可热了;又兼充“采造家”,执行为皇帝修建宫殿和树立功德碑的“任务”,自然就更加为所欲为,不可一世。
诗是采取画龙点睛的写法。先写暴卒肆意抢劫,目中无人,连身为左拾遗的官儿都不放在眼里,留下悬念,引导读者思考这些家伙究竟凭什么这样暴戾。但究竟凭什么,作者没有说。直写到主人因中庭的那棵心爱的奇树被砍而忍无可忍的时候,才让暴卒自己亮出他们的黑旗,“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一听见暴卒的自称,作者很吃惊,连忙悄声劝告村老:“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讽刺的矛头透过暴卒,刺向暴卒的后台“中尉”;又透过中尉,刺向中尉的后台皇帝。前面的那条“龙”,已经画得很逼真,再一“点睛”,全“龙”飞腾,把全诗的思想意义提到了惊人的高度。
诗一开篇以杜鹃啼血的典故,实写久不量移的悲苦。“子规”就是杜鹃,又称之为“杜魄”,相传为古蜀帝杜宇所变,日夜悲啼,叫声似“不得归去”,直叫得眼睛出血,是历来诗文中悲苦的象征。武元衡《送柳侍御裴起居》诗说:“望乡台上秦人去,学射山中杜魄哀。”诗人取白居易“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琵琶行》)的诗意开篇,一个“倦”字点明悲苦之久,“不意”的喜悦可想而知。诗人闻“乡禽”黄鹂的叫声而思念故乡,展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时空关隘,以优美的语言、眷恋的情怀,向读者描绘了一幅鲜活有趣、令人向往的故园乡土风情画。故园长安既是诗人的出生、成长之地,也是诗人建功立业、实现平生抱负的希望所在。在迭经变故、风雨如晦的日子里,诗人无时无刻不在渴望朝廷恩赦,祈盼擢用,于是,家乡变成了作者魂牵梦绕的精神寄托。由此,诗人不惜浓墨重彩,礼赞了日思夜想的家乡,如痴者之喃,梦者之呓,亦真亦幻,如歌如画。春天的故园,春意盎然、生机勃勃。故乡土地平阔,产出丰富,人情醇厚,生活恬愉,连鸟儿在曾经显出卓著功绩的昆明湖、细柳营上空自由自在地飞翔。现实是严酷无情的,复出的机会日益渺茫,使作者心灰意冷,徒生伤悲。诗句着力刻画故乡风物,字里行间既蕴涵着往日“翻日迥度昆明飞,凌风斜看细柳翥”的惬意和欢愉,又弥漫着“我今误落千万山,身同伧人不思还”的悲苦和忧伤。结尾以拟人的手法,借问黄鹂“乡禽何事亦来此,令我心生忆桑梓”,嘱咐黄鹂速归,将作者戚苦、郁闷、无助、不平而又不甘放弃的情绪宣泄得淋漓尽致。
此诗创作于诗人离开永州的前一年。作品显示,作者对现实既失意迷惘,同时对复出抱有强烈的追求和幻想,一颗赤子之心始终在逆境中顽强地跳动。所以语言未失活泼,风格依然俊朗,在意境上有喜有悲,大起大落。全诗以黄鹂一脉贯通,寓意高远,气韵流畅,开合自如,大气泱泱,读后令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扼腕生情,回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