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联是说：我以微薄的力量为国担当重任，早已感到疲惫。如果继续下去，再而衰，三而竭，无论自己衰弱的体质还是平庸的才干必定无法支持。这与孟浩然的“不才明主弃”、杜牧的“清时有味是无能”等诗句同一机杼，都是正话反说、反言见意之辞。
颔联若用现代语言表达，即“只要有利于国家，哪怕是死，我也要去做；哪能因为害怕灾祸而逃避呢。”此联已成为百余年来广为传颂的名句，也是全诗的思想精华之所在，它表现了林则徐刚正不阿的高尚品德和忠诚无私的爱国情操。“生死以”，语出《左传·昭公四年》：郑国大夫子产因改革军赋制度受到别人毁谤，他说：“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这里的“以”字原意是“为”、“做”或“从事”，准确地理解它的含义才能读懂全诗。
颈联从字面上看似乎心平气和、逆来顺受，其实心底却埋藏着巨痛，细细咀嚼，似有万丈波澜。“谪居”，意为罢官回乡或流放边远地区。按封建社会的惯例，大臣无论受到什么处分，只要未曾杀头，都得叩谢皇恩浩荡。这就像普希金笔下那个忠心耿耿而无端受责的俄国老奴对暴戾的主子说的话一样：“让我去放猪，那也是您的恩典。”接下来是说：“到边疆做一个多干体力活、少动脑子的‘戍卒’，对我正好是养拙之道。”“刚”，即“刚好”、“正好”。也就是说：“您这样处理一个罪臣再合适不过了。”
尾联从赵令《侯鲭录》中的一个故事生发而来：宋真宗时，访天下隐者，杞人杨朴奉召廷对，自言临行时其妻送诗一首云：“更休落魄贪杯酒，亦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杨朴借这首打油诗对宋真宗表示不愿入朝为官。林则徐巧用此典幽默地说：“我跟老伴开玩笑，这一回我也变成杨朴了，弄不好会送掉老命的。”言外之意，等于含蓄地对道光帝表示：“我也伺候够您了，还是让我安安生生当老百姓吧。”封建社会中的一位大忠臣，能说出这样的牢骚话来，也就达到极限了。我们认真体味这首七律，当能感觉出它和屈原的《离骚》一脉相通的心声。
对仗工稳而灵活，是此诗写作技巧上的一个特点。如，以“国家”对“祸福”，以“生死”对“避趋”，按词性来说，都是正对。“生死以”的“以”字作“为”解，是动词；而“之”字是虚词。作者既用“以”字的实词义表达思想内容，又借它的虚词义来与“之”字构成对仗，显示了驾驭文字的深厚动力。
这是一首描写贵族欣赏音乐会发念古幽情的小诗。诗人是在淮水之旁或三洲之上欣赏了这场美妙的音乐会。他听到了演奏编钟，锵锵作响；淮河之水，奔腾浩荡。但诗人在此时忧心且伤感起来，原来他怀念那些古代的好人君子，而对当今世风日下颇为不满。
连续三章都是反复表达此种情绪，诗人的道德感、责任感和忧患意识非常强。一场音乐会激起了他的思古之幽情。
最后一章，诗人完全沉浸在这美妙的音乐会里了：编钟鸣响，琴瑟和谐，笙磬同音，相继演奏雅乐南乐，加之排箫乐舞，有条不紊。令人读之，有如置身其中，身临其境。
此诗记录了钟、鼓、琴、瑟、笙、磬、雅、南、籥等多种乐器共同演奏的场面。前三章写耳闻钟鼓铿锵，面对滔滔流泻的淮水，不禁悲从中来，忧思萦怀，于是想到了“淑人君子”。对他的美德懿行心向往之。卒章描写钟鼓齐鸣、琴瑟和谐的美妙乐境。如果透过字面上的这些意思来探究其深层的涵义，则会令人感到无从索解，因而朱熹在《诗集传》中也只能说：“此诗之义未详”，“此诗之义有不可知者。”
其实诗人是有感而发的，这种感慨折射出他对国运、时代的忧思。从诗的卒章来看，他所听到的不是一般的音乐，而是“雅”“南”之类的周朝之乐，这些音乐与周朝的辉煌历史联系在一起。诗人身处国运衰微的末世，听到这种盛世之音，自然会感慨今昔，悲从中来，从而会有追慕昔贤之叹。
这首诗意在说明书法重在“寓意”，不必死学古人，斤斤计较于“法度”。
苏轼《石苍舒醉墨堂》诗：“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他把书法艺术作为写意、乐心、游息的一种手段，不计工拙，唯在自由挥洒耳。
苏轼曾自我剖示道：“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 这种追求自我精神的遨游，信手遣兴，不计工拙，也遭到当时一些士大夫的讽刺，有人说苏轼的书法多病笔，“作‘戈’多成病，又腕著而笔卧，故左秀而右枯”等等。黄庭坚辩曰：“此又见其管中窥豹，不识大体。殊不知西子捧心而颦，虽其病处，乃自成妍。”
苏轼提倡“浩然听笔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为得之”（《论书》）。胸中有浩然之气，便能发之于胸，应之以手，便能听笔之所至。苏轼的书艺神而化之，法意互得，无意于佳而自佳，达到自然天成的境界。
这首诗首联点题，写了巴陵山的春色，也写出了岳阳楼的气势；颔联写湖景，水与山皆视野开阔，气势磅礴；颈联前句想象洞庭鱼龙变幻，着眼于自然，后句追思帝子神灵，着眼于神话；尾联写诗人陶醉于湖光山色中，乐而忘返，且运用神奇的典故，借助疑问句式，把读者引向一个诡异惝恍的境界。全诗以乐景开始，以愁意结局，急转收束，余味如笛音，悠悠不尽。
首联从大处落笔，写洞庭湖的无边春色。李白《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有云：“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写的是秋景。杨基笔下所展现的，却是巴陵春色浓如酒，因而更加容光焕发，楚楚动人的景象。“阑干落洞庭”紧承上句，说春色纵横，充溢于洞庭湖面，写出了楼上人与湖中景互相契合的意趣，与首句一气呵成。
颔联山、水分叙。水则气吞三楚见出湖面的辽阔；山则遥接九嶷，显出无限的青苍。寥寥二语，便将洞庭湖及其周围环境勾画出来。“水吞三楚白”之“吞”，与杜甫“吴楚东南拆”之“坼”，孟浩然“波撼岳阳城”之“撼”，堪称异曲同工。“山接九疑青”，一个“接”字，写出洞庭湖的深远幽缈，横无际涯。
因为说到九嶷山，便自然想起传说中南巡死于此地的舜，以及舜亡后没于湘水的娥皇、女英。杨基抓住了这一特点，以空灵之笔写出颈联二句：“空阔鱼龙舞，娉婷帝子灵。”空阔的洞庭，鱼龙潜跃，气象万千，诗人因此给洞庭的山山水水笼上了一层迷人的神话般的色彩。
何人夜吹笛，风急雨冥冥”这结尾两句纯系想象之词，似实而幻，隐约中又辟一灵境。范仲淹说的“朝晖夕阳，气象万千”，在杨基的诗中，则用浪漫的诗情和富有神韵的笔调把它表现出来了。同时，这最后两句又隐约包含着一点范仲淹《岳阳楼记》中所说的迁客骚人之感。联系到杨基入明以后短短几年间一贬河南，二贬钟离，三被免于江西任上的经历，则此时虽然起复，但胸中恐怕也不会毫无芥蒂了，故而有此感。
此诗在明人五律中可称佳作。诗通篇笔墨都是为洞庭湖的“气象万千”图形传神，堪称是一首真正的山水诗。特别是诗人写景虚实结合，实景摹其形态，虚景传其神韵，而且好像有意与前贤比试似的，也用五言律诗来写。《明诗别裁》称其“五言射雕手”洵非虚誉。全诗以乐景开始，以愁意结局，急转收束，显出了诗人深厚的功力。
据有关文献记载，1281年（元至元十八年）三月，姜彧作为河东山西提刑按察使，借视察水利的机会拜谒了晋祠（晋祠在山西太原西南悬瓮山麓，为周初唐叔虞的封地，其正殿之右有泉，为晋水发源处），曾作《浣溪沙》二首，写“目前之胜概”，后来词被刻成石碑立于晋祠内。此处所选为其中第二首。本词虽为游晋祠而作，但并没有正面描写晋祠本身，而是放眼于祠外的山水，极言山水风光之美，抒发作者为此而陶醉的美好感受。晋祠本身在词中虽未一字写及，但其令人向往之佳处已尽在词中了。
上片写山水的清秀。作品首先从山峰上的云岚写起，一个别出心裁的“滴”字，将山上云朵那鲜润洁净且不断飘浮的质感和动感极为形象地呈现了出来。作者的视线由远而近，接着描写拍岸的河水以及岸边的春草与沙滩。写草言其“香”，状沙称其“暖”与“净”，这些字眼同上句的“滴”字一样，不仅准确地写出了自然物象的特性，更表现出了作者欣喜、畅快的心境。寥寥十余字，已使一处远离尘嚣的山水胜境清晰地展示在了人们面前。至此，作者的欣喜之情也难再自禁，于是发出了“只疑误入武林溪”的由衷赞叹。武林，即今杭州。杭州山水佳称天下，其风光之秀丽是北方一般的地方难以相比的，而词中着一“疑”字，将眼前景色径与江南名胜并提，其秀美程度便也不言自明。
下片写林木的繁茂。作品着意选取了桃与柳这两种北方最常见的树木，描绘了一幅色彩绚丽、生机盎然的春景图。首句写桃，次句写柳。一鲜红，一碧绿。一蓬勃向上，一茁壮下垂。二者形色迥异而相映成趣，从而将一个充满着生命力的锦绣春天捧给了读者。其中“桃无烘日”的描写尤显得新颖别致：一片鲜红的桃林之上一轮红日冉冉升起，好像不是太阳自己在上升，而是由红艳艳的桃无将其烘托上去的，这是一种非常富于诗意的境界。如此胜境，让词人情愿老于是乡。词末“一尊心事百年期”所表达的即是这样一种心愿。无酒不成欢，面对这般美景，词人自然要开尊畅饮，这不免又勾起了他一直不能释怀的“心事”。他此次游晋祠是以朝臣视察政务的名义而来的，只能是个短暂的驻留，于是遗憾之感也由此悄然而生。所谓“心事”也就是词人尚无法实现的归隐田园寄身山林的心愿。词人将这心愿称为“百年期”，即终生的期待。词人要把眼前这绝佳的山水，作为自己人生的归宿。词人之所以有这样挚切的期盼，固然是因为这山水的美好，同时在他心目中更有一个相比衬的参照系，那就是俗世的喧嚣和官场的污浊。
小词短短六句，以写景为主，描摹物象鲜明生动，且极富层次感，同时善于融情于景而了无痕迹，虽也直写情语，然皆出于自然流露。其语言平易而简洁，风格清新而明快，颇有唐人绝句之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