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首联回忆革命战争年代一起在草莽森林中的战斗生活及战友情谊。起句借用托名唐代黄巢《自题像》原句来会议革命战争的历程。次句则表明因为军务倥偬，二人虽是亲密战友，却也难以常相聚首，畅叙友情，言下不胜追怀惋惜之意。
颔联联则以艰苦卓绝的长征作衬托，缅怀罗荣桓对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建设所做的巨大贡献。60年代以来，毛泽东的头脑中已形成一种“反修”的政治忧患意识，这种意识十分强烈，而这首《吊罗荣桓同志》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由于吊唁的哀痛和“反修”的政治忧患意识糅为一体，该诗也有一种格外哀伤情调。也正是因为毛泽东认为“战锦方为大问题”，所以才会在内忧外患中，当罗荣桓“不幸离人世”时产生那种“国家疑难可问谁”的怅失感。
颈联则全部用典，并以巧妙的借喻，形象鲜明地把当时的这种政治情势，活化成了意境鲜明的优美诗句，寓爱憎褒贬于其中，令人回味无穷。斥鷃，蓬间小雀。大鸟，昊天鹍鹏。而前者“欺”后者，而且时有所闻，岂非咄咄怪事。典出于《鹰和鸡》中的鸡“笑”鹰飞得低的故事，更使人觉得可笑、可气、可恼。这一联中的上下句，通过同义相叠而增强了表达效果，在相反相映的两组形象的“不和谐”、“不合理”的关系中，使大者更大，小者更小，高者更高，低者更低，在戏谑鄙夷之中，同时也透出了诗人的一份忧虑。
尾联“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对如此卓越英才不幸离世直抒哀思，尤其是结句以问语写出，更充分表达了作者对罗荣桓的深切怀念。于哀悼之中反衬出罗荣桓同志对党和人民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说明他的逝世是党和人民的重大损失，这一强调是对他的高度评价，是对他最高的赞誉。
这首悼亡诗，“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且以诉诸各种感官的立体形象美和“沁人心脾的言情”以及“脱口而出无矫揉装束之态”的语言，成为颇具“大家之作”风范的毛泽东诗词中的精品，且将永为世人所传诵。
该诗刻画了一个不持戒、不坐禅，却整天饮茶、做农活的僧人，体现出了诗人学禅不拘泥于形式，而在于领会禅意的思想。这个不持戒、不坐禅，整天想着喝浓茶、干农活的僧人形象说明了什么呢。
这个不持戒、不坐禅，整天想着喝浓茶、干农活的僧人形象说明了什么呢。还是让慧寂自己的事迹来说明吧。《五灯会元》卷九：“初谒耽源，已悟玄旨。……耽源谓师曰：‘国师当时传得六代祖师圆相，共九十七个，授与老僧。乃曰：“吾灭后三十年，南方有一沙弥到来，大兴此教，次第传受，无令断绝。”吾今付汝，汝当奉持。’遂将其本过与师。师接得一览，便将火烧却。耽源一日问：‘前来诸相，甚宜秘惜。’师曰：‘当时看了便烧却也。’源曰：‘吾此法门无人能会，唯先师及诸祖师、诸大圣人方可委悉，子何得焚之？’师曰：‘慧寂一览，已知其意，但用得不可执本也。’”耽源把祖师的画像交给慧寂收藏，意味着希望他能接过衣钵，承传法统。但慧寂却将画像烧掉了，因为他认为，要承传法统，重要的是得其意，而非得其像。他所要体认的是祖师的自性，这自性，无生无灭，永远存在，而像上所画，既然能够变灭，显然就是虚幻的，非本质的。如此而来，将其烧掉，正表明他强调的是心印，而非形迹。后来临济义玄“到达磨塔头，塔主问：‘先礼佛，先礼祖？’师曰：‘祖、佛俱不礼。’主曰：‘祖、佛与长老有甚冤家？’师拂袖便出。”（《五灯会元》卷十一）这种无凡无圣，向内求佛，打破偶像的精神，与慧寂正是相通的。另外，以喝浓茶、扛镢头代替了持戒、坐禅，也反映了作者对“平常心”的追求。这蕴含其中的多义性，无疑使得全篇语意丰厚，思理深微。
饮茶往往是僧人生活情趣的一个重要方面。《敦煌变文集》卷三载唐人《茶酒论》说：“明（名）僧大德，幽隐禅林，饮之语话，能去昏沉。”《五灯会元》卷九载：“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饭后三碗茶。’”慧寂说自己是“酽茶三两碗”，显然也能见出这种“和尚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