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运用了第三人称的写法,写出了少妇渴望爱情,渴望夫妻相依相偎,甚至举案齐眉的平凡生活。此诗结构直中有婉,虚实相映;描写细腻,突出细节;运用叠词,富有情韵。
此诗叙述的是一个生活片断,大致描述如下:女主人公独立楼头,体态盈盈,如临风凭虚;她倚窗当轩,容光照人,皎皎有如轻云中的明月;她红妆艳服,打扮得十分用心;她牙雕般的纤纤双手,扶着窗棂,在久久地引颈远望:她望见了园林河畔,草色青青,绵绵延延,伸向远方。“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欲何之,宿昔梦见之”(《古诗》),原来她的目光,正随着草色,追踪着远行人往日的足迹;她望见了园中那株郁郁葱葱的垂柳,她曾经从这株树上折枝相赠,希望柳丝儿,能“留”住远行人的心儿。原来一年一度的春色,又一次燃起了她重逢的希望,也撩拔着她那青春的情思。希望,在盼望中又一次归于失望;情思,在等待中化成了悲怨。她不禁回想起生活的拨弄。她,一个倡家女,好不容易挣脱了欢场泪歌的羁绊,找到了惬心的郎君,希望过上正常的人的生活;然而造化竟如此弄人,她不禁在心中呐喊:“远行的荡子,为何还不归来,这冰凉的空床,叫我如何独守!”
此诗写的就是这样一个重演过无数次的平凡的生活片断,用的也只是即景抒情的平凡章法、“秀才说家常话”(谢榛语)式的平凡语言;然而韵味却不平凡。能于平凡中见出不平凡的境界来,就是此诗——也是《古诗十九首》——那后人刻意雕镌所不能到的精妙。
这首诗其实就是一首歌词,是能够歌唱的诗句,也是《古诗十九首》中使用了第三人称叙说的形式。
诗的结构看似平直,却直中有婉,极自然中得虚实相映、正反相照之妙。诗境的中心当然是那位楼头美人,草色柳烟,是她望中所见,但诗人——他可能是偶然望见美人的局外人,也可能就是那位远行的荡子——代她设想,则自然由远而近,从园外草色,收束到园内柳烟,更汇聚到一点,园中心那高高楼头。自然界的青春,为少妇的青春作陪衬;青草碧柳为艳艳红妆陪衬,美到了极至。而唯其太美,所以篇末那突发的悲声才分外感人,也只是读诗至此,方能进一步悟到,开首那充满生命活力的草树,早已抹上了少妇那梦思般的哀愁。这也就是前人常说的《十九首》之味外味。如以后代诗家的诗法分析,形成前后对照,首尾相应的结构。然而诗中那朴茂的情韵,使人不能不感到,诗人并不一定作如此巧妙营构,他,只是为她设想,以她情思的开展起伏为线索,一一写成,感情的自然曲折,形成了诗歌结构的自然曲折。
诗的语言并不经奇,只是用了民歌中常用的叠词,而且一连用了六个,但是贴切而又生动。青青与郁郁,同是形容植物的生机畅茂,但青青重在色调,郁郁兼重意态,且二者互易不得。柳丝堆烟,方有郁郁之感,河边草色,伸展而去,是难成郁郁之态的,而如仅以青青状柳,亦不足尽其意态。盈盈、皎皎,都是写美人的风姿,而盈盈重在体态,皎皎重在风采,由盈盈而皎皎,才有如同明月从云层中步出那般由隐绰到不鲜的感觉,试先后互易一下,必会感到轻重失当。娥娥与纤纤同是写其容色,而娥娥是大体的赞美,纤纤是细部的刻划,互易不得。六个叠字无一不切,由外围而中心,由总体而局部,由朦胧而清晰,烘托刻画了楼上女尽善尽美的形象,这里当然有一定的提炼选择,然而又全是依诗人远望或者悬想的的过程逐次映现的。也许正是因为顺想象的层次自然展开,才更帮助了当时尚属草创的五言诗人词汇用得如此贴切,不见雕琢之痕,如凭空营构来位置辞藻,效果未必会如此好。这就是所谓“秀才说家常话”。
六个叠字的音调也富于自然美、变化美。青青是平声,郁郁是仄声,盈盈又是平声,浊音,皎皎则又为仄声,清音;娥娥,纤纤同为平声,而一浊一清,平仄与清浊之映衬错综,形成一片宫商,谐和动听。当时声律尚未发现,诗人只是依直觉发出了天籁之音,无怪乎南朝钟嵘《诗品》要说“蜂腰鹤膝,闾里已具”了。这种出于自然的调声,使全诗音节在流利起伏中仍有一种古朴的韵味,细辨之,自可见与后来律调的区别。
六个叠词声、形、两方面的结合,在叠词的单调中赋予了一种丰富的错落变化。这单调中的变化,正入神地传达出了女主人公孤独而耀目的形象,寂寞而烦扰的心声。
这位诗人不可能懂得个性化、典型化之类的美学原理,但深情的远望或悬想,情之所钟,使他恰恰写出了女主人公的个性与典型意义。这是一位倡女,长年的歌笑生涯,对音乐的敏感,使她特别易于受到阳春美景中色彩与音响的撩拔、激动。她不是唐代王昌龄《闺怨》诗中那位不知愁的天真的贵族少女。她凝妆上楼,一开始就是因为怕迟来的幸福重又失去,而去痴痴地盼望行人,她娥娥红妆也不是为与春色争美,而只是为了伊人,痴想着他一回来,就能见到她最美的容姿。因此她一出场就笼罩在一片草色凄凄,垂柳郁郁的哀怨气氛中。她受苦太深,希望太切,失望也因而太沉重,心灵的重压,使她迸发出“空床难独守”这一无声却又是赤裸裸的情热的呐喊。这不是“悔教夫婿觅封侯”式的精致的委婉,而只是,也只能是倡家女的坦露。也唯因其几近无告的孤苦呐喊,才与其明艳的丽质,形成极强烈的对比,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诗人在自然真率的描摹中,显示了从良倡家女的个性,也通过她显示出在游宦成风而希望渺茫的汉末,一代中下层妇女的悲剧命运。这就是个性化的典型性。
辛弃疾的这首词由登楼而有感,登高远望,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作者胸怀天下,仍不能忘怀的是还在沦陷的中原大地,但作者同样对失地的收复充满希望。
上片描写奠枕楼的宏伟气势以及登高远眺的所见所感,“征埃成阵,行客相逢,都道幻出层楼。指点檐牙高处,浪拥出浮。”五句以来往行人的口吻来描述高楼的气势,一是奠枕楼建设速度之快,如同一夜之间拔地而起;二是奠枕楼高耸入出,气势非凡。“征埃成阵”,“今年太平万里”是人民安乐的根本条件,点出了行客如出,市场繁茂,以前的饥荒凄凉的景象,已经绝迹。接下来写的是登上楼以后的感受。首先,作者感到欣喜,因为金兵没有来侵扰,老百姓今年获得了一个安定丰收的好年景。作者的思路沿着滁州这一个地区扩展到全国,步步深入,一环扣一环,最后把矛头直接刺向南宋当朝:“东南佳所,西北神州。”弓刀陌上,车马如流是作者把思路从广阔的视野又收回到奠枕楼周围的实景中去。在楼上远眺,一是寄希望于南宋朝廷,二是面对中原感到痛心不已,东南虽然可以苟安一时,但是不可以忘记了北伐中原的大业。
下片头三句“千古怀嵩人去,还笑我、身在楚尾吴头”是由古人联想到自己。当年李德裕在滁州修建了怀嵩楼,最后终于回到故乡嵩山。但是作者自己处于这个南北分裂的时代,祖国不能统一,故土难回,肯定会让李德裕笑话自己。这里已经道出了词人心中的悲痛,但看着楼下人来人往的繁荣景象,作者又有了信心。辛弃疾初到滁州,见到的人民是:“方苦于饥,商旅不行,市场翔贵,民之居茅竹相比,每大风作,惴惴然不自安”。(见《铅刀编·滁州奠枕楼记》)而现在完全换了另一种景象,这是他初现身手的政绩,也是他的骄傲。“从今赏心乐事,剩安排、酒令诗筹。华胥梦,愿年年、人似旧游。”作者无法抑制自己喜悦的心情,感到自己即将有所作为,一定能够让滁州百姓的生活像黄帝梦中华胥国那样宁静和平。
这首词豪放雄伟,起伏跌宕,层次分明,步步深入,是辛弃疾南渡后,在抗金前哨的一首重要的词作。
唐诗中有不少涉及音乐的作品,其中写听琴的诗作尤多,往借咏琴而言志,或借写听琴而抒情。李颀的《琴歌》就是这样的作品,它是诗人奉命出使清淮时,在友人饯别宴席上听琴后所作。
首二句交代听琴的场合、时间、缘起以及演奏者。因酒兴而鸣琴,可见其心情之畅达自适。着一“欢”字,渲染了宾主之间推杯换盏、其乐融融的热闹气氛。“鸣琴”二字点题,提挈全篇。
三、四句转折一笔,不写演奏,而写夜景,描绘了一幅凄神寒骨、悄怆幽邃的深秋月色图:月光如水倾泻在静默的城垣上,不时有乌鹊惊飞;银霜满树,木叶萧萧,寒风吹衣,一派凄冷肃杀之气。与前两句所传达的欢快融洽之情相比,这两句则低沉压抑,这是以哀景反衬乐情,即便秋气凛然,但有酒有琴有知己就足以抵挡了。同时,它为下文写弹琴作了铺垫。
五、六句写初弹情景。“铜炉华烛烛增辉”这一句是陪衬,扣合首句“欢今夕”三字,表明酒宴已入高潮。铜炉熏染檀香,华烛闪烁生辉,在庄严华丽的气氛中,广陵客登场献艺,格外引人注目。“初弹渌水后楚妃”,这一笔是直写,交代演奏者所弹之曲的名称,暗含其意。《渌水》是著名的古琴曲,此曲清空淡雅。杜甫《渌水曲》说“浩歌《渌水曲》,清绝听者愁”,白居易《听弹古渌水》中说“闻君古渌水,使我心和平。欲识慢流意,为听疏泛声。西窗竹阴下,竟日有余清”;这些都表明此曲有清心怡情之效。 “楚妃”,也是一首当时广为流传的名曲,属于深情绵邈之曲。
七、八句从听者反应的角度写演奏者的高超技巧。一声琴弦拨动,顿时万籁俱寂,满座为之陶然沉醉。“皆静”二字形象地写出人们彻耳聆听琴歌的专注着迷的神态。愈是言其静,就愈突出琴音乐勾魂夺魄的心灵穿透力,就愈烘托出“广陵客”出神入化的演奏技巧。在这曼妙琴音的洗涤下,人们似乎忘记了尘世的酸辛,漠然了黑夜的漫长。苍茫的高天之上,星子越来越少,天将放白,他们还沉浸在优美的旋律中,恍然自失。良友佳朋相聚总是太短暂了,徜徉在琴歌中,这一夜是过得很快。“欲稀”二字巧妙地点明了演奏时间的持续,也照应了首句中的“欢”字,并为下文的直抒胸臆埋下伏笔。
末尾两句写自己的感触。诗人奉命出使清淮,别宴上缕缕琴音不禁牵动了他的无限乡思。想到自己离家万里,不知何日能还乡,他必会暗自潸然垂泪。人生如白驹过隙,就不要如此奔波辛苦了,也许仕途之累使他深感厌倦了,他萌生了一种强烈的愿望——归隐。“敢告云山从此始?”这个反问句是诗人的内心独白,也是他听了琴歌之后所得的人生启悟。诗人曾在《不调归东川别业》中说:“渐无匹夫志,悔与名山辞;绂冕谢知已,林园多后时。”《唐才子传》中说李颀“性疏简,厌薄世务”。性格疏放超脱的他,耐不得住官场的名缰利索的羁绊,尔虞我诈的算计,还不如这样约三五知己饮酒鸣琴似闲云野鹤般的生活来得逍遥自在。
全诗写时、写景、写琴、写情,有条不紊,收放自然,“圆如贯珠”(《国雅品》卷二)。这首诗最值得赏玩的应该是诗人多方映衬、动静结合,虚实相生的表现手法。诚如《诗筏》所言:“只第二句点出‘琴’字,其余满篇霜月风星,乌飞树响,铜炉华烛,清淮云山,无端点缀,无一字及琴,却无非琴声,移在筝笛琵琶觱篥不得也。”诗人通过营造意境、渲染气氛、刻画心理,生动形象地表现了琴歌之美。
《诗经·周颂》所载《大武》乐章歌诗六首,它们反映的是周朝初年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在叙事上具有纪实性和连续性。六首都有相应的歌舞形态,其首尾系序幕和谢幕,主体部分是中间四段。
《大武》的乐曲早已失传,虽有零星的资料,但终难具体描述。然其舞蹈形式则留下了一些粗略的记录,可以作大概的描绘。第一场,在经过一番擂鼓之后,为首的舞者扮演周武王,头戴冕冠出场,手持干戚,山立不动。其余六十多位舞者扮武士陆续上场,长时间咏叹后退场。这一场舞蹈动作是表示武王率兵北渡盟津,等待诸侯会师,八百诸侯会合之后,急于作战,而周武王以为伐纣的时机尚不成熟,经过商讨终于罢兵的事实。第二场主演者扮姜太公,率众舞者手持干戈,奋臂击刺,猛烈顿足。他们一击一刺,做四次重复,表示武王命太公率敢死队闯犯敌阵进行挑战,武王率大军进攻,迅速获胜,威振中原。第三场众舞者由面向北转而向南,表示周师凯旋返回镐京。第四场开始时,众舞者混乱争斗,扮周、召二公的舞者出而制止,于是众舞者皆左膝跪地,表示周成王即位之后,东方和南方发生叛乱,周、召二公率兵平乱的事实。第五场,众舞者分成左右两大部分,周公在左、召公在右,振动铃铎,鼓励众舞者前进,表示成王命周公镇守东南,命召公镇守西北。第六场,众舞者恢复第一场的位置,作阅兵庆典和尊崇天子成王的动作,表示周公平乱以后,庆祝天下太平,各地诸侯尊崇周天子。
《大武》六成对应六诗,据《毛诗序》“《武》,奏《大武》也”、“《酌》,告成《大武》也”的说明及《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记楚王之言“武王克商,……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维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则可确定四篇,另两篇,王国维认为其中一篇即此篇《般》,他并且认为它当是《大武》六成的歌诗,说:“《酌》《桓》《赉》《般》四篇,次在《颂》末,又皆取诗之义以名篇,前三篇既为《武》(指《大武》乐舞,非《周颂》中之《武》篇)诗,则后一篇亦宜然,……至其次第,则《毛诗》与楚乐歌不同,楚以《赉》为第三,《桓》为第六,毛则六篇分居三处,其次则《夙夜》(王氏认为即《昊天有成命》)第一,《武》第二,《酌》第三,《桓》第四,《赉》第五,《般》第六,此殆古之次第,……与《乐记》所纪舞次相合。……《般》云:‘於皇时周,陟其高山。’则与‘六成复缀以崇’(《乐记》中语)之事相合,是毛诗次第与《乐记》同,恐是周初旧第,胜楚乐歌之次第(《左传》所引《大武》之次第)远矣。”(《周大武乐章考》)但高亨认为王氏之见过于相信毛诗篇次,他确定《般》是《大武》四成的歌诗,指出从诗中所述,表明“周朝广大的疆土,有小山大山,有小河大河,普天之下包括当时的边疆,都遵奉周朝的命令,很明显是中国统一的景象,是征服南国后的景象”,既然“诗的内容和《大武》舞第四场所象征的故事如此相符合,那末《般》篇是《大武》舞第四场所唱,是《大武》诗的第四章,也是很明显的”(《周代大武乐考释》)。
《大武》四成的舞蹈是表现周公东征平乱、至于江南的事迹的。作为《大武》四成的歌诗,《周颂·般》和《周颂·武》一样,是四言七句,语言虽然非常简练,但是用了“高”“乔”“敷”“裒”等表示空间之大的字眼,用了最能体现空间感的山峰河流来实化这种象征、隐喻周室伟大的空间之大,便具有一种雄浑的气魄,体现了圣王天下一统的恢宏之势。
起首一句“於皇时周”,就是在赞叹周朝。因为周代既是第一个以“华夏”自称的朝代,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又是孔子所终身向往的“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礼乐之邦的完美典范,因而,后世在读到和用到这些含有“周”字的古文时,就可以直接将周王朝代入为是属于中华民族共有的国度风范。
“陟其高山”,登上了高山。巡视四海,自然要登山临水,祭拜天地。置身高岗,看到的是“嶞山乔岳,允犹翕河”。这两句形容的场景是:俯瞰群山,仰望岳峰,眺望百川,汇于一脉,俯仰天地之间,山河尽收眼底。这是属于王者的格局,这是巡视河岳的眼界,这是颂诗吐纳的气势。
正因为有了这俯仰之间气势如虹的胸襟与豪情,所以才有最后的升华之句:“敷天之下,裒时之对,时周之命。”这是在说明天下的归心与时局的顺遂,也是说国家的天时地利人和。
因此,《周颂·般》作为《周颂》诗里的最后一篇,虽短小精悍,却气韵冲天,势比山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