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含意非常通俗易懂，可以用“珍惜时光”这个词来概括。这原是一种每个人都懂的道理。可是，它使 读者感到愿望单纯而强烈，使 人感到无比的震撼，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全诗每一句似乎都在反复强调“莫负好时光”，而每句又都有些微妙变化，重复而不啰唆，回环不快不慢，形成优美的轻盈旋律。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句式相同，都以“劝君”开始，“惜”字也出现了两次，这是二句重复的因素。但第一句说的是“劝君莫惜”，第二句说的是“劝君须惜”，“莫”与“须”的意思是相反的，这就是重复中的一些变化，但是主要意思是不变的。“金缕衣”是非常贵重的衣物，却“劝君莫惜”，说明世间还 有比它更为珍贵的东西，这就是“劝君须惜”的“少年时”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诗句未直说，那本是不言自明的：“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然而青春是非常宝贵的，一旦逝去是再也回不来的。一再“劝君”，用规劝的语气，情真意切，有很浓厚的歌味和娓娓道来的神韵。两句一个否定，一个肯定，否定前者是为了肯定后者，似分实合，虚实相生，形成了诗中第一次反复和咏叹，旋律和节奏轻盈舒缓。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则构成第二次反复和咏叹，单就诗意看，与一、二句差不多，还是“莫负好时光”那个意思。这样，除了句与句之间的反复，又有上联与下联之间的较大的回旋反复。但两联表现手法就不一样，上联直抒胸臆，是赋法；下联却用了譬喻方式，是比义。于是重复中仍有变化。三、四没有一、二那样整饬的句式，但意义上彼此是对称得铢两悉称的。上句说“有花”应怎样，下句说“无花”会怎样；上句说“须”怎样，下句说“莫”怎样，也有肯定否定的对立。二句意义又紧紧关联：“有花堪折直须折”是从正面说“行乐须及春”意，“莫待无花空折枝”是从反面说“行乐须及春”意，似分实合，反复倾诉同一情愫，是“劝君”的继续，但语调节奏由徐缓变得峻急、热烈。“堪折——直须折”这句中节奏短促，力度极强，“直须”比前面的“须”更加强调。这是对青春与欢爱的放胆歌唱。这里的热情奔放，不但真率、大胆，而且形象、优美。“花”字两见，“折”字竟三见；“须——莫”云云与上联“莫——须”云云，又自然构成回文式的复叠美。这一系列天然工妙的字与字的反复、句与句的反复、联与联的反复，使诗句琅琅上口，语语可歌。除了形式美，其情绪由徐缓的回环到热烈的动荡，又构成此诗内在的韵律，诵读起来就更使人感到回肠荡气了。
此诗另一显著特色在于修辞上的别致新颖。一般情况下，旧诗中比兴手法往往合一，用在诗的发端； 而绝句往往先景语后情语。此诗一反惯例，它赋中有兴，先赋后比，先情语后景语，殊属别致。“劝君莫惜金缕衣”一句是赋 ，而以物起情，又有兴的作用。诗的下联是比喻，也是对上句“须惜少年时”诗意的继续生发。不用“人生几何 ”式直截的感慨，用花来比少年好时光，用折花来比莫负大好青春，既形象又优美，创造出一个意象世界。
这就是艺术的表现，形象思维。错过青春便会导致无穷悔恨，这种意思，此诗本来可以用但却没有用“老大徒伤悲”一类成语来表达，而紧紧朝着折花的比喻向前走，继而造出“无花空折枝”这样闻所未闻的奇语。没有沾一个悔字恨字，而“空折枝”三字却耐人寻味，富有艺术感染力。
这首无名渔父的四言诗，载于《南史·隐逸传》。据传载，刘宋寻阳（今江西九江）太守孙缅，某日出游水边，遭一“神韵潇洒，垂纶长啸”的渔父。缅问他卖鱼否？他却自称：“其钓非钓，宁卖鱼者邪？”缅劝他出仕以博取“黄金白璧”、“驷马高盖”，他又自言：“仆山海狂人，不达世务，未辨贱贫，无论荣贵。”遂作此歌，而后悠然离去。此诗运用古老的四言诗形式，古朴奥雅，读来如闻韶乐，它以极短小的篇幅，表达了丰富的意蕴、玄奥的哲理，精警凝炼，令人玩味无穷。
“竹竿籊籊，河水浟浟。”两句以景物起兴，描绘出一个清幽的隐士境界。首句语出《诗经·卫风·竹竿》：“籊籊竹竿，以钓于淇。”籊籊，形容竹竿长而尖削之貌。此句字面上虽仅写竹竿，但已隐含垂钓之意。次句写水流潺湲，浟浟，水流之貌。这一联在写景中连用两个叠词，复沓回环，曼声长语，很好地表现出一种恬静悠闲的隐逸情趣。
“相忘为乐，贪饵吞钩。”两句转入抒发情志。“相忘”一语，出于《庄子·大宗师》篇：“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把对立的事物看成本质上毫无二致的事物，因而安时处顺，心境平和，这就是所谓“相忘”。而渔父的所谓“未辨贱贫，无论荣贵”，正是达到了《庄子》的这一境界。反之，如果不是与世“相忘”，而汲汲名利，势必引发灾祸，此联次句即是此意。游鱼贪食鱼饵，必有吞钩之祸，它与“相忘为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两句既是渔父自己的人生观的写照，同时也是作为对孙缅劝他出仕以求荣名利禄的答复。这两句虽是说理，但字面却都是与鱼相关，正与上句悠然垂钓的意思相承接，理与景结合得十分自然。
最后两句对“相忘为乐”再作发挥，以强化此诗的主旨。“非夷非惠”化用《孟子》的语意，但经诗人改造后，又表达了《庄子》的思想。夷指伯夷，惠指柳下惠。《孟子·告子下》云：“居下位，不以贤事不肖者，伯夷也；不恶污君，不辞小官者，柳下惠也。”又云：“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公孙丑上》）孟子的意思是，伯夷洁身自好，清高脱俗，失之器量狭小；柳下惠处浊自安，豁达开朗，惜乎不够严肃。而渔父借用其语，巧妙地化进《庄子》的哲学，指出人生不要执着于进退出处的任何一方，凡事都无可无不可，不要刻意为之。这样，与世委蛇，和光同尘，就能忘忧而为乐。“为乐”、“忘忧”，一章之中，两致其意，足见渔父胸中自是平和安乐的境界，势利富贵的外毒，难以侵入。
此诗运用古老的四言诗形式，古朴奥雅，读来如闻韶乐，它以极短小的篇幅，表达了丰富的意蕴、玄奥的哲理，精警凝炼，令人玩味无穷。渔父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历来是隐逸者的化身，《楚辞》和《庄子》中也均有《渔父》篇。这首小诗，语虽简淡，却使这个隐逸者的形象，又丰满、充实了不少。
这是一篇羁旅词。上片采用触景生情的手法，写舟辑漂泊眼前所见景物，来表现词人迁谪之恨；下片采用夸张手法，写满面征尘的自我形象，进而转入对仕途往事的回忆。这首词表达了词人对功名未成的愤恨以及远离名利官场而隐居的决心。
上片描写的是舟行所见、写眼前景。“凉生遥渚”，说明冷风是从水面上的小洲吹起。“正绿芰擎霜，黄花招雨。”水中菱角，岸上的菊花，正在经受着冷风、严霜、苦雨的煎熬。“雁外渔村，蛩边蟹舍，终叶满秋来路。”群雁南飞下的渔村，蟋蟀穴旁，紧靠着蟹窟。秋枫红叶，铺满来时的路面。写到这里，勾画出一幅萧索的秋天景象。其中“绛叶满秋来路”一句，读来平平，不动声色，实际上感慨系之，宦海浮沉，仕途坎坷，种种感慨，暗寓其中。这是上片的第一层，以写出环境背景。
“世事不离双鬓”，这一句正是词人这种种感慨的正面表述。双鬓是世事的反映。世事艰难，催人衰老，使双鬓朝如青丝暮成雪。词人的归途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据《宋史》本传记载，冯去非“舟泊金焦山，有僧上谒。去非不虞其为大全之人也，周旋甚款。僧乘间致大全意，愿勿遽归，少候收召，诚得尺书以往，成命即下”。从宋史所言可看出丁大全用了先打后拉的手段，逼迫冯去非就范。
“远梦偏欺孤旅”，实指这件事。冯去非对丁大全的伎俩，既表示愤怒，又觉得好笑，所以词中接下去写道：“但凭舷微笑，书空无语。”“微笑”，既是词人对丁大全之流嗤之以鼻，也是他在诀别官场之后心境坦然的表露。“书空无语”，是借用东晋殷浩典故。这个典故用得很贴切，词人位虽不及殷浩，但怀抱相似，遭遇相同。词人对这种不公平的遭遇，无话可说，“但”书空无语而已，幽愤之情，溢于言表。
下片换头由映入“清镜”里满面征尘的自我形象，转入对仕途往事的回忆。“慷觑”，懒得看，实际上是不忍看。“十载征尘”句，指词人前后算来，他的仕途“征尘”生活，也不过十年左右。“长把朱颜污”，沉痛之中，杂有愤恨，对当时官场的批判，深刻犀利。“尘污”一词，主要用它政治上的寓意，矛头直指权奸丁大全之流。经历过十年的仕途坎坷生活后，词人从形象到心境都发生了极大改变，往日的朱颜已成“尘满面，鬓如霜”，所以不忍看。容颜已然苍老，心境也不例外，对长招朱颜污“的官场和小人，词人有了无奈而深刻的体会和认识。
“借箸青油，挥毫紫塞”，是词人具体回忆自己仕途生活中能值得纪念的内容。《宋史》载冯去非“尝干办淮东转运司，治仪征”，仪征地处南宋的北边境，比作“紫塞”，亦无不可。从“借箸”、“挥毫”两句看，冯去非智谋超常，所以能在公卿间出谋运策，在边塞之上倚马挥毫。可是却被罢官，“借箸”，已成陈迹，词人用“旧事不堪重举”一笔结束过去，同样寓有不堪回首的沉痛。
“间阔”以下，转写隐逸志趣。人生中原本不止一种美丽，一种价值。实现仕途抱负固然值得羡慕，但如果客观条件不允许，何不纵情山水，山林之趣也值得向往。“间阔故山猿鹤”、“冷落同盟鸥鹭”等句，承“十载征尘”而来，对久违的“故山猿鹤”、“同盟鸥鹭”有抱歉之意，同时又开启结句的“倦游”一层，脉络井然。结句则形象而明快地写出了归隐的行动。“樯云舵月，浩歌归去”，潇洒而决绝。
这篇词“擎霜”、“招雨”，一“擎”一“招”，把“绿芰”、“黄花”、傲霜斗雨的精神状态写活了，“樯云舵月”句的“樯”、“舵”，皆名词用作“意动词”，即以云为樯，以月为舵，形象丰富，造语空灵而秀美，给人以高逸骚雅、飘飘欲仙之感，与写归隐的内容极相贴合。颇似陶渊明的《归去来兮》文和《归园田居》诗，但与词人表现出的感情有差距。冯去非虽然“浩歌归去”，胸中多少有哀怨之情。陶渊明离开尘网，有一种说不尽的解脱之感。冯不如陶的洒脱，是在情理之中。
这篇文章列举了唐太宗执政初到当前为政态度的十个变化以此警醒统治者要居安思危。
文章首先写古代帝王建立王业后，为了把政权“传之万代”，必先扬淳朴而抑浮华，贵忠良而鄙邪佞，绝奢靡而崇俭约，重谷帛而贱珍奇。政治清明，国家安定。唐太宗在贞观之初“抑损嗜欲，躬行节俭”，那时“内外康宁，遂臻至治”。但近年以来，稍乖曩志，“敦朴之理，渐不克终”。具体表现在十个方面，即无为无欲之风渐坠，好奢纵而忘卑俭，骄侈劳人之事日多，近小人而远君子，好尚奇异，求贤之心日衰，畋猎为欢，君臣关系淡薄，傲气日增，不关心人民疾苦。最后希望他“思而改之，与物更新”。文章词正理直，有理有据，分析透彻入微。
文章第三段为劝说唐太宗不要玩物丧志，便举了汉文却马，晋武焚裘的例子。这两个都是在历史上留有美名的皇帝，和唐太宗放到一块儿身份相同，又有些恭维的意思。“陛下居常议论，远辈尧舜，今所为，更欲在汉文、晋武下乎？”这是一反问，目的是谲谏太宗。即顾全了皇帝的颜面又指出了其过失，并且词旨剀切，这为说理性散文的发展提供了宝贵借鉴，也为革新六朝浮华无物的文风产生了积极影响。这说明作者还是以定国安邦为出发点，希望君主能够听从劝告的。因此在行文上尽量避免直白的语气，换做是委婉含蓄的笔法来写。
文章第三至第十二段列举了十条唐太宗的缺点：
一、迷恋财物：过去无为无欲，现在“求骏马于万里，市珍奇于域外”；
二、轻用民力：过去视人如伤，现在故劳役者；
三：乐身营欲，追求享受：过去损己以利物，现在纵欲以劳人；
四、亲小人，远忠臣：过去“砥砺名节”，“亲爱君子，疏斥小人”，现在“重君子也，敬而远之；轻小人也，狎而近之”；
五、好尚奇珍，贪图玩乐：过去“捐金抵璧，反朴还淳”现在“难得之货，无远不臻，珍奇之作，无时能止”；
六、人思苟免，莫能尽力，犯了用人不当的错误：过去“求贤若渴，善人所举，信而任之，取其所长，恒恐不及”，现在“不审察其根源，而轻为之臧否”；
七、热衷盘游之娱，酷爱打猎：过去“内除毕弋之物，外绝畋猎之源”，现在“以驰骋为欢，莫虑不虞之变”；八、忽略下层民意：过去“君恩下流，臣情上达”，现在“多所忽略”；
九、志在嬉游，荒于政事：过去“孜孜不怠，屈己从人，恒若不足”，现在“不复专心治道”；
十、劳弊尤甚，奴役百姓：过去“矜育之怀”，现在“疲于徭役”。
以上十条，款款是针对唐太宗失德之处拟定的，一言以蔽之就是：“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这十条建议或意见并没有完全将唐太宗这些年的励精图治全盘否定。虽然小有微疵，但瑕不掩瑜，要不然太宗皇帝也不会“录付史司，冀千载之下识君臣之义”了，后来还“赐征黄金十斤，厩马二匹”并说这篇文章是“词强理直”（《贞观政要·慎终》），从这些举动上看唐太宗还是听进去了魏征的意见。文中像“自古以来，未有由百姓逸乐而致倾败者也”、“近之则不见其非，远之则莫知其是”、“君子之怀，蹈仁义而弘大德；小人之性，好谗佞以为身谋”等等都是作者精心提炼出来可供帝王资政的治世格言。
文章开篇正面阐述帝王之道，在于先淳朴而抑浮华，贵忠良而鄙邪佞，绝奢靡而崇俭约，重谷帛而贱珍奇。指出唐太宗开业之初能抑损嗜欲，躬行节俭，许之以仁义之道和俭约之志，近年来德音在耳而行事已乖。接着归纳出他渐不克终的十条：求马市珍、滥用人力、纵欲拒谏、远君子近小人、好尚奢靡、轻为臧否、嗜好田猎、脱离群众、乐极志满、劳扰百姓。在每一条中都将早年的太宗同晚年的太宗对比，委婉恳切地让太宗知道自己逐渐在向可怕的方面转变。文章条分缕析、词旨剀切，气势雄骏，连太宗也“深觉词强理直”（《贞观政要》）。
《喻巴蜀檄》载《史记》卷一一七，《汉书》卷五七下，《文选》卷四四，《艺文类聚》卷五八。檄是用于声讨的一种文体。这篇文章是斥责巴蜀吏民的“罪”“过”的。文章为稳定人心，先用对外征讨的声威和虽被征招而无隐患来震动和安抚人心，为皇帝本意辩解，并分析唐蒙和地方官吏的责任；再树边民为榜样，以当官享乐传名来规范和开导百姓，并在对比中寻过责怪巴蜀吏民；最后说明作意，要求及时传达。总之，维护皇帝，斥责官吏，开导百姓，扬威以慑之，示安以慰之，示范以规之，示利以导之，寻过以责之。纵横辩说，思维产密；策略周祥，全盘平衡；运用权术，有利有节，入情入理，语言晓畅，说服力强。
从需要解决的问题来看，《喻巴蜀檄》为文其实非常为难，因为作者司马相如的使命比较麻烦。唐蒙略通西南夷乃是奉命，并且是司马相如本人所赞成的，引起巴蜀震动后，皇帝却要谴责唐蒙，并告知巴蜀百姓，唐蒙的做法并非皇帝本意。也就是说这篇文章必须顾及唐蒙、巴蜀民、皇帝三方面的意图，而又不能违背朝廷通西南夷的大政方针。司马相如的“蜀人”身份此刻并非无谓，指摘巴蜀本地凭“愚民”是唯一解开这个三重连环套的钥匙，司马相如的“蜀人”身份至少可以比“外地人”让巴蜀本地“愚民”具有更多的认同感。刘熙载《艺概》说：“相如一切文，皆善于架虚行危。”就《喻巴蜀檄》一文来说，“虚”即不在于“巴蜀民大惊恐”的事实如何，而在于如何认识；“危”即在于唐蒙、巴蜀民、皇帝三方各有道理需要平衡，如何阐述其中的轻重缓急确实非常为难。
从《喻巴蜀檄》的内容来看，指责唐蒙并非重点，宣传皇帝的本意也非重点，而指摘“巴、蜀行者”有“不忠死亡之罪”才成为重点，连带指摘这些“行者”的“父兄”以及专管教训百姓的官员有“不教诲之过”。杨升庵云“得告喻体裁，以大义令使者与蜀民两分其责”，“两分”说还未深入其内在逻辑，应当说此文是以指摘“蜀民”为主。
文章开头阐述朝廷在“边境”治理上的巨大成就和唐蒙奉使西南的必要性，这就从根本上确立了朝廷和唐蒙此次行动的正义所在，为后文指责巴蜀“行者”和巴蜀“愚民”建立一个坚实的道义基础。接着说明这次行动本“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略叙事实：“今闻其乃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摧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其中“惊惧、忧患”，即将抚慰巴蜀人士之意带出，却又明白将唐蒙加以指责，但仅此一笔带过，就转到总结此次出使的原意：申明“皆非陛下之意也”。行文至此，似乎出使的任务就完成了，但仅如此，“略通夜郎西僰”的任务就难于继续进行了，既然“陛下即位，存抚天下，辑安中国“，“不顺者已诛，而为善者未赏，故遣中郎将往宾之”，所以，唐蒙又无可厚非，指责”巴蜀民大惊恐“就势所必然，并称扬“夫边郡之士”与之相对：“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亦非人臣之节也。”“夫边郡之士”“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而不辞”，“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也。”他们是“贤人君子”，而这些“自贼杀，或亡逃抵诛”的“行者”及其“父兄”乃“寡廉鲜耻”，“为天下笑”，有“不忠死亡之罪”“教诲之过”，措辞极为严厉。然后再次重申“陛下”之德为“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阐明自己的任务为“遗信使晓喻百姓以发卒之事”。最后要求巴蜀各级官员务必传达给“远所溪谷山泽之民”，“使咸知陛下之意”。以“通西南夷”为根本、为标准，在这个前提下阐述评论各方意见功过，这应当是司马相如完成使命唯一的途径，也是《喻巴蜀檄》必然的结构方式。
全文五百六十余字，严正精悍、周详晓畅，深得文体之要，完全合乎《文心雕龙》对檄文的所下的定义：“檄者，皦也。宣露于外，皦然明白也。凡檄之大体，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此其要也。若曲趣密巧，无所取才矣。”指摘“巴蜀愚民”的语气极为严厉，命令太守传檄，语气也十分果决，都是为了檄文“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的目的。为了达到“曒然明白”的效果，全文未用一个典故，语词和其它几篇比较也不甚考究，如设问对答结构、联边字等皆未使用，应当是考虑”远所溪谷山泽之民””遍闻”的需要，即“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为了达到“气盛而辞断”的效果，司马相如使用了大量的骈偶、铺陈、押韵的辞赋方法。骈偶方面，文中仅完全对偶语句就达二百八十余字，大致占全文一半字数；铺陈方面，在“边境”“边郡之士”两个关节处铺陈共计二百七十余字，约占全文一半篇幅；押韵方面，文中大部分句子押韵，押韵密度和《子虚上林赋》等散体赋押韵密度相差不远。骈偶、铺陈、押韵成为这篇文章主要的修辞手段。明代张溥说司马相如“抑其文，皆赋流也”，即主要体现在骈偶、铺陈、押韵这三方面，也是其文章华丽的根源所在。
作为古代流传至今的第一篇成篇檄文，《喻巴蜀檄》具有檄文的基本特点，又保持着司马相如文章整饰华丽的一贯风格，在写作技巧上对后世有多方面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