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风·汾沮洳》全诗共为三章,各以“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汾一曲,言采其藚”起兴。这“沮洳”、“一方”、“一曲”词语的变换,不仅显示这位民间女子劳动内容的不同,还表示空间和时间的变换。也就是说,不论这位痴情女子干什么活儿,也不论是什么时间和什么地点。她总是思念着自己的意中人,足见其一往钟情的程度了。把这位女子思慕情人的痴情之状描摹得栩栩如生。接着又用“彼其之子,美无度”、“彼其之子,美如英”、“彼其之子,美如玉”来赞美男子的仪容。“美无度”是“美极了”,“美得无法形容”之谓。“美如英”,是说男子美得像怒放的鲜花;“美如玉”,是说男子容光焕发,有美玉般的光彩。这些是关于男子美貌的描写。诗的最后。以“美无度,殊异乎公路”、“美如英,殊异乎公行”、“美如玉,殊异乎公族”作结。也就是说,这位女子的意中人,不仅只长相漂亮,而他的身份地位,连那些“公路”、“公行”、“公族”等达官贵人,也望尘莫及的。此诗女主人公不只是对勤劳男子良好形象的赞叹不已,更重要的在于他美得“殊异”乎公路、公行、公族。这个普通的劳动者,和那些高贵的官吏有着本质的区别。全诗结束,见不到女子所思之人的正面描写,但通过这种对比、烘托的艺术手法,却把这位未露面的男子描写得如见其人了。
这首诗在篇章结构上,是《诗经》中常见的叠句重章、反复吟咏的艺术形式。三章字句变化无多,而诗意却层层递进。“美无度”是对所思男子之美的概括描写;“美如英”是对所思男子的仪表之赞美;“美如玉”是对所思男子人品的赞美。而又以“公路”、“公行”、“公族”加以具体映衬,这就更加凸现了“彼其之子”的美的形象。
这篇文章主要记叙作者在某日中午至黄昏意外所见的海市蜃楼,从“海中忽涌数山”到一切幻景“冉冉漫灭”的全过程,再从海市的壮观和幻灭,联想到曾经烜赫一时的豪华宫殿楼台以及它们的主人的悲剧,抒发生灭无常、荣枯莫测的历史感慨。全文将海市蜃楼景色描绘得传神入化,又联想到人世沧桑,饱含着哀国叹时的幽咽情怀。
作者先说读《汉书·天文志》时,根本就不相信“海旁蜃气像楼台”的说法。等到避寇海滨,家童跑来报告海上出现海市,父老以为怪异的时候,先是“骇而出”,接着登楼而望,“第见沧溟浩渺中,矗如奇峰,联如叠巘,列如崪岫,隐见不常。移时,城郭台榭,骤变歘起,如众大之区,数十万家,鱼鳞相比,中有浮图老子之宫,三门嵯峨,钟鼓楼翼其左右,簪(檐)牙历历,极公若旌旗之饰,瓮盎之器,诡异万千。日近晡,冉冉漫灭。向之有者安在?而海自若也”。最后说“《笔谈》纪登州海市事,往往类此,予因是始信”。作者由原先的不相信,到骇而出,再到看得入迷,看得津津有味,再到完全相信,把眼见为实的海市情形描写得极为精彩。更妙的是文章的结尾,笔锋一转,说“秦之阿房,楚之章华,魏之异哉!”这就把历史的真实与现实海市的虚幻糅合在一起,说无暇惊诧感叹,实际上是对历朝历代大兴土木,建造豪华宫观楼宇的强有力的批判。
《蜃说》主要记叙作者在某日中午至黄昏意外所见的海市蜃楼,从“海中忽涌数山”到一切幻景“冉冉漫灭”的全过程,着意突现其生灭无常、荣枯莫测的情境。
“海市”时而像奇峰重峦,连绵不断;时而又化作鳞次栉比的城郭楼台和寺庙飞搪,时而又变为人物走兽、旌旗、器皿之状。最后,全部归于烟消云散,大海依然如故。“海市蜃楼”,何其命短!“《蜃说》的叙事状物固然堪称楷模,但作者的立意却不只在这里。宋文中,“论”“记”“说”是常见文体,“论”重于立论推理,“记”是对天文地理、奇闻逸事等的记叙。不过宋人爱发议论,“记”中也常有“论”的。“说”体介于“论”与“记”之间。明吴讷《文章辨体》说:“说者,释也,述也,解释义理而以已一述之也。”它类似今天的杂感,因事而发,揭示问题,说明道理,发抒感触。
《蜃说》要说明的义理决不在于古书的可信,文中细针密线的形象记叙,都是为下文的“说”作好铺垫。作者从海市的壮观和幻灭,联想到曾经烜赫一时的“阿房”“章华”“铜雀”“临春”“结绮”等宫殿楼台以及它们的主人的历史悲剧,无限的感慨油然而生。《史记·秦始皇本纪》记秦始皇造阿房宫:“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下可建五丈旗。”《后汉书》记楚灵王建章华台:“穷上木之技,单珍府三室,举国营之,数年乃成。”《邺都故事》记曹操筑铜雀台:“其台最高,上有屋一百二十间,连接攘栋,侵彻云汉,铸大铜雀于楼巅,舒翼奋起,势若飞动。”《陈书》记陈后主修临春、结绮诸阁:“高数丈,并数十间。其窗墉壁带悬相栏槛之类并以沉香为之,又饰以金玉,间以珠翠,外施珠帘;瑰奇珍丽,近古所未有。”所有这一切,无不令人望而生畏,但终究还是逃脱不了化为焦上、尘埃的结局。它们的好景不长与海市蜃楼其实没有什么两样。
《蜃说》一文,林景熙似在述异,实际上却是借此抒发忠贞爱国之士在国家破亡之后悲愤交集的复杂感情。对赵宋王朝,他痛其不幸,怨其不争;对元蒙统治者,他痛苦而无奈地发出无力的替告,诅咒他们决不会有好下场。作者在《石翁妪》一诗中所写的“阅世如过客,兴亡了不悟”中流露的也是相似的心情。遗憾的是,有的宋文选本,在选录《蜃说》一文时,却删去了文章的末段,舍本逐末,取貌遗神,便寓意殊深的“蜃说”成了单纯述异的“蜃记”,其谬误显而易见。深味十余年亡国之痛的林景熙,正在愁肠百结之秋,不可能有对景自乐的闲情逸致。宋朝的散文创作,在理论上主张“传道明心”,王安石强调文贵致用:“所谓文者,务有补于世而已矣。”叶适也说:“为文不能关世事,虽工无益也。”南宋民族矛盾尖锐,散文理所当然地承担了反映社会风云和苦难的使命。宋亡前后的一个时期,散文和诗歌一样,爱国主义成为最突出最鲜明的主题。对投降派的谴责,对入侵者的憎恨,正是林景熙《蜃说》以及其他诗文深厚的爱国主义主题的两个重要方面。《蜃说》作幻想破灭后的无可奈何的慨叹和诅咒,正是作者在那个苦难岁月的深沉而挚着的爱国情怀的艺术反映。
“年年才到花时候,风雨成旬”,作者本来要写这年寻花被误,可是一开始用的是一个含量更大的句子,这样子不仅能罩得住全篇,而且使题旨得到更广泛的扩充。“不肯开晴”语意和“风雨成旬”略同。不过这不是多余的重复,因为如果只是“风雨成旬”,那么那些痴情的惜花者也许会想:总该有一刻的天晴吧,只要乘这个机会看上一眼春花,也就不枉度此春!看那“误却寻花陌上人”的人或者就是这么想的。不然他明知“风雨成旬”,为什么还要寻花陌上呢?而正是因为有了“不肯开晴”,“误却”二字才更见份量。
但是,词篇也不是顺着一个方向发展下去的。过片的“今朝报道天晴也”就忽如绝路逢生,然而紧接着又一个转折:“花已成尘”!上片说“误却”,总还是误了当日仍有下一日的希望。而此时一个“尘”字已经把花事说到了头,因此对寻花人来说,剩下的便只有懊丧与绝望。“寄语花神,何似当初莫做春”是作者的怨怼语,也是痴想。这种痴,正说明了他的情深;而这种至情寄托着作者对社会人生的感喟,词中埋怨花开不得其时,也蕴含了作者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