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实写一女子的爱情纠葛。
“误语成疑意已伤”,按杨亿原作之一:“才断歌云成梦雨,斗回笑电作雷霆。”可知此女子与当时的爱人原本相恩爱,然而因自己无意间说错了括,引起猜疑,欢笑顿然变作雷霆之怒。杨诗又说“不待萱苏蠲薄怒,闲阶斗雀有遗翎”,说的是其爱人发怒的意思,虽有忘忧的萱草,亦未可缓解,因此这女子只得独自神伤,“春山低敛翠眉长”,她低首蹙额,那涂着黛翠的修眉,如同春山般秀美,如今却也染上了一抹薄雾愁云。相传卓文君容貌娇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西京杂记》),又传西施常患心痛,以手捧心,眉尖若蹙,二句合用二典,刻画出含愁佳人楚楚可怜的情态。
《说苑·善说》记鄂君子皙泛舟于中流,为他摇桨的越女歌道:“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问舟……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于是鄂君“乃掩修袂而拥之,举绣被而覆之。”又东汉荀彧是有名的美男子,他曾为尚书令,人称荀令君,《襄阳记》载其衣带生香,“至人家,坐处三日香”。三四二句用此二典,承上而言,朝来还是唱随绸缪,恩爱犹如鄂君之与越女,而曾几何时,“斗回笑电作雷霆,他已一怒而去,只剩得他常日熏衣的香炉中的氤氲余香在勾起无尽的忆念。
“有恨”、“无言”二句,继写女子的幽思并暗点这一场纠葛的原由。《飞燕外传》记汉成帝后赵飞燕与其妹一起私通官奴燕赤凤,争风反目,遂为先帝察觉。《左传》记楚国灭息国,载息夫人归,她三年不说话,楚王问她,她回答说:“吾一妇人,而事二夫,纵弗能死,其又奚言!”诗中“燕凤”、“息侯”均代指女子过去的情人。这两句说,自己现在含恨抱愁,并非因恋着过去的情人,而默默无言亦非为思念以往的恋情。因此,“误语”一句,原来是她对爱人戏说起旧时的情人,所谓“误”,这个情人可能并不是真有其人,而大抵为有失考虑的戏言。
然而一时的失误,却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古今注》说:“欲蠲人之忿,则赠之青堂,青堂一名合欢,合欢则忘忿。”又“丁香体柔弱,乱结枝犹垫”(杜甫《江头四咏·丁香》),因此一直作为愁结不解的象征,李商隐诗即说“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代赠》)。此刻,这女子纵有合欢在手,亦不能消去爱人的忿怒,而空落得满腹排遣不去的愁怨,正如杨亿原诗之二所说“合欢蠲忿亦休论,梦蝶翩翩逐怨魂”,子是她只得独处烛光似泪的空房而凄切怅惘。
此诗虽然没有深刻的寄托,然而在表现手法上却深得李商隐无题诗的神韵。张采田评李商隐诗说“哀感沉绵刀、“宛转动情”(《李义山诗辨正·无题》),钱惟演此诗从造型、布局两方面都较完美地体现了这一特色。
此诗活用典故与句法,运用巧妙,言简意长,耐人寻味。如“春山”句合用卓文君、西施二典,将美与愁相揉合,又以“翠眉长”作垫,女子楚楚可怜的神态毕现。中间二联,上下句均各用一典。二联上句正用,下句反用,又通过“朝犹掩”、“冷自香”中“犹”、“自”二虚字的勾联,表现了女子无限叹惋的心情。“朝”字言变化之迅疾,“冷”而仍“香”状恋情之绵长,更得氤氲吞吐之致。三联句法与二联相异,出句与对句同意,而均不明言,却用“岂因”,“宁为”连续二问,更将委婉曲折之情表现得百回千折。
在布局上,先用“误语成疑”造成悬念,前四句引而不发,只是反复极写愁怨之态,直至三联方打转,呼应首句的“误语”,点明本末缘由,四联合拢,反照“意已伤”,起结开合;包蕴密致而舒回迂徐,尤能切合当事人的潜流的思绪。因为失意人总是在目睹身边事物(如绣被、熏炉),触发联想后,再进而反省事件的起由(如燕凤、息侯)的。如在“误语”后直接写燕凤、息侯,则全诗就直致而索然寡味了。这些就是此诗在艺术上的成功处。
这首寓怀七绝,进一步揭示了贾雨村这个野心勃勃的政客的内心世界。贾雨村本是“诗书仕宦之族”,只因家势败落,才浇魄潦倒。但他不甘心“久居人下”,仍然以追求功名利禄为唯一奋斗目标。“天下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就赤裸裸地暴露了他的政治野心。他穷愁潦倒,终然寄居在葫芦庙里,但还念念不忘“玉在匵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日夜都在盼望“飞黄腾达”的好时机,浑身散发着升官发财的臭气。
贾雨村后来靠钻营贾家的门路,依仗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权势,官运亨通,很快便爬上了“协理军机,参赞朝政”的兵部尚书宝座。他又运用封建官府的行政司法权力,反转过来,为四大家族效劳,即所谓“满把清光护玉栏”。实际是贪赃枉法,欺压百姓,草菅人命,成了维护封建统治的一条恶狗。
贾雨村的所谓“抱负”,就是一旦时机成熟踏进官场仕途,可以声威赫赫,高踞于广大百姓之上作威作福。他的政冶野心于此暴露无遗。甄士隐的先兆说法是一种民间迷信。从这首诗里可以看出,贾雨村以后拍马钻营,攀附“四大家族”作为“护官符”,贪赃枉法,草菅人命,种种卑劣行为都是有深刻根源的。
《九歌·湘夫人》是《楚辞·九歌》组诗十一首之一,是祭湘水女神的诗歌,和《九歌·湘君》是姊妹篇。
此诗写湘君企待湘夫人而不至,产生的思慕哀怨之情,诗以湘君思念湘夫人的语调去写,描绘出那种驰神遥望,祈之不来,盼而不见的惆怅心情。全诗写男子的相思,所抒情意缠绵悱恻;加之作品对民间情歌直白的抒情方式的吸取和对传统比兴手法的运用,更加强了它的艺术感染力,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首句“帝子降兮北渚”较为费解。“帝子”历来解作天帝之女,后又附会作尧之二女,但毫无疑问是指湘水女神。一般都把这句说成是帝子已降临北渚,即由《湘君》中的“夕弭节兮北渚”而来;但这样便与整篇所写湘君盼她前来而不见的内容扞格难合。于是有人把这句解释成湘君的邀请语(见詹安泰《屈原》),这样文意就比较顺畅了。
歌辞的第一段写湘君带着虔诚的期盼,久久徘徊在洞庭湖的山岸,渴望湘夫人的到来。这是一个环境气氛都十分耐人寻味的画面:凉爽的秋风不断吹来,洞庭湖中水波泛起,岸上树叶飘落。望断秋水、不见伊人的湘君搔首蹰躇,一会儿登临送目,一会儿张罗陈设,可是事与愿违,直到黄昏时分仍不见湘夫人前来。这种情形经以“鸟何萃兮苹中,罾何为兮木上”的反常现象作比兴,就更突出了充溢于人物内心的失望和困惑,大有所求不得、徒劳无益的意味。而其中“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更是写景的名句,对渲染气氛和心境都极有效果,因而深得后代诗人的赏识。
第二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湘君的渴望之情。以水边泽畔的香草兴起对伊人的默默思念,又以流水的缓缓而流暗示远望中时光的流逝,是先秦诗歌典型的艺术手法,其好处在于人物相感、情景合一,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以下麋食中庭和蛟滞水边又是两个反常现象,与前文对鸟和网的描写同样属于带有隐喻性的比兴,再次强调爱而不见的事愿相违。接着与湘夫人一样。他在久等不至的焦虑中,也从早到晚骑马去寻找,其结果则与湘夫人稍有不同:他在急切的求觅中,忽然产生了听到佳人召唤、并与她一起乘车而去的幻觉。于是作品有了以下最富想像力和浪漫色彩的一笔。
第三段纯粹是湘君幻想中与湘夫人如愿相会的情景。这是一个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的神奇世界:建在水中央的庭堂都用奇花异草香木构筑修饰。其色彩之缤纷、香味之浓烈,堪称无与伦比。作品在这里一口气罗列了荷、荪、椒、桂、兰、辛夷、药、薜荔、蕙、石兰、芷、杜衡等十多种植物,来极力表现相会处的华美艳丽。其目的,则全在于以流光溢彩的外部环境来烘托和反映充溢于人物内心的欢乐和幸福。因此当九嶷山的众神来把湘君的恋人接走时,他才恍然大悟,从这如梦幻般的美境中惊醒,重新陷入相思的痛苦之中。
最后一段与《湘君》结尾不仅句数相同,而且句式也完全一样。湘君在绝望之余,也像湘夫人那样情绪激动,向江中和岸边抛弃了对方的赠礼,但表面的决绝却无法抑制内心的相恋。他最终同样恢复了平静,打算在耐心的等待和期盼中,走完相恋相思这段好事多磨的心理历程。他在汀洲上采来芳香的杜若,准备把它赠送给远来的湘夫人。
从情感的结构角度看,这首诗是以“召唤方式”呼应“期待视野”。《湘夫人》既然是迎神曲,必然是以召唤的方式祈求神灵降临。全诗以召唤湘夫人到来作为出发点,以期待的心理贯穿其中。诗的前半段主要写湘君思念湘夫人时那种望而不见、遇而无缘的期待心情。中间经历了忧伤、懊丧、追悔、恍惚等情感波动。这些都是因期待而落空所产生的情绪波动。诗的后半段是写湘君得知湘夫人应约即将到来的消息后,喜出望外,在有缘相见而又未相见的期待心情中忙碌着新婚前的准备事宜。诗的末尾,湘夫人才出现,召唤的目的达到,使前面一系列的期待性的描写与此呼应。实际上,后半段的描写不过是湘君的幻想境界。出现这种幻象境界,也是由于期待心切的缘故。整首诗对期待过程的描写,有开端,有矛盾,有发展,有高潮,有低潮,有平息。意识线路清晰可见。
这首诗还有着明暗对应的双层结构方式。主人公情感的表现,有明有暗,明暗结合。抒情对象既可实指,又有象征性。在描写实境时,主人公的情感是表层性的,意旨明朗,指事明确,语言明快,情感色泽清晰,高低起伏,强弱大小,都呈透明状态。如诗的后半段写筑室建堂、美饰洞房、装饰门面、迎接宾客的场面,就属于表层性的,即明写。从“筑室兮水中”至“疏石兮为芳”,是从外到里、由大到小;从“芷葺兮荷屋”至“建芳馨兮庑门”,又由里到外。线路清楚,事实明白,情感的宣泄是外露的,是直露胸臆的方式,淋漓酣畅,无拘无束,少含蓄,情感的流动与外在形式同步。
从深层结构看,这首诗又有着寓情于景的表情法。景物不是原来的样子,如“鸟何”、“罾何”、“麋何”、“蛟何”等句;或是带上感情色彩的景物,如秋风、秋水、秋叶的描写。情感的流动较蕴藉、含蓄、深沉,如海底暗流,不易发觉。因此需要通过表层意象加以领会。
这种双层结构,明暗对应,相辅相成,构成一种情景交融的境界。这种结构的优点是:可以增大情感的容量,使情感的表现呈立体状。
另外,全诗所描写的对象和运用的语言,都是楚化了的,具有鲜明的楚国地方特色。诸如沅水、湘水、澧水、洞庭湖、白芷、白薠、薜荔、杜蘅、辛夷、桂、蕙、荷、麋、鸟、白玉等自然界的山水、动物、植物和矿物,更有那楚地的民情风俗、神话传说、特有的浪漫色彩、宗教气氛等,无不具有楚地的鲜明特色。诗中所构想的房屋建筑、陈设布置,极富特色,都是立足于楚地的天然环境、社会风尚和文化心理结构这个土壤上的,否则是不可能作此构想的。语言上也有楚化的特点。楚辞中使用了大量的方言俗语,《湘夫人》也不例外,如“搴”(动词)、“袂”、“褋”(名词)等。最突出的是“兮”字的大量运用——全诗每句都有一个“兮”字。这个语气词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啊”字。它的作用就在于调整音节,加大语意、语气的转折、跳跃,增强语言的表现力。《湘夫人》以方言为主,兼有五七言。句式变化灵活。这种“骚体”诗,是继《诗经》后新出现的自由诗,在我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是一次了不起的创新。
综上所述,《湘君》和《湘夫人》是由一次约会在时间上的误差而引出的两个悲剧,但合起来又是一幕两情相悦、忠贞不渝的喜剧。说它们是悲剧,是因为赴约的双方都错过了相会的时间,彼此都因相思不见而难以自拔,心灵和感情遭受了长时间痛苦的煎熬;说它们是喜剧,是由于男女双方的相恋真诚深挚,尽管稍有挫折,但都没有放弃追求和期盼,所以圆满结局的出现只是时间问题。当他们在耐心平静的相互等待之后终于相见时,这场因先来后到而产生的误会和烦恼必然会在顷刻间烟消云散,迎接他们的将是湘君在幻觉中所感受的那种欢乐和幸福。
这两篇作品一写女子的爱慕,一写男子的相思,所取角度不同,所抒情意却同样缠绵悱恻;加之作品对民间情歌直白的抒情方式的吸取和对传统比兴手法的运用,更加强了它们的艺术感染力。因此尽管这种热烈大胆、真诚执着的爱情被包裹在宗教仪式的外壳中,但它本身所具有强大的生命内核,却经久不息地释放出无限的能量,让历代的读者和作者都能从中不断获取不畏艰难、不息地追求理想和爱情的巨大动力。这可以从无数篇后代作品都深受其影响的历史中,得到最好的印证。
《九歌》是一组祭歌,共11篇,是屈原据民间祭神乐歌的再创作。《九歌·国殇》取民间“九歌”之祭奠之意,以哀悼死难的爱国将士,追悼和礼赞为国捐躯的楚国将士的亡灵。乐歌分为两节,先是描写在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中,楚国将士奋死抗敌的壮烈场面,继而颂悼他们为国捐躯的高尚志节。由第一节“旌蔽日兮敌若云”一句可知,这是一场敌众我寡的殊死战斗。当敌人来势汹汹,冲乱楚军的战阵,欲长驱直入时,楚军将士仍个个奋勇争先。但见战阵中有一辆主战车冲出,这辆原有四匹马拉的大车,虽左外侧的骖马已中箭倒毙,右外侧的骖马也被砍伤,但它的主人——楚军统帅,仍毫无惧色,他将战车的两个轮子埋进土里,笼住马缰,反而举槌擂响了进军的战鼓。一时战气萧杀,引得苍天也跟着威怒起来。待杀气散尽,战场上只留下一具具尸体,静卧荒野。
作者描写场面、渲染气氛的本领是十分高强的。不过十句,已将一场殊死恶战,状写得栩栩如生,极富感染力。底下,则以饱含情感的笔触,讴歌死难将士。有感于他们自披上战甲一日起,便不再想全身而返,此一刻他们紧握兵器,安详地,心无怨悔地躺在那里,他简直不能抑止自己的情绪奔进。他对这些将士满怀敬爱,正如他常用美人香草指代美好的人事一样,在诗篇中,他也同样用一切美好的事物,来修饰笔下的人物。这批神勇的将士,操的是吴地出产的以锋利闻名的戈、秦地出产的以强劲闻名的弓,披的是犀牛皮制的盔甲,拿的是有玉嵌饰的鼓槌,他们生是人杰,死为鬼雄,气贯长虹,英名永存。
依现存史料尚不能指实这次战争发生的具体时地,敌对一方为谁。但当日楚国始终面临七国中实力最强的秦国的威胁,自怀王当政以来,楚国与强秦有过数次较大规模的战争,并且大多数是楚国抵御秦军入侵的卫国战争。从这一基本史实出发,说此篇是写楚军抗击强秦入侵,大概没有问题。而在这种抒写中,作者那热爱家国的炽烈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楚国灭亡后,楚地流传过这样一句话:“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屈原此作在颂悼阵亡将士的同时,也隐隐表达了对洗雪国耻的渴望,对正义事业必胜的信念,从此意义上说,他的思想是与楚国广大人民息息相通的。作为中华民族贡献给人类的第一位伟大诗人,他所写的决不仅仅是个人的些许悲欢,那受诬陷被排挤,乃至流亡沅湘的坎壈遭际;他奉献给人的是那颗热烈得近乎偏执的爱国之心。他是楚国人民的喉管,他所写一系列作品,道出了楚国人民热爱家国的心声。
此篇在艺术表现上与作者其他作品有些区别,乃至与《九歌》中其他乐歌也不尽一致。它不是一篇想像奇特、辞采瑰丽的华章,然其“通篇直赋其事”(戴震《屈原赋注》),挟深挚炽烈的情感,以促迫的节奏、开张扬厉的抒写,传达出了与所反映的人事相一致的凛然亢直之美,一种阳刚之美,在楚辞体作品中独树一帜,读罢实在让人有气壮神旺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