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朝堂上会见百官,称之为临朝视事,百官朝见皇帝,向皇帝奏事称之为上朝。上朝对于百官来说,是他们每日的第一件大事。
当长安郊野曙色才分的时候,大明宫里的钟声就响彻长安上空了,钟声告诉散居在各街坊的百官们,朝见皇帝的时候到了。待到百官赶到蓬莱宫,钟声仍然响彻云霄。宫殿的大门虽已开启,又依稀听见宫里 "鸡人"报晓的声音,说明皇帝本人也已起身,要与百官们相会于朝堂上。
百官上朝,唐诗中也有说以"鼓声"为号令的。李贺《官街鼓》诗中说:"晓声隆隆催转日,暮声隆隆呼月出。"王琦注:"《唐书》:“日暮,鼓八百声而门闭;五更二点,鼓自内发,诸街鼓承振,坊市门皆启,鼓三千挝,辨色而止。”其制盖始于马周。旧制:京城内金吾昏晓传呼,以戒行者。周上书令金吾每街隅悬鼓,夜击以止行李,以备窃盗,时人呼曰鼓,公私便焉。”可见置于街坊的鼓,当日暮、凌晨时敲响,主要用于警戒以防盗贼,也兼有报时的作用,以启坊门。原与百官上朝无关,但百官可以据鼓声判断时辰,所以唐诗中写到早朝的诗,多写钟声,也有钟鼓一齐写到的。
"官街鼓"凌晨 "五更二点"敲起,相当于今日的早上五时左右。古代天子讲究 "勤政",所谓谓 "夙兴夜寐",上朝理事,不敢懈怠。上朝的百官们当然更要早起,因为他们散居于长安各街坊,距上朝的宫殿还有相当远的一段路程。《明皇杂录》:"五鼓初起,列火满门,将欲趋朝,轩盖如市。”是晓色朦胧中百官上朝的真实写照。
唐时帝王每日都要临朝视事。《唐会要》引《仪制令》:"诸在京文武官员职事九品以上,朔望日朝;其文武官五品以上及监察御史、员外郎、太常博士,每日朝参。"《唐会要》又载:“贞观十三年十月三日,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奏:'天下太平,万几事简,请三日一临朝。'诏许之。至二十三年 (649年)九月十一日,太尉 (长孙)无忌等奏请视朝,坐日,上(高宗)曰:'朕幼登大位,日夕孜孜,拥滞众务,自今以后每日常坐。""每日常坐"即谓之 "常朝",是汉以来留下的遗制,唐代帝王大都是严格遵守的,房玄龄的"天下太平,万几事简",要求太宗改为三日一临朝视事,几乎可以看作是佞言,所以高宗即位之初 (高宗即位于贞观二十三年六月),为表示勤政,即恢复旧制。到高宗永徽二年 (651年)八月二十九日下诏:"来月一日,太极殿受朝。此后,每五日一度,太极殿视事,朔望朝,即永为常式。""受朝。即受朝贺,是在朔望日(每月初与每月中)皇帝会见在京所有官员规模更大、仪式更隆重的活动;"视事"即"每日常参"、"每日常坐",是皇帝会见五品以上"常参官"的日常事务。高宗即位始两年,即废务荒政,自坏体例,改 "每日常参"为"五日一度"了。至高宗显庆二年 (657年)三月,长孙无忌又奏请 "隔日视事";武则天时,敕 "每十日一朝",受到左台侍御史卢怀慎的批评。自玄宗以后,皇帝的 "每日常坐",虽然也偶有更改,但基本维持"每日常坐"的旧制。兴庆宫里有勤政务本楼,即有以勤于政事、励精图治自勉的意思在内。不过,到玄宗晚年,亦渐废务荒政,所以白居易在《长恨歌》里批评他在宠杨妃之后"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常参官之数,大约不下数百近千人,每日凌晨即起,梳洗一毕,即要匆匆赶往皇帝临朝之处,休假和因其他特殊情况"辍朝"时可以例外。早朝是官员们的大事。一方面这是官员们的责任,另一方面也是官员们深感荣耀之事。每日面见君王,与闻或参与处理天下大事,正是一种个人价值所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若早朝不至或迟到,处罚也是很严厉的。唐政府规定:"朝参官无故不到,夺一月俸";"文武常参官或有晚入 (即迟到),并全不到及班列失仪,委御史台录名,牒所由,夺一月俸;经三度以上者,弹奏。”
唐诗中写及早朝的诗格外多,本诗即是其中一首。
这首咏物诗,是作者以煤炭自喻,托物明志,表现其为国为民的抱负。于写物中结合着咏怀。
第一句:咏煤炭点题。
第二句:正面抒怀,说这里蕴藏着治国安民的阳和布泽之气。“意最深”,特别突出此重点的深意。“春浩浩”承接“阳和”,“照破夜沉沉 ”,对照着写,显示除旧布新的力量。古人称庙堂宰相为鼎鼐,这里说宰相的作为,有赖于其人具有生成万物的能力,仍从煤炭的作用方面比喻。
第三句:“铁石”句表示坚贞不变的决心,也正是于谦人格的写照。
第四句:“但愿苍生俱饱暖”,从煤炭进一步生发,即杜甫广厦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之意而扩大之。末句绾结到自己出山济世,一切艰辛在所甘心历之的本意,即托物言志。
综上:
前四句描写煤炭的形象,写尽煤炭一生。后四句有感而发,抒发诗人为国为民,竭尽心力的情怀。全诗以物喻人,托物言志。 诗人一生忧国忧民,以兴国为己任。其志向在后四句明确点出,其舍己为公的心志在后两句表现得尤为明显。综合全诗,诗人在诗中表达了这样的志向:铁石虽然坚硬,但依然存有为国为民造福之心,即使历尽千辛万苦,他也痴心不改,不畏艰难,舍身为国为民效力。
诗人在一开始就直抒胸臆,顿感一种悲怆感伤的情绪油然而生。诗人在草堂的北窗独坐,极目北望,感慨万千。此联对仗极工,“南”、“北”二字迭用对映,以“南京” 对“北望”、以“南亩”对“北窗”。
颔联由抒怀转入描写在成都的客居生活:“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此情此景富有诗情画意,是一种和平宁静、朴素安适的乡野生活。波光云影伴着棹声、嬉闹声,杜甫望着眼前这位同他患难与共的糟糠之妻杨氏,两鬓业已有些斑白,细细的皱纹开始悄悄爬上了曾经细嫩的面庞,回想起和她一起看过的风景和一起走过的人生旅程,今生有伊相伴,纵然再苦也甘之如饴,这或许就是一起吃苦的幸福吧。想到这里,杜甫内心深处的感情犹如潮水从心底奔涌而出,多年漂泊与流离的苦痛和如今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幸福,两种冰火两重天的情感交杂在一起,最终化作颈联“俱飞蛱蝶元相逐,并蒂芙蓉本自双”这两句。“俱飞蛱蝶”和“并蒂芙蓉”,如双栖鸳鸯一般,都是成双成对的,象征着夫妻或两个相爱的恋人双宿双飞,永不离分,唯美的梁祝化蝶所表达的也正是此意。
末联诗人又把游走的思绪拉回现实中来,将视线转移到随艇携带的“茗饮”和“蔗浆”上来。“茗饮”这一叫法最早出自三国曹魏张揖的《广雅》一书中:“荆巴间采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可见,在三国时期,荆巴一带(今湖北、四川交界一带)把茶汤称作“茗饮”,而且煮饮的方式也比较特别。另据北魏杨炫之《洛阳伽蓝记》记载:“菰稗为饭,茗饮为浆”,“时给事中刘镐,慕肃之风,专习茗饮”。“茶”字最早首见于唐显庆中(656~661年)苏恭的《本草》中,距离杜甫写此诗的时代已有百余年,而成都位于巴蜀一带,自古以来就是饮茶成风,这在张载的“芳荼冠六清,溢味播九区”(《登成都白菟楼》)中可窥见一斑。杜甫在诗中用“茗饮”而不用“茶”,足见他移风易俗,受当地饮茶习俗影响颇深。诗人在尾联中至少寄寓了两层意思:一是道出他的人生滋味,二是表达他的人生价值观。于杜甫而言,他的人生只有“苦”和“甜”两味,而且苦是远远多于甜的,早年多舛的命运和后来的尘埃落定恰如这清苦的“茗饮”和甘甜的“蔗浆”。他与妻子经历了多少的离别、思念之苦,如今能手牵手、肩并肩同乘一艇,是在尝尽苦辛之后换来的甜蜜,来之不易。“茗饮蔗浆携所有”,把苦茗与甜蔗都同置一艇上,时饮茗来时饮浆,时苦时甜,恰如在回味一段人生。至于人生价值观,在此时的杜甫眼里,茗饮蔗浆都用普通的再也不能普通的瓷坛来盛放,一点儿也不逊色于精美的玉缸。瓷坛与玉缸,虽功用相同,内涵却有天壤之别,一朴质,一奢华;一象征着简淡平凡的生活,一象征着穷奢极恶的生活。诗人认为“瓷罂无谢玉为缸”,意味着他的人生价值观发生了重大转变,由追求显达仕途转变成追求陶然田园,由勃勃雄心转变成淡泊宁静,这一过程也诚如茶由醇厚渐转淡薄的过程。
郑之春月,也确如姚际恒所说,乃是“士女出游”、谈情说爱的美妙时令。《郑风·溱洧》一诗说,在清波映漾的溱水、洧水之畔,更有“殷且盈”的青年男女,“秉兰”相会、笑语“相谑”,互相赠送着象征爱情的“芍药”之花。此诗所展示的,则是男女聚会于郑都东门外的一幕,那景象之动人,也决不逊色于“溱洧”水畔。“出其东门,有女如云”、“出其闉阇,有女如荼”——二章复叠,妙在均从男主人公眼中写来,表现着一种突见众多美女时的惊讶和赞叹。“如云”状貌众女之体态轻盈,在飞彩流丹中,愈显得衣饰鲜丽、缤纷照眼;“如荼”表现众女之青春美好,恰似菅茅之花盛开,愈见得笑靥灿然、生气蓬勃。面对着如许众多的美丽女子,纵然是枯木、顽石,恐怕也要目注神移、怦然动心的。
在迈出城门的刹那间,此诗的主人公也被这“如云”、“如荼”的美女吸引了。那毫不掩饰的赞叹之语,正表露着这份突然涌动的不自禁之情。然而,人的感情是奇特的,“爱情”则更要微妙难猜:“虽则如云,匪我思存”、“虽则如荼,匪我思且”——在众多美女前怦然心动的主人公,真要作出内心所爱的选择时,吐语竟如此出人意料。两个“虽则……匪我……”的转折句,正以无可动摇的语气,表现着主人公的情有独钟。好奇的读者自然要打听:他那幸运的恋人而今安在?“缟衣綦巾,聊乐我员”、“缟衣茹藘,聊可与娱”二句,即带着无限的喜悦和自豪,将这位恋人推到了你的眼前。如果你还知道,“缟衣綦巾”、“缟衣茹藘”,均为“女服之贫贱者”(朱熹),恐怕在惊奇之际,更会对主人公肃然起敬:原来他所情有独钟的,竟是这样一位素衣绿巾的贫贱之女!只要两心相知,何论贵贱贫富——这便是弥足珍惜的真挚爱情。主人公以断然的语气,否定了对“如云”、“如荼”美女的选择,而以喜悦和自豪的结句,独许那“缟衣茹藘”的心上人,也足见他对伊人的相爱之深。
由此回看诗章之开篇,那对东门外“如云”、“如荼”美女的赞叹,其实都只是一种渲染和反衬。当诗情逆转时,那盛妆华服的众女,便全在“缟衣綦巾”心上人的对照下黯然失色了。这是主人公至深至真的爱情所投射于诗中的最动人的光彩,在它的照耀下,贫贱之恋获得了超越任何势利的价值和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