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纶《塞下曲》共六首一组,分别写发号施令、射猎破敌、奏凯庆功等等军营生活。语多赞美之意。此为第二首,描写将军夜里巡逻时景况。这首边塞小诗,写一位将军猎虎的故事,取材于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记载当时名将李广事迹的《李将军列传》。原文是:“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中(zhòng)石没镞(箭头),视之,石也。”
写将军夜猎,见林深处风吹草动,以为是虎,便弯弓猛射。天亮一看,箭竟然射进一块石头中去了。通过这一典型情节,表现了将军的勇武。诗的取材,出自《史记·李将军列传》。据载,汉代名将李广猿臂善射,在任右北平太守时,就有这样一次富于戏剧性的经历:“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因复更射之,终不能复入石矣。” 首句写将军夜猎场所是幽暗的深林;当时天色已晚,一阵阵疾风刮来,草木为之纷披。这不但交代了具体的时间、地点,而且制造了一种气氛。右北平是多虎地区,深山密林是百兽之王的猛虎藏身之所,而虎又多在黄昏夜分出山。
“林暗草惊风”,着一“惊”字,就不仅令人自然联想到其中有虎,呼之欲出,渲染出一片紧张异常的气氛,而且也暗示将军是何等警惕,为下文“引弓”作了铺垫。次句即续写射。但不言“射”而言“引弓”,这不仅是因为诗要押韵的缘故,而且因为 “引”是“发”的准备动作,这样写能启示读者从中想象、体味将军临险是何等镇定自若,从容不迫。在一“惊”之后,将军随即搭箭开弓,动作敏捷有力而不仓皇,既具气势,而形象也益鲜明。
后二句写“没石饮羽”的奇迹,把时间推迟到翌日清晨,将军搜寻猎物,发现中箭者并非猛虎,而是蹲石,令人读之,始而惊异,既而嗟叹,原来箭杆尾部装置着白色羽毛的箭,竟“没在石棱中”,入石三分。这样写不仅更为曲折,有时间、场景变化,而且富于戏剧性。“石棱”为石的突起部分,箭头要钻入殊不可想象。神话般的夸张,为诗歌形象涂上一层浪漫色彩,读来特别尽情够味,只觉其妙,不以为非。
诗,最注重含蓄,最讲究意在言外。看到诗中箭入石的描写,我们会油然联想:如果射中的真是老虎将会射成什么样子?如果在战场上射击敌军兵马呢?于是,一位武艺高强、英勇善战的将军形象,便盘马弯弓、巍然屹立在我们眼前了。
太子晋时年15岁,慧有口辩。师旷反复问难以试其才,太子晋对答如流,使师旷深为佩服。师旷主要活动在晋障公(前572—前558)、晋平公(前557—前532)时代,略早于孔子。关于本篇,清人谢墉《卢文弨校定逸周书序》云:“若《太子晋》一篇,尤为荒诞,体格亦卑弱不振,不待明眼人始辨之也。”清人唐大沛《逸周书分编句释》则说:“窃疑此篇即师旷所自作,故通篇韵语,妙绝古今,诚一种佳文也。”两人的评价完全相反,去若天壤。仔细分析,谢氏所谓的“体格卑弱不振”,显然是有着先入为主的成见;而唐氏以之为师旷自作因而说“妙绝古今”,也是刻蔚台高的过誉之论。本篇非必师旷所作,而可能是战国时期瞍、矇一类人收集、改编有关师旷的传说而成。类似的材料在刘向编撰整理的《新序》与《说苑》中也有一些,如《说苑,建本》所载《炳烛》,《说苑,正谏》所载《五指之隐》,以及《新序-杂事一》所载《天下有五墨墨》等。从结构与语言特征来说,这些都与后来的俗赋极为相似,当是先秦两汉典籍中保留下来的先秦古赋。
作品开头一节叙述师旷聘周的原因,类似于后世赋中的序或话本中的“入话”。叔誉是舂秋中期晋国的大夫,他具有渊博的知识和随机应变的口才,可是他出使周朝却连一个年仅十五岁的小孩子都对付不了,这显然是一种夸张的手法。
故事的主体部分围绕师旷的“五称”与太子晋的“五应之”展开,这是先秦时一种类似于五打三胜制的问答比赛,“五称”指提了五个问题。对于师旷的“五称”,太子晋都答得非常完满,解除了晋国的疑虑,使师旷不断“告善”“罄然”乃至跺起脚来:师旷束躅其足曰:‘善哉,善哉!’王子曰:‘太师何举足骤?’师旷曰:‘天寒足跔,是以数也。’
其恢谐颇富有民间文学天真、浅显与滑稽的风格。之后,太子晋也向师旷提了五个问题,但其随机的设问,却使得师旷拙于应对,几乎辞穷,太子晋也由被动而主动,表现出了从容不迫、游刃有余的儒雅风度。不过,作品的末尾,年轻的小王子问起了自己的年寿,却被告知“不寿”,他对此也已自知:“吾后三年上宾于帝所。”末尾“未及三年,告死者至”的结果令全文在令人怅然若失的哀婉气氛中结束,也弥漫着神异的色彩(参伏俊琏《俗赋研究》)。全篇充满了智慧、机趣与灵异,也富有小说的气息。
文章主体以主客问答形式写成,人物对话之外,描写情节发展的文字很少,只有“师旷曰””太子应之曰”一类简单的提示语。对话部分韵散间出,以四言歆语为主,并多排偶句式,辩词语言通俗,且押韵自然,这些者卩说明了它的口诵性质。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对话并不推动故事肩节的进展,而为的是表现人物的才智。问的一方尽量想难倒对方,而答方却应变自如,并且巧妙地让问对双方位置互换,开始新一轮的问难。所以,本篇就体制而言,显然受到民间论辩伎艺的启示,把它当作论辩类讲诵文学是名符其实的。而《太子晋》被周史载入史籍,证明它可能流传于贵族社会之中。有学者认为此篇是“文赋的同一类型”(程毅中《敦煌俗赋的渊源及其与变文的关系》);另有学者则更明确说“它其实是一篇窜入《逸周书》的战国古赋”,是“战国时的民间赋”(《逸周书的一篇战国古赋》)。
这里还要提到师旷的特殊身份。他是一位盲人,故篇中自称“瞑臣”(《说苑,建本》篇自称“盲臣”)。《庄子音义》引《史记》云:“师旷,冀州南和人,生而无目。”可知他就是《国语,周语》所记载的“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中瞽、瞍、矇之类,因而对历史典故非常熟悉。这就关系到先秦时期瞍、矇对于赋体文学的作用。所以又有学者说:“瞍矇的讽诵活动对赋的形成,尤其是文赋与俗赋的形成,起了推动的作用”(赵逵夫《读赋献拜》)。这是值得重视的。
此外,本篇写师旷与太子晋相互吟诗而且引诗,这种情况既符合“赋诗言志”的习惯,富有时秦代散特文征艺,也类似于《穆天子传》中周穆王与西王母作诗以抒情言志的情节。正因为如此,现代学者或将其看作古小说,如鲁迅谓此篇“记述颇多夸饰,类于传说”(《中国小说史略》);吕思迪则谓“颇类小说家言”(《经子解题》);胡念贻径以此篇为小说(《逸周书中的三篇小说》)。这既表明了文学早期文体未分时多种文体的相互滲透及其共生状态,也从另一方面显示了这篇古赋所具有的文学史意义。
侧重写任运自然的洒脱心情。诗人的踪迹遍布南北,宦游四方,而今已近老境,鬓发斑白,“鬓将华”是说两鬓将花白了。“数亩荒池”就是前一首诗所说的 “小池塘”,因为人迹罕至,任其自然,所以称为“荒池”。秋天的塘水格外澄净,更加烘衬了宁静的氛围。
“扫地开窗置书几,此生随处便为家。”诗人在驿舍闲住,忘却世事忧烦,以此为家。这里表现出禅的思想方法对诗人人生态度的深刻影响。禅宗破除拘执束缚,随遇而安,心中不耿耿于忧患得失。其思想基础,在于 “佛性遍于一切有情”甚至 “遍于一切无情”。所谓“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只要自身佛性开解,那便无往而非佛了。因此,禅给人的影响是洒脱不羁的人生态度,放达自适,随遇而安,是悟禅之人的生活样态。唐代大诗人王维深契禅之 “三昧”,他的两句名诗: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便是这种态度的诗意表现。苏轼的 《定风波》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未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在精神内涵上与这首诗一致。“此生随处便为家”,是映现着禅的印痕的。
这首诗首联写景,诗城伫立平旷辽阔的楚国旧地,放眼望去,但见江流蜿蜒,远山逶迤;颔联写对屈原的劝慰之辞,蕴涵了悲愤及同情;颈联正面抒写对诗城的沉痛惋惜之情;尾联仍回到现实的景物中来,并以想像作结。全诗沉郁而清幽,笔力曲折,言议透辟。
此诗首联以写景兴起。“平远江山极目回,古祠漠漠背城开。”伫立平旷辽阔的楚国旧地,放眼望去,但见江流蜿蜒,远山逶迤;由远及近,渐渐地收回目光,却看到古老的三闾祠,萧条冷落,背城而立。作者面对荒芜寂寥的眼前风物不禁感慨万端,一种故宫黍离之感,油然而生。
触景兴怀,作者自然地联想起诗城的平生遭际,屈原以光明正直存心国家民族的忠贞之士,竟至落入谗言的深海而尽忠无路报国无门,最终走向悲剧的结局,可谓千古奇冤“国无城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离骚》)这是诗城泣血的深慨和绝望的浩叹。然而在颔联,作者并未直接抒写对诗城悲剧城生的同情嗟叹,却转而生发出这样的议论:“莫嫌举世无知己,未有庸城不忌才”意谓用不着嫌怨举国难觅知音。诗句表面上是对屈原的劝慰之辞,实则蕴涵了更为深广的悲愤及对诗城无限的同情。
“放逐肯消亡国恨?岁时犹动楚城哀!”颈联是一个转换,正面抒写对诗城的沉痛惋惜之情。这二句说,即使被放逐,都不能消除亡国之恨。至今逢年过节,楚地的城们仍要崇祀屈原,表达无尽的哀思。史载,屈原在怀王朝和顷襄王朝曾两度被放逐。此联首句用反问语气,十分强烈地表现了屈原深挚的爱国主义感情。然而,其志向理想可“与日月争光”的屈原是不死的。千载而下,诗城屈原的悲剧命运犹自动城哀伤,足见其高洁的志行感城至深。
“湘兰沅芷年年绿,想见吟魂自往来。”尾联仍回到现实的景物中来,并以一个浪漫的美丽想像作结:“湘兰元芷年年绿,想见吟魂自往来。”湘、沅、兰、芷,都是屈原诗篇中经常味叹的楚地风物。这二句说,兰蕙和白芷年年绿遍沅湘两岸,沁芳吐艳,屈原的灵魂定会眷怀故地常来常往。
这首七律写得沉郁而清幽,既表现了屈原的悲愤也抒发了作者的哀深情。通观全篇,开头以写景生发,触起遐思由作者眼中屈原祠的冷落,自然地引入对屈原平生遭际命运的慨叹。中间两联论事,笔力曲折,言议透辟,而不乏情韵。末二句则与首联相呼应,对眼前景物忽发奇思,设想吟魂犹在,徜徉沅湘。由此见出作者情意之真切运思之灵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