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词人描写了自己与朝云二人的自然体态与清净的心境。“白发苍颜，正是维摩境界。”词人贬到惠州，已年老容衰；然而他的心地进到了人生的最高境界——维摩清净无欲的境界。值得词人晚年自我欣慰。而朝云呢“空方丈、散花何碍。”她随词人南迁，仍年青貌美，陪伴词人度着贬谪生活。在“方丈”的小天地里学佛，且如同天女散花，与词人一同切磋佛教教义，终有助于词人成为维摩式的心地澄明的佛家人。此等描叙，不是词人的创作虚构，而是他“清净独居一年有半”的真实写照。朝云在他心中是位可爱的女性人物。所以朝云那“朱唇筋点，更髻鬟生彩”的美丽动人的形象仍在他笔下闪光。东坡表明他爱朝云胜于教徒爱教，够虔诚的了，只好又拿出佛教的轮回思想，“千生万生只在”，永远海誓山盟，铭刻于心，付诸诗文。
下片，回忆美好往昔，祝愿朝云来日健康。“好事心肠，著人情态；闲窗下，敛云凝黛。”“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曾记得，你那乐于助人，成全先生的事业，你那“一生辛勤，万里随从”的宽阔胸怀，就表现在你的高洁的情感与媚人的仪态上。曾记得，“闲窗下”，挑灯伴读，学习佛经，又是那样的“敛云凝黛”，严肃之至，好不欢快。很快，词人从回忆的镜头中化出，回到面对面的梳妆台前。看“明朝端午”，万人欢庆传统佳节。在众多的活动中，词人认为最有意义的是学古人而“佩兰”。屈原在《离骚》中就赞赏“纫秋兰以为佩”的节日服饰。它既能健身芳心，又能给人以审美情趣，所以词人嘱咐朝云“待学纫为佩”，以此让朝云表现出高洁的形象。朝云只觉东坡对自己太好了。不过许多的诗文是言有尽而意无穷，长久的心愿便是要求东坡“寻一首好诗，要书裙带”，作为终身的记念。
全词写词人对朝云的深情，深化到如佛教徒对待释迦牟尼那样虔诚的程度。涛涛夜话道家常，情思绵绵无尽期，诚可谓“略去洞房之气味，翻为道人之家风。”
这首《甘草子》是一篇绝妙的闺情词，属小令词。
上片写女主人公池上凭阑的孤寂情景。秋天本易触动寂寥之情，何况“秋暮”。“乱洒衰荷，颗颗真珠雨”，比喻贴切，句中“乱”字亦下得极好，它既写出雨洒衰荷历乱惊心的声响，又画出跳珠乱溅的景色，间接地，还显示了凭阑凝伫、寂寞无聊的女主人公的形象。紧接着，以顶针格写出“雨过月华生，冷彻鸳鸯浦”两句。词连而境移，可见女主人公池上阑边移时未去，从雨打衰荷直到雨霁月升。雨来时池上已无鸳鸯，“冷彻鸳鸯浦”即有冷漠空寂感，不仅是雨后天气转冷而已，这对女主人公之所以愁闷是一有力的暗示。
过片“池上凭阑愁无侣”一句收束上意，点明愁因。“奈此个、单栖情绪”则推进一层，写孤眠之苦，场景也由池上转入屋内。此词妙结尾二句别开生面，写出新意：“却傍金笼共鹦鹉，念粉郎言语。”荷塘月下，轩窗之内，一个不眠的女子独自调弄鹦鹉，自是一幅绝妙仕女图。而画图难足的，是那女子教鹦鹉念的“言语”，不直写女主人公念念不忘“粉郎”及其“言语”，而通过鹦鹉学“念”来表现，实为婉曲含蓄。鸟语之后，反添一种凄凉，因鸟语之戏不过是自我安慰，又岂能真正遗志空虚。
《金粟词话》云：“柳耆卿‘却傍金笼教鹦鹉，念粉郎言语’，《花间》之丽句也。”是说柳永此词的尾句，类花间派，语辞艳丽，各是异彩，如“真珠”、“月华”、“鸳鸯”、“金笼”、“鹦鹉”等皆具辞彩。然不同的是环境的华美不能掩盖人物心境的空虚，这样写恰有反衬的妙用。
《大雅·民劳》一诗，朱熹《诗集传》以为“乃同列相戒之词耳，未必专为刺王而发”。严粲《诗缉》也说：“旧说以此诗‘戎虽小子’及《板》诗‘小子’皆指王。小子，非君臣之辞，今不从。二诗皆戒责同僚，故称小子耳。”朱熹等宋代经学家每不从汉儒之说，自立新义，时有创见，但涉及君臣关系问题，却反而比汉儒保守。其实，正如范处义《诗补传》所说：“古者君臣相尔女（汝），本示亲爱。小子，则年少之通称。故周之《颂》《诗》《诰》《命》，皆屡称‘小子’，不以为嫌。是诗及《板》《抑》以厉王为‘小子’，意其及位不久，年尚少，已昏乱如此。故《抑》又谓‘未知臧否’，则其年少可知矣。穆公谓王虽小子，而用事甚广，不可忽也。”朱、严之说实不足为训。
此篇共五章，每章十句，均为标准的四言句，句式整齐，结构谨严。各章互相比较一下，可以发现，第一句皆同，第二句仅末字互相不同，第三句除第三章外余四章皆同，第四句皆不同，第五句皆同，第六句后两字不同，第七句皆同，第八句、第九句皆不同，第十句除第四章、第五章外余三章第一字均为“以”。这样的句式结构，具有明显的重章叠句趋势，本是《国风》中常见的一种基本格式，但在《大雅》中居然也有板有眼地出现，确实令人有些奇怪。不过说怪也没什么好怪，《大雅》虽以赋为主，但它与《国风）在艺术手法上还是有一定联系的，《大雅·凫鹥》《大雅·泂酌》两篇也是复沓式结构。只是《大雅·民劳》一诗篇幅要长得多，五章反覆申说，意味尤为深长，令人咀嚼不尽。
诗一开头，就说人民已经很劳苦了，庶几可以稍稍休息了。接着“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是说要以京畿为重，抚爱国中百姓，使四境得以安定；“无纵诡随，以谨无良”，是说不要受那些奸狡诡诈之徒的欺骗，听信他们的坏话。第二、三、四、五章的“以为民逑”“以绥四国”“俾民忧泄”“国无有残”与“以谨惛怓”“以谨罔极”“以谨丑厉”“以谨缱绻”，也是围绕恤民、保京、防奸、止乱几个方面不惜重言之。至于为什么每章都有“无纵诡随”一句放在“式遏寇虐”一句前面，严粲、钟惺都做过解释。其实，抨击小人蒙蔽君主而作恶，无非是刺国王不明无能的一个障眼法。不便直斥君主，便拿君主周围的小人开刀，自古皆然。确实，有了昏君小人才能作大恶，“极小人之情状”是给周厉王一个镜子让他照照自己。
《鱼我所欲也》选自《孟子·告子上》，论述了孟子的一个重要主张：义重于生，当义和生不能两全时应该舍生取义。
孟子认为自己做了坏事感到耻辱，别人做了坏事感到厌恶，这就是义；义是有道德的君子所必须遵循的正路。
孟子先用人们生活中熟知的具体事物打了一个比方：鱼是我想得到的，熊掌也是我想得到的，在两者不能同时得到的情况下，我宁愿舍弃鱼而要熊掌；生命是我所珍爱的，义也是我所珍爱的，在两者不能同时得到的情况下，我宁愿舍弃生命而要义。孟子把生命比作鱼，把义比作熊掌，认为义比生命更珍贵就像熊掌比鱼更珍贵一样，这样就很自然地引出了“舍生取义”的主张。这个主张是全篇的中心论点。
孟子从三个方面论证了舍生取义的意义。
其一，“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这几句论证说：生命是我珍爱的，但还有比生命更为我所珍爱的（指义），所以不能做苟且偷生的事；死亡是我厌恶的，但还有比死亡更为我所厌恶的（指不义），所以有时对祸害（死亡）不愿躲避。这是从正面论证义比生更珍贵，在二者不可兼得时应该舍生取义。
其二，“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避患者何不为也？”这几句论证说：如果没有比生命更为人们所珍惜的，那么凡是可以用来保全生命的手段哪样不能用呢!如果没有比死亡更为人们所厌恶的，那么凡是可以用来避免祸患（死亡）的事情哪样不能做呢!言外之意是：这样下去，人们的行为不是会变得无所不为、卑鄙无耻了吗？这是从反面论证义比生更珍贵，在二者不可兼得时应该舍生取义。
其三，“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这几句论证说：通过这样的手段（指不正当的手段）就可以保全生命，而有的人不愿意采用；通过这样的办法（指不正当的办法）就可以避免祸患（死亡），而有的人不愿意去干。所以，还有比生命更为人们所珍爱的（指义），还有比死亡更为人们所厌恶的（指不义）；不单是贤人有这种重义之心，而是人人都有，只是贤人没有丧失罢了。这是从客观事实论证义比生更珍贵，在二者不可兼得时有人舍生取义。通过论证，文章开头提出的中心论点就成立了。
为了使这种道理更令人信服，更容易被人接受，孟子接着用具体的事例来说明。“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箪”是古代盛饭的圆形竹篮，“豆”是古代盛肉或其他食品的器皿，“呼尔”是大声呼喝着，“蹴尔”是用脚踢着。这几句说：只要得到一小筐饭、一小碗汤就可以保全生命，不能得到就要饿死，如果是轻蔑地呼喝着叫别人吃，哪怕是饥饿的过路人都不愿接受，如果是用脚踢着给别人吃，那就连乞丐都不屑要了。《礼记·檀弓》有一段故事与此相类似：“齐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饿者而食之。有饿者，蒙袂辑屦，贸贸然来。黔敖左奉食，右执饮，曰：‘嗟!来食!’扬其目而视之曰：‘予唯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人厌恶，所以宁愿饿死也不愿接受别人侮辱性的施舍。连无人认识的路人和贫困低贱的乞丐都能这样做，常人更不用说了。这一事例生动地说明了人们把义看得比生更为珍贵，在二者不可兼得时就会舍生取义。
在孟子看来，“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人人都有这种重义之心，人人在生与义不可兼得之时都应舍生取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并非都是如此，有的人在穷困危急的情况下可以拒绝别人侮辱性的施舍，而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却见利忘义。
文章第三段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孟子指出，社会上确实存在“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的人。有人不问合不合礼义而接受万钟俸禄呢，万钟俸禄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呢。“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是为了住房的华丽、妻妾的侍奉、因为给了所认识的穷朋友以好处而使他们对自己感恩戴德吗？华丽的住房也好，妻妾的侍奉也好，朋友的感激也好，这些都是身外之物，与生命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那些“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的人当初宁肯饿死也不愿受侮，却为了这些身外之物而不顾廉耻，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此之谓失其本心”，孟子认为这种人原来也有舍生取义之心，后来因为贪求利禄而丧失了。孟子警告说：“是亦不可以已乎？”这种“不辩礼义而受之”的可耻之事应该罢休了。
孟子本人是一个比较高傲的人，他不肯迁就，不肯趋附权势。他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下》）孟子曾经在齐国任客卿，后来因为与齐王的意见不合，便决定辞去齐卿回家，齐王托人挽留孟子，条件是准备在首都的中心地区建一座房子给孟子住，并送给孟子万钟粮食作为弟子们的生活费用，结果遭到孟子的严辞拒绝。（《公孙丑下》）可见，孟子在本篇中所说的“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是有所为而发的，表现了孟子大义凛然的性格和气概。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散文气势充沛，感情强烈，生动活泼，充分体现了孟子大义凛然的个性，表现了孟子雄辩、善辩的才华。他喜欢使用排比的修辞手法，如：“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本来，这话用一句就可以说完，即“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但他有意把它分成三句排比起来，加强了气势，增强了感情，显示出说话人的义正词严、理直气壮。其次，为了把道理说得深入浅出、生动有趣，孟子喜欢使用比喻，本篇以具体的鱼和熊掌比喻抽象的生和义，以“舍鱼而取熊掌”巧妙地比喻“舍生取义”，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其次，本篇中还大量运用了对比的手法，如把鱼与熊掌对比，把生与义对比，把重义轻生的人与贪利忘义的人对比，把“乡为”与“今为”对比，这样互相比较，道理说得更加清楚，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刻，加强了文章的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