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写孟子同梁惠王的谈话。当时各国为了要增产粮食和扩充兵员,都苦于劳动力不足,所以梁惠王要同邻国争夺百姓,采取了自以为“尽心”的措施,可是目的并没有达到。孟子抓住了这个矛盾,指出梁惠王的“尽心”并不能使百姓归顺,同时提出自己的主张,只有“行王道,施仁政”,才是治国的根本办法。全文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1段),提出“民不加多”的疑问。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的统治者,对外争城夺地,相互攻伐,“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对内残酷剥削,劳役繁重,破坏生产力。这就造成了兵员缺乏、劳力不足。争夺人力,成为各诸侯国统治者的当务之急。梁惠王提出“民不加多”的疑问之前,自诩“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然后以赈灾救民为例,申说自己治国胜于“邻国之政”,“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从两方面描述救灾的具体措施。“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进一步突出梁惠王的自矜,为下文的“五十步笑百步”作铺垫。“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梁惠王希望更多的民归附自己,孟子正是利用梁惠王的这种心理来宣传“仁政”思想并想引导他实行王道政治的。
第二部分(第2-4段),分析“民不加多”的原因。孟子不直接回答“民不加多”的问题,而是用梁惠王熟悉的事例设喻,启发对方,使对方容易接受。“王好战,请以战喻。”总提一句,然后举出两个逃兵“弃甲曳兵而走”的两种情况。根据败逃距离的远近,提出“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的反问,进一步启发,诱使对方在不知不觉中说出否定自己论点的话:“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最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这两句忽然转入正题,既回答了“民不加多”的原因,又揭示了五十步笑百步的寓意:梁惠王的“移民移粟”跟邻国统治者的治国不尽心,实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形式上数量上不同而已。这里暗示着梁惠王搞小恩小惠并不能使民加多,要使民加多,必须施仁政、行王道。于是文章就自然而然地由第二部分过渡到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第5-7段),阐述了孟子“仁政”的具体内容──使民加多的根本措施。
第5段阐述“王道之始”的道理。孟子认为,合理地发展生产,使老百姓“养生丧死而无憾”是实行仁政的开端,也是使民加多的初步措施。“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三组排句,提出了发展生产的三种措施,以及采取这些措施后所产生的效果。连用“不可胜……也”的句式,给人以吃不完、用不尽的感觉,大大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接着又用“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来小结前三组排句,又以这个结论为前提推出新的结论:“王道之始也。”作者在这里把三层意思、三方面的内容紧紧联系在一起,并把“使民加多”的问题跟行王道紧密联系起来。
第6段,阐述王道之成的道理。这一段,孟子进一步提出教养百姓,使民心归顺的仁政主张,也是“使民加多”的根本措施。“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这三组排句又提出了发展生产的三种措施,以及采取这些措施后所产生的效果。这三种措施与上文的三种措施相比,显然前进了一步,具有更强的主观能动性。孟子不仅主张养民,还主张教民:“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作者在这里连用四组排句,把自己的主张层层铺叙,渲染得有声有色,为梁惠王展现出一幅美好的前景。然后用“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两句承上启下,顺理成章地得出“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的结论,与前文“王道之始也”相呼应。
第7段,阐述使民加多应有的态度。孟子批评统治者的虐政,从反面证明自己主张的正确。前两段已经把行王道的道理讲得十分透彻,这一段照应文章的开头。梁惠王口口声声说“于国尽心”,可是“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哪里谈得上“尽心”呢?“狗彘食人食”和“涂有饿莩”形成鲜明的对比,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社会的不平等。接着作者针对统治者归罪于岁的推诿,运用比喻进行驳斥:“涂有饿莩”归罪于年成不好,如同“刺人而杀之”归罪于武器一样荒唐,害民的不是荒年而是统治者的虐政。最后两句,“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言简意赅。不归罪于年岁,而是要反省自己,革除虐政,施仁政,行王道,使百姓住有房,耕有田,吃饱穿暖用足,接受教育,懂得礼义,才能使他们归服。“斯天下之民至焉”回答了开篇梁惠王提出的“民不加多”的疑问。
拟古,就是摹拟古诗之意。但事实上这组诗并无摹拟之迹,完全是诗人自抒怀抱。从内容来看,这组诗大多为忧国伤时、寄托感慨之作,其中多有托古讽今、隐晦曲折之辞。
第一首诗采取拟人的手法,借对远行游子负约未归的怨恨,感慨世人结交不重信义,违背誓约,轻易初心。
第二首诗托言远访高士田子泰的故乡,对高尚节义之士深表敬仰,对世间不顾节义而趋炎附势、争名逐利之人表示了厌恶。
第三首诗以春燕返巢托兴,表现诗人不因贫穷而改变隐居的素志,同时也寓有对晋室为刘宋所取代而产生的愤慨。
第四首诗写由登楼远眺而引起的感慨沉思。江山满目,茫茫无限,历史沧桑,古今之变,尤显人生一世,何其短暂!曾经在这片土地上追逐功名利禄的古人,早已身死魂灭,只剩下荒坟一片,实在可怜可伤。从而抒发了诗人不慕荣华富贵、坚持隐居守节的志向与情怀。
第五首诗托言东方隐士,实则是诗人自咏,借以表示自己平生固穷守节的意志。
第六首诗以谷中青松自喻,表现坚贞不渝的意志。尽管诗中流露出犹豫彷徨的矛盾复杂心理,但仍决意不为流言所惑,不受世俗之欺,所以写诗以明志。
第七首诗以比兴手法,感叹欢娱夜短、韶华易逝的悲哀,表现了诗人自伤迟暮的情绪。
第八首诗表现诗人少年时期的理想,壮年时期的情怀,抒发了知音难觅的愤激之情。
第九首诗以桑树喻晋,晋恭帝为刘裕所立,犹如“种桑长江边”。恭帝之初立已操控在刘裕掌中,根基不牢自取灭亡。“今日复何悔”,诗人痛惜之情可见。
总体而言,陶渊明的《拟古九首》写的都是在朝代、人世改变时的各种现象以及诗人内心的思量和反省。全诗感情低回缠绵,语言曲折宛转。这几首诗题为“拟古”,从中可看到《古诗十九首》、汉乐府、汉魏晋五言诗的痕迹,像第一首的简洁叙事方式、第二首的一问一答、第三首的以气象作兴比及物候作比,以及轻浅的词语、叠词等等。之所以用拟古作题,主要是时当晋宋易代,很多的感触及激荡的情绪,可以通过较隐晦的方式表达出来。
“风压轻云贴水飞,乍晴池馆燕争泥。”作者用轻快的笔触三涂两抹,就把一幅生机勃勃的春天画图描绘出来。他既没有用浓重的色彩,也没有用艳丽的词藻,而只是轻描淡写地勾勒出几样景物,感染力很强,呈现了一股清新的春之气息。在一个多云转晴的春日里,作者徜徉于池馆内外,但见和风吹拂大地,薄云贴水迅飞,轻阴搁雨,天气初晴,那衔泥的新燕,正软语呢喃。按理说,面对着这春意盎然的良辰佳景,作者也应该心情振奋、逸兴遄飞了,但紧接着一句却是“沈郎多病不胜衣”。作者竟自比多病的沈约,腰围带减,瘦损不堪,值兹阳和气清之际,更加弱不禁风了。首句连用三个动词“压”、“贴”、“飞”,构成连动句式,振动起整个画面。次句把时、空交互在一起写:季节是春天(由燕争泥可推知),天气是初晴,地点在池馆内外。这两句色彩明快。第三句点出作者自己,由于情感外射,整幅画面顿时从明快变为阴郁;这一喜、一忧、一扬、一抑,产生了跌宕的审美效果,更增加了词的动态美。诗意到此出现了巨大转折,为过渡到下片做好了准备。
“沙上不闻鸿雁信,竹间时听鹧鸪啼。”鸿雁传书,用《汉书·苏武传》中典故,诗词里常用这个典故。鸿雁不捎个信来,而鹧鸪啼声,更是时时勾起词人对故旧的思念。“沙上”“竹间”,既分别为鸿雁和鹧鸪栖息之地,也极可能即作者举目所见之景。作者谪居黄州期间所写“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的情境,与此词类似。
“此情惟有落花知!”落花本无知;但由于作者的移情作用,竟使无知的落花变成了深知作者心情的知己。这样融情入景,使得情景交融,其中含蕴的“韵外之致”(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就耐人寻味了。唐代皎然《诗式》说:“两重意以上,皆文外之旨。”这句则至少包含了三重意思:一、“惟有”二字,说明除落花之外,作者的心情都不明了;二、落花能够理解作者的心情是由于作者与落花的命运相似;三、落花无言,即使它理解作者的心情,也无可劝慰。
全词仅上片开头两句写景,第三句抒情,用的是先实后虚的手法。下片则虚实结合,情中见景。在苏轼笔下,不仅“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王国维《人间词话》),而且于情语中也往往见景物。这是一种很高妙的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