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是拟左延年之同名诗作，写秦氏女报仇杀仇家的侠肝义胆。左延年原诗风格朴质，形式自由，多五言，也夹杂着三言、四言、六言、七言句，富有汉代民歌的特色。李白的这首拟作把它改成了工整的五言诗，不仅保持了故事的完整性及其精华部分，字数也压缩了一多半，更显得诗意盎然，而且人物的刻画鲜明细致，形象突出，确是以古为新的佳作。
诗的开始两句简括地介绍主人公：“西门秦氏女，秀色如琼花”。它从左延年诗“始出上西门，遥望秦氏庐。秦氏有好女，自名为女休”化来，首先指出秦氏女的住地，第二句“秀色如琼花”是左诗所没有的，他只说“秦氏有好女”比较笼统，此处增添了这一句，便突出了她如花似玉般的形象，“如琼花”的比喻启人联想，给人以娇美动人的实感，言外还暗示出这样“如琼花”的弱女子为报父仇白昼杀人真是出人意表。
接下去转入凝练简洁地复述故事：“手挥白杨刀，清昼杀仇家”。因为秦女休“杀仇家”的原因等等在左延年、傅玄的诗中介绍较详，此篇既是拟作就可以省略了。傅诗对她杀人报仇的原因表述得很清楚：“父母家有重怨，仇人暴且强。虽有男兄弟，志弱不能当。烈女念此痛，丹心为寸伤。”“仇人暴且强”明确说明：秦女的所作所为是正义的，不畏强暴是勇敢的。她不是无谓的杀人，而是由于对方“强且暴”，枉法肆虐，加之“虽有男兄弟，志弱不能当”，在这种形势下，她只好挺身而出了。
五、六两句虚实结合，先刻画人物，然后以深挚赞叹的口吻把主人公“英声凌紫霞”的鲜明形象送到读者面前——“罗袖洒赤血”，平平五字，给人的印象极深。“罗袖”，点明妇女身份，一般来讲，她是与杀人溅血无缘的，可此时却出现了“洒赤血”的非常情况，则其人面对强暴，敢作敢为的“英气”就可以想见了。在这个基础上，再叙述秦女报仇以后直上西山为关吏阻拦，她自言为“燕王妇”，而且表示甘愿领罪，就是被加以“诏狱囚”的罪名也是“不畏落爪牙”的。这些绘影绘声的描叙，既增强了诗的故事性而且可以进一步突现人物坚强英烈的性格。“婿为燕国王”左延年诗作“平生为燕王妇”，都是民歌常用的夸张写法，它联想了汉乐府《陌上桑》中罗敷自夸夫婿的一段，在平实的叙述中强化了戏剧性，使诗平添了起伏跌宕之姿。
以下四句交待秦女即将受刑，忽然传下赦书，绝处逢生，人心大快。左延年诗对此有细致的描写：“女休凄凄曳梏前。两徒夹我持刀，刀五尺余。刀未下，朣胧击鼓赦书下。”这里写了她上刑场前身带刑具（“曳梏”即脚镣）凄苦情态，乃至两个刽子手手持“五尺刀”即将行刑，在“刀未下”的紧急时刻，忽然传来放赦时的打鼓声。两相比照，互相补充，可以使诗意更为明晰。
末二句用聂政姊来比秦女休，披露全诗主旨。诗人以强烈的感情肯定歌颂主人公“万古共惊嗟”，表现了李白素重豪侠的英勇及妇女对理想追求的愿望，加之诗的前后呼应，叙事具体，气势充沛，一气贯注，虽是拟作，却足以见出作者独具的思想特色及艺术成就。
这首诗开头两句列举了古代两位著名刺客高渐离、专诸的事迹；第三句赞扬了这两名刺客的豪壮义气：为了报答知遇之恩，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末句阐明了这些壮士、也是作者自己的生死观，用司马迁的话，说明为知己而死，死得其所。全诗虽只有短短四句，但观点明确，慷慨激昂。
此诗起句“燕南壮士”，指高渐离；“吴门豪”指专诸。这里突出了他们最感人的精神力量：他们是壮士，他们有豪情。这两个词语的搭配，正好使专诸和高渐离的生命重新闪耀着奇异的光彩。这里“燕南”和“吴门”两个方位词也用得恰到好处。专诸刺杀吴王僚在吴王宫中，所以称“吴门”；而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士皆瞋目，怒发冲冠，则发生在易水送别之时，易水在燕之南界，因此称“燕南”。这两个看似不经意的词语，在广阔的背景上使壮志豪情笼罩四野，使他们的英声侠气无处不存，无处不在。
“筑中置铅鱼隐刀”句，为第一句作必要的补充与说明。他们两人的壮志豪情正是通过这两件惊天动地富于传奇色彩的大事而被历史所确认。这两句诗各以对称排比的结构相连接，重新唤起读者对这两位侠士的向往与崇敬。
“感君恩重许君命”句是全诗的主旨，是诗人要着重表达的一种信念，一个原则。诗人指出高渐离、专诸之所以置个人生死于不顾，以命相许是为了实践“士为知己者死”的人生信条。因此，这里的“恩”，不是“恩惠”，不是珍宝珠玉、车骑美女等物质的赐予，而是一种超越功利计较的“知遇之恩”，是一种对自我价值的理解和人格的尊重。这里的“许”，也不单是“报答”，更不是人身依附，而是一种自觉的自我价值的实现，是人格力量的自我完成。
最后一句“太山一掷轻鸿毛”化用太史公司马迁《报任安书》的话“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来表明自己的生死观，指出生命应该像“泰山”那样重，而不能像“鸿毛”那样轻。
这首诗，可以看作是李白读《刺客列传》后所作的咏史诗；也可以看作是李白顿悟生命价值即兴抒发的豪情。
这首词的内容和作法与一般的词不同，其内容方面几乎完全与对茂嘉的送行无关，而专门罗列古代的“别恨”事例。形式方面，它又打破上下片分层的常规，事例连贯上下片，不在分片处分层。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作者平时胸中郁积事多，有触而发，非特定题目所能限制，故同类事件纷至涌集，而不为普通的诗文格式所束缚。
词的开头几句：“绿树听鹈鴂，更那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啼到春归无寻处，苦恨芳菲都歇。”采用了兴与赋相结合的创作手法。实中有虚，虚中有实。说它是“赋”，因为它写送别茂嘉，是在春去夏来的时候，可以同时听到三种鸟声，是写实。鹈鴂，一说是杜鹃，一说是伯劳，辛弃疾取伯劳之说；说它是“兴”，因为它借闻鸟声以兴起良时丧失、美人迟暮之感。伯劳在夏至前后出鸣，故暗用《离骚》“恐鹈鴂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意，以兴下文“苦恨”句。鹧鸪鸣声像“行不得也哥哥”；杜鹃传说为蜀王望帝失国后魂魄所化，常悲鸣出血，声像“不如归去”。词同时用这三种悲鸣的鸟声起兴，形成强烈的悲感气氛，并寄托了自己的悲痛心情。接着“算未抵、人间离别”一句，是上下文转接的关键。
它把“离别”和啼鸟的悲鸣作一比较，以抑扬的手法承上启下，为下文出的“别恨”作了铺垫。“马上琵琶关塞黑，更长门翠辇辞金阙”两句，有人认为写的是两事：其一指汉元帝宫女王昭君出嫁匈奴呼韩邪单于离开汉宫的事；其二指汉武帝的陈皇后失宠时辞别“汉阙”，幽闭长门宫。也有认为只写一事的，谓王昭君自冷宫出而辞别汉阙。今从多数注释本作两件事看，“看燕燕，送归妾”，写的是春秋时卫庄公之妻庄姜，“美而无子”，庄公妾戴妫生子完，庄公死后，完继立为君。州吁作乱，完被杀，戴妫离开卫国。《诗经·邶风》的《燕燕》诗，相传即为庄姜送别戴妫而作。“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引用了汉代另一个典故。汉李陵抗击匈奴，力战援绝，势穷投降，败其家声；他的友人苏武出使匈奴，被留十九年，守节不屈。后来苏武得到归汉机会，李陵送他有“异域之人，一别长绝”之语；又世传李陵《与苏武诗》，有“携手上河梁”、“长当从此别”等句。“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写战国时燕太子丹在易水边送荆轲入秦行刺秦王政故事。相传送行者都穿戴白衣冠，荆轲临行歌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以上这些事都和远适异国、不得生还，以及身受幽禁或国破家亡之事有关，都是极悲痛的“别恨”。这些故事，写在与堂弟的一首送别词中，强烈地表达了作者当时沉重、悲壮之情。
“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这又是承上启下的两句。句中说啼鸟只解春归之恨，如果也能了解人间的这些恨事，它的悲痛一定更深，随啼声眼中滴出的不是泪而是血了。为下句转入送别正题作了省力的铺垫。“谁共我，醉明月？”承上面两句转接机势，迅速地归结到送别茂嘉的事，点破题目，结束全词，把上面大片凌空驰骋的想象和描写，一下子收拢到题中来，有此两句，词便没有脱离本题，只是显得善于大处落墨、别开生面而已。由此可以看出，辛弃疾不愧为宋代一代文豪！
辛弃疾的这首词，之所以感人，除了其感情、气氛强烈外，还得力于它的音节。它押入声的曷、黠、屑、叶等韵，在“切响”与“促节”中有很强的摩擦力量，声如裂帛，声情并至。古人对此词推崇备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