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浮桥至南台》是陆游早期律诗中的佳作。诗人病后登临南台,在跃跃欲出、急于欣赏外面风景的心情的驱使下,他缓步前行,临江眺望。在诗中表现了浮桥的伟丽、南台的雄浑,借江山来抒发心中的万千豪情。全诗意境阔大豪迈,于晓畅流动中显示了豪壮瑰伟的风格。
诗从去南台写起。开头却从题外落笔:“客中多病废登临”,诗本来是写登台览胜,却故意宕开去,先从久不登临说起,“闻说南台试一寻”,才归到正题,就显得曲折有致了。
诗人早就怀有驰骋疆场、横扫胡尘的雄心壮志,可是南宋小朝廷偏安一隅,不思奋发。诗人的伟大抱负,终成泡影,郁郁不得志。到了福州,诗酒殆废,困于文书,身体多病。因多病而久不登山临水了。是听说南台壮阔之景才特意去“一寻”,而不是兴之所至,到处游览。
“九轨徐行怒涛上,千艘横系大江心。”两句写浮桥,这是一异常壮观的景象。到这里才能理解诗人为什么抱着久病之身,为南台而“试一寻”了。“长桥跨江,奔涛触石”,可见诗人听说的不是茂林修竹的幽秀,而是一种气势磅礴的壮观,因而才引起诗人的兴致,渴望一睹为快。个中也透露出诗人的向往、意趣和追求。
“九轨徐行”,仿佛随着视线,那宽实的桥面缓缓通向对岸,然而桥的下面却是“奔涛触石”的“怒涛”。“徐行”与“怒涛”形成强烈的对比。在怒涛奔腾的江面上,缓步徐行,从容悠闲。这是诗人眼中的浮桥的客观写照,同时也是诗人主观思想的外现,这是写实,也是抒情,抒发了诗人的壮阔心怀,是一种蔑视一切艰难险阻的意绪的流露。而这也正是在多病废却登临之后,特意为南台而“一寻”这一行动所包含的深层的意蕴,是诗人渴望奋发有为的写照。对句“千艘横系大江心”,则体现了一种征服自然的气魄。“横”字用得极有气势。无数的船只,横锁江面,境界已是十分壮阔;何况横锁住的是一条大江,一条怒涛奔腾的大江,气魄更为壮大。在客观的景象描绘之中,鎔铸着诗人创功立业的热望。
五六句拓开境界,以景抒情,从内心情感的抒发中体现客观的物。“寺楼钟的物鼓催昏晓,墟落云烟自古今”,是写至南台所见所闻。诗人登台而听到寺楼的钟鼓声,看到升腾在村落间的云烟,顿生感想,思绪悠悠。因钟鼓声而想到,它在早晚催促人们须及时有所作为。继而放眼远望,闽江两岸村落之间,云霞掩映,烟雾升腾,顿悟古往今来,人世变迁,悠悠不尽;而自然界的变化,自循轨迹,并不因人的意志而变更。两句一急一缓,感叹不已而余味无穷。
尾联仍以直写自己作结束。和开头互相照应,又是中间两联所表露的意绪的自然归结。因景象的壮阔雄浑,激发了豪情;因光阴的迫促,更觉须及时努力。“白发未除豪气在”,《三国志·陈登传》:“陈元龙湖海之士,豪气不除。”诗人认为自己虽然因多病而早生华发,但豪情壮志依然存在,仍将奋发拚搏。而言外之意,却也正是事业并无成就,抱负尚未实现,不禁略觉伤感,于是,“醉吹横笛坐榕阴”。诗人醉中拈笛,在榕荫下,抒发情怀。这里颇有抑郁之感,但并不消沉,而是一种更强烈的渴望。放旷之中,仍抱有坚定的信念。也正是这种信念,激励着诗人在以后的岁月中,时刻不忘恢复大业,慷慨激昂地奋击抗争,讴歌呐喊。
这首诗是陆游步入仕途不久,渴望有作为、施展抱负的心情的写照。 这与陆游后期诗作中常常表露的壮志未酬,报国无门的叹息和愤慨,有着显著的差别。这里更多的是一种奋进之气。虽是记游之作,也仍然鎔铸着诗人激烈的壮怀,读来慷慨激昂。
此诗是一首咏史诗,是借吟咏楚国之事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一首七绝。
“山上离宫宫上楼,楼前宫畔暮江流”这两句写了四种景物,句中的“山”指巫山,“离宫”是楚宫,“江”即长江。这两句采用顶针的句式,重叠楼、宫,加重加深其意,强调其主体地位,以扣紧题中“楚”字。头一句由“山上”到“离宫”,再到宫上之楼,由下而上,一层一层向高处描写;次句又由楼而宫,由宫而江,由上而下,一层一层向低处描写,这样描写凸显出了明显的立体感。“暮江流”的“流”字,又透露出时光流驰的无穷无尽。从此宫此楼出现之日,流到此时,以后还将流到永远。昔日的楚国已成陈迹,只有离宫依旧,暮江东流,景中充满古今变迁和岁月易逝的慨叹。
上面两句,已写出一派荒凉景象,第三句“楚天长短黄昏雨”,又用重笔再加渲染。这句取象构词,意含双关,构思非常巧妙。它既是实写眼前之景,“黄昏雨”三字,又暗用宋玉《高唐赋并序》中巫山神女自称“旦为行云,暮为行雨”的语意和《神女赋并序》所载楚襄王梦神女事。“长短”二字既可作偏义复词,取“长”之义,形容楚天,因为巫峡一带,江两岸削壁千仞,对峙入云,只见长天,幽远莫测,“巫山巫峡气萧森”(杜甫《秋兴八首》);又可形容暮雨,言其长长短短,似断似续,给楚宫蒙上一层如梦似幻的气氛,与襄王梦会神女之事相合。而上句之江特取“暮”江,此句之雨特写“黄昏”之雨,则是意在渲染环境的凄楚。
以上三句均为写景,可以说画出了一幅“楚宫暮雨图”。暮色凄迷,凄风苦雨洒落江上,楚宫一片荒废,一切都牵动人的愁怀。所以结句说,当年宋玉对此情景,即使无愁,也会悲愁不已,点出全诗主旨。“无愁”和“亦自愁”对比成文,故为跌宕,更见出悲愁之深。
因为前面三句已把凄惋哀愁的气氛渲染得非常浓重,所以末句就显得非常自然。“宋玉无愁亦自愁”一句中,这“愁”表面看去仅仅是因景而生,实则也是语义双关。宋玉《九辩》说,楚国国势危殆,贤才失路,“坎廪(困顿,不得志)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余萎约(衰萎瘦损)而悲愁”。此与上句用“黄昏雨”暗指襄王荒淫腐败,文意正是一贯,所以由此可见作者用意。李商隐政治上亦是极不得志,几乎一生都在幕僚中度过。所以诗中的宋玉,其实就是作者的化身,诗中表现的,就是作者岁月蹉跎、壮志未酬的怨愤,对统治者不用贤才的愤懑,以及对唐王朝前途的忧虑。
全诗看来,此诗语言明白如话,艺术构思非常巧妙。诗中不实写史事,不发议论,而是用围绕主题的各种有代表意义的景物,构成一个特殊的环境,用它引发人的感叹,以此寄托作者的思想感情。不但三、四两句语含双关,整首诗也意义双关。以末句的“愁”来说,就有三层意思:宋玉因景而生之愁,宋玉感慨国事身世之愁,宋玉之愁亦即作者之愁,三者融为一个整体,不着半丝痕迹,正是此诗的高明之处。
和刘禹锡一样,苏轼也历经贬谪,在一肚子不合时宜的心境中度过人生的大半光阴。不过写作此诗的嘉祐四年(1059),苏轼还是意气风发的青年才士,两年前刚以21岁的年龄成为进士。本年冬苏轼侍父入京,途经忠州南宾县(今四川丰都),看到这个与屈原毫无关系的地方竟建有一座屈原塔,惊异之余便写下了上面这首五言古诗。诗分三段:前八句写端午节投粽子、赛龙舟习俗与屈原的关系,次八句推测屈原塔的来历,末八句赞美屈原不苟求富贵而追求理想的节操。
相比楚地民俗来,更触动苏轼的是屈原那深入人心的精神品格,因此他不是在纪实性的叙写中展开作品,而是付之以精神史的追溯。投饭和竞渡不是呈现为娱乐化的热闹的民俗场景,而是祭祀与追怀的真正仪式,伴有“悲”、“哽咽”、“哀叫”等强烈的情绪活动。作者一再用反衬的笔法来强化议论的力度,如屈原赴死之决绝与世人眷怀之不绝,如事之无凭与人情之殷切,富贵之短暂与声名之无穷,世人之澌灭与屈原之不朽,最终以“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一联贯之,屈原持志之高洁与自己的无限景仰之情,都不待言而自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首诗就像是一个预言,宣示了作者未来的志节和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后来苏轼毕生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生活理想,身处逆境而不妥协苟合,同时保持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始终对未来充满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