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应向文中老师学习，无私给予别人求学的帮助，尊重爱学习、有志向的人。
“遥夜”交待时间，夜色未深，但也入夜有一段时间了。词人“信步”上着一个“闲”字，点染出一副随意举步、漫不经心的样子。“才过清明，渐觉伤春暮”是无理之语。按说“清明才过”，春光正好，词人却已经“伤春暮”了，看来“闲信步”当含有排遣内心某种积郁的用意。
上片最后两句是词人耳目所见，刚刚听到几点雨声，却被春风挡住而听不到了。天上的月亮因积有云层而朦胧不明。这两句写景，清新淡雅而又流转自然。
过片谓这时虽说已过了桃杏盛开的花期，但余香依稀可闻。人为淡月、微云、阵阵清风、数点微雨和依稀可闻到的桃杏花香的美景所感染，那“伤春暮”的情怀暂时退却了。此处白描手法运用得当。
下片二、三句词意陡转。词人遐想联翩之际，听到近处有妇女荡秋千的轻声笑语，她们说些什么听不清楚，但不断传来的莺语，对他来说是一番诱惑。
结尾两句，写词人因意中人不身边，以致常常魂牵梦萦。今夜出来漫步，便有可能出于排遣对意中人的相思之苦。举天地之大，竟无一处可以安排作者的愁绪，由此可见其徬徨、感伤与苦闷的程度之深。
上片感慨“往事”千留不住。集中表现主人公对于时光流逝、好景美事永远消泯的无奈和怅恨。首二句，言季节变换如此之快，春来又秋去，“往事”却不知到何处寻觅。叹日月不居，时序循环，时间流逝，前事难寻。“往事”（从下片所述可知，这是指去年今日黄叶西风之中与情人在酒宴上的欢会）不可追，伊人不再来。这已经暗伏本篇的抒情主旨在内。后二句，承“春来秋去”而来，言秋光将逝，眼见燕子往南飞，幽兰带露，像是因悲秋而哭泣，主人公也黯然神伤，从心底无数次地发出挽留秋光的呼唤，但是毫无用处。“燕子归飞兰泣露，光景千留不住”，燕子于秋而飞归了，兰叶上凝聚露珠如泣泪，美好的光景即使千百次的挽留也牵不住，主人公深切地怀念“往事”，或许是佳人见不得，“燕子归飞”形象的比喻；深情地挽留秋光，时光更是留不得。那份怅恨与无奈，仿佛跟“兰泣露”似的。挽留“秋光”，正是要留住“往事”，留住“燕子”，期盼再与佳人相会。然而这一切都成空，能不愁吗。
下片，定格于闲阶梧桐下独自感伤的抒情主人公的特写镜头，既写其感伤的形貌，亦托现其感伤的内心。前二句补足上片，由景入情，穷形尽相，写其孤独之状，徘徊之态。喝酒，是为了留住景光，消释哀伤，可是，酒阑人散后，更感到空虚和惆怅。后二句直探心灵深处，揭示其心事重重的原因——对景怀人。表现了词人心灵深处长久的忧伤，黄叶西风，年年如是，自然界代谢是必然的规律，对着无法挽回的事物，他体认到人生的无常了。“去年今日”，“黄叶西风”，以今比昔，平添几分厚重之感，颇有几分耐人寻味之处。
这首词抒写别愁。此词特写镜头：“酒阑人散忡忡，闲阶独倚梧桐。”酒宴已经结束，热闹的场面不复，令人忧愁不安，无可奈何地倚靠着台阶旁的梧桐树发呆。这一孤独情景，既感慨从酒宴上得到的暂时慰藉，竟如此快就没了，反而加重了愁怨；使自己忆起“往事”，陷于深深的忧虑不安之中。于是，结尾直接抒写：“记得去年今日，依前黄叶西风。”脑子里清楚地记得，也是去年的今日，依然是秋季，西风劲吹，黄叶凋零的时候，与佳人相会分别，点出“秋愁”——惆怅情怀，是因忆旧怀人的缘故。
上片即景生情。写嘉佑元年春苏轼赴京（今河南开封市）应试，路宿洛阳城的景物与由此引发的情感。“洛城春晚”，点明写词的地点“洛城”、时间晚春，颇有“春来幽谷水潺潺，的烁梅花草棘间”（《梅花二首》）的暮春寒意。“垂杨乱掩红楼半。小池轻浪纹如篆。”写眼前景物。 “乱掩”二字绘形绘色，“如篆”二字恰切传神。仿佛苏轼心灵上蒙上了一层层不完美的阴影，似有“人散曲终红楼静，半墙残月摇花影”（清代洪异《长生殿》）的孤独味。“烛下花前，曾醉离歌宴。”触景生情，即由眼前的“红楼”引出了与远在千里关山外的贤妻别离前之幽情。当年夫妻二人可谓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刻骨铭心。上片五句27字，即景生情，体现了苏轼登高远眺、遥思爱妻的心态。
下片写苏轼思绪绵绵，神态痴呆，由情入景，情景交融。“自惜”二字统帅下片，一气贯通。“自惜风流云雨散。”写苏轼特别珍惜昔日的风韵美好动人的幽情：“其始，未尝自言其知书也。见轼读书，则终日不去，亦不知其能通也。其后轼有所忘，君辄能记之。问其他书，则皆略知之。由是始知其敏而静也。”（苏轼《亡妻王氏墓志铭》）她挑灯伴读，“终日不去”；苏轼偶有遗忘，她“辄能记之”并提醒；苏轼“问其他书”，她“皆略知之”。“关山有限情无限。”写苏轼与王弗的贞情。“待君重见寻芳伴。”写苏轼的幻情。 “为说相思，目断西楼燕。”写苏轼的相思深情所照应的景。天各一方，心愿难圆，情丝绵绵。下片五句30字，由情融景，将苏轼与妻子那恩恩爱爱，一往情深，注入字里行间，令人回味。
全词由景到情再到景，情景交融，构成一种结构的回环美。苏轼与妻子的情爱可谓牵肠挂肚，催人泪下。在封建社会里，这种爱情殊属难能可贵。它反映了苏轼的一种美好精神面貌、思想感情和心理状态，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现代意义上的爱情关系，在古代只是在官方社会以外才有。”苏轼的《一斛珠·洛城春晚》就提出了一个突破传统观念新的道德标准：他与妻子的爱是以“相爱者的互爱为前提的”，所以才“达到这样强烈和持久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