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自首句到“吏能”句，是讥时，讥刺宋神宗，王安石对外开边，对内变法，本想富国强兵，结果事与愿违。神宗即位不久，鉴于宋王朝同辽国和西夏的屈辱和约，有增强兵备，“鞭笞四夷”之意，先后对西夏和南方少数民族用兵，故此诗前八句首先讥刺开边。为了铸造铜制虎符，调发军队。已“椎破（以椎击破）铜山”，大量采铜，可见征调军队之多，这是夸张的写法；但熙宁七年（1074）九月置三十七将，皆给虎符，则史有明文记载；这一年八月遣内侍征调民车以备边，十一月又令军器监制造战车，“伐木作车轴”也是事实；取鼍皮以张战鼓，虽史无明文，但征集牛皮以供军用却与此相似。而这一切征调，谁也不敢怠慢，否则就有资斧（利斧）之诛。苏轼并不反对抵抗辽国和西夏，他青年时代就表示要“与虏试周旋”（《和子由苦寒见寄》），就在写这首诗前不久还表示“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就能效一挥”（《祭常山回小猎》）；但是，他反对“首开边隙”，反对为此而开矿、置将、伐木、取鼍，加重百姓负担，闹得鸡犬不宁。
“保甲”四句是讥刺新法的。“团未遍”，写保甲法因遭到一些老百姓的抵制（有人为了不作保丁而截指断腕），还未完全组织起来。“方田”写方田均税法，丈量土地，均定献税，引起民间诉讼纷纭。“手实”写令民自报土地财产，作为征税根据，“尺椽寸土，检括无余”（《宋史·吕惠卿传》），这就是“抉剔根株穷脉缕”的具体内容。“诏书”二句是对第一部分的小结。这些诏书表现了宋神宗对民间疾苦有深厚的哀怜同情之心，但这些新法一个接一个地颁布，事目繁多，吏能浅薄，并未取得实效。纪昀称这两句是“诗人之笔”，意思是说它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皇帝。但却深刻地揭示了宋神宗、王安石的主观愿望同客观效果的矛盾。
第二部分自“平生”句至“更望”句，是自嘲。熙宁二年（1069），苏辙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罢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神宗问王安石：“苏轼如何，可使代辙否？”王安石不赞成，认为他们兄弟“学本流俗”。“众里笙竽”，即《韩非子·内储说》所载滥竽充数一典的活用。第二部分的前四句是说：他早被王安石判为“学本流俗”，像滥竽充数一样，平庸得无可比拟；现在突然要他担任密州知州，作地方长官，独奏一曲，这就像要南郭先生单独吹竽一样，怎么吹得好呢？这是从主观上说的，接着又以“况”字领起，进一步讲客观上的困难：密州仍然旱灾、蝗灾不断，老百姓饿得以草木泥土充饥，作为知州的诗人自己也“斋厨索然，不堪其优，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过着“揽草木以诳口”的生活（《后杞菊斌》），更谈不上置酒宴、赏舞听歌了。“红裙踏筵舞”，是从韩愈《感春》“艳姬踏筵舞，清眸刺剑戟”句化出。
“故人”句至末句为诗的最后一部分，是答“故人”（刘孝叔），戏语连篇，尤为曲折多姿。当时，已经提举崇禧观，过着隐居生活的刘孝叔多次寄书劝苏轼“当归”。苏轼同朋友开玩笑说：他虽“学本流俗”，是“众里笙竽”，但总比那些盗食太仓之粟的雀鼠即贪官污吏好得多。他们都做得官，却要他像南朝陶弘景那样脱朝服挂神武门，辞官不干了。这既回答了故人“当归”之劝，又嘲笑了当时一些无能的官吏。接着他称颂刘孝叔在朝直言敢谏，有补于世，及见朝廷遗使（冠盖）扰民，就立即自请提举宫观，归隐湖山；但“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晋代王康琚《反招隐诗》），要过隐士生活也不一定非弃官不可。这样既赞美了刘孝叔的“高踪”，又为他暂不归隐作了辩护。最后又转圆说，前一年相聚时已闻其道之大略，他定将弃官，到刘孝叔处完成这段学业，只怕俗缘未尽，未必能睹刘孝叔之大道。或进或退，他正惶惶不定，有望故人教以安心之法。据《景德传灯录》载，慧可对达摩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达摩说：“吾与安心竟。”末句即用这一佛典。
这是一首七古。范梈说：“七言古诗······须是波澜开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又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为奇，方以为奇，忽复为正，奇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见《仇注杜诗》卷一引）苏轼这篇七古就具有上述特点。第一部分讥刺新法，语言相当尖锐，却以“诏书”二句收住，揭露既深刻，又不失诗人忠厚之旨。然后顺手拈出王安石对他的职责，转入自嘲，转得既陡峭又自然。既是流俗、滥竿，就难于胜任独当一面的知州，何况又是灾伤连年的地方。苏轼的话看似自谦，实际却回驳了“流俗”的指责。时局和他的处境既是这样艰难，原本应接受故人“当归”的劝告，但作者却一波三折地反复申诉“未肯衣冠挂神武”，这就是“变化不可纪极”，这就是“东坡诗推倒扶起，无施不可。”（刘熙载《艺概》卷二）苏轼诗长于比喻，这首也不例外，如以“纷如雨”喻诉讼之多，以“抉剔根株穷脉缕”喻“手实之祸，下及鸡豚”，以白羽喻白云等。特别是“平生所学”四句，纪昀特别称许说：“妙于用比，便不露激讦之气。前人立比体，原为一种难着语处开法门。”这四句本来牢骚甚重，但由作者以“众里笙竽”坐实“流俗”的指责，以“独奏凤将雏”比喻任知州，反而显得风趣、幽默，“不露激讦之气”了。
《海赋》是木华仅存的一篇赋，为赋史上同类题材的扛鼎之作。作品以大海为观照与描写对象，综合的运用了铺陈、比喻、想象、夸张等手法，气韵生动、绘声绘色地展现了大海的“为广”、“为怪”、“为大”的面貌与特点，反映了魏晋时代人们对文献典籍关于海的既在的知性理解和具有航海经历者对海的感性认识。在作者笔下，大海“浮天无岸”，“波连如山”，雄伟壮阔，诡异变幻；大海一旦震怒，则“崩云屑雨”，“荡云沃日”，舟子渔人，萍流浮转；大海极其富饶，太颠之宝，隋侯之珠不足为贵；大海神奇莫测，“群仙缥缈，餐玉清涯”令人遐想。如果说，类似的内容在木华之前的赋海之作中已有表现的话，那么在遵循这一内容框架的前提下，又进一步扩宽艺术层面，加大描写力度，结合现实生活，联系社会人生，从而突出海的个性，则是作家匠心独运的创举。例如：“若乃偏荒速告，王命急宣，飞骏鼓楫，泛海凌山”的描写，显然已与封建王朝的升值生活发生密切的联系；“若其负秽临深，虚誓愆祈，则有海童邀路，马衔当蹊”，分明包含着作者的劝善惩恶的伦理说教；至于写舟人渔子“徂南极东”，溺死漂流的惨状，则无疑是航海术尚未昌明的中古时代的滨海居民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惟其如此，《海赋》之海已不单纯是神灵生息、主宰世界的奇诡世界，而成为人类征服自然的实践客体。
《海赋》描写细致生动，绘影传神，文笔简洁，对汉大赋罗列排比的传统‘体物’手法有重大突破，着意刻画具体事物的鲜明特点，从而增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与审美品位。后世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李白的《早发白帝城》等都深受其启迪与影响。
在中国文学史上，不乏以孤篇名世的作家。西晋木华即以其瑰奇壮阔的《海赋》有名于当时，垂范于后代。
《海赋》一开始，述说舜帝还在做唐尧臣子的时代，天下洪水泛滥，万里无边无岸，百姓忧之。舜命大禹平水土，大禹开通弘渎，“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孟子滕文公上》），“凿龙门，辟伊阙”（《淮南子人间训），经过多年的辛勤劳动，然后，“江河既导，万穴俱流”，“於廓灵海，长为委输”，到这里，才拈出一个“海”字，步入正文。此前的一段笔墨，好比后世小说戏曲的“楔子”，楔出一大篇文章来。“其为广也，其为怪也，宜其为大也”三句，是承上启下的句子，提纲挈领的带出下文。
“尔其为状也”，是写大海的状貌神情。以下四句，说海水流动相连，既深且广，旷远无边。“波如连山，乍合乍散”，形容确当，得海波之神。“大明”二句，言月落与日出两个时辰，飓风骤起，海岛中飞沙飘石，激浪扬波，宛如天旋地转。“惊浪雷奔，骇水迸集”，确实令人惊骇。待到风静了，犹自余波吞吐，在高峻而不平的山岩中，澎澎有声。至于一些人入海岔流，出而复入，动摇不已，这仍是写海水的动态，写海岸线的情状，与对面的“蛮夷”地域隔海相望，有万里之遥，暗示大海的辽阔。以下设想边远地区如有向朝廷告急之事，那就可以凭借海路迅速传达。这里有一段很精彩的描写，转述恐失其真，就直接引原文吧：
飞骏鼓楫，泛海凌山。于是候劲风，揭百尺，维长绡，挂帆席，望涛远决，囧然鸟逝，鹬如惊鸟之失侣，倏如六龙之掣。一跃三千，不终朝而济所届。
看他写鼓棹挂帆，便渡海如飞，这似乎脱胎于《诗经.卫风.河广》：“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谁谓宋远，跂予望之。谁谓河广？曾不容刀；谁谓宋远，曾不崇朝。”然而时代有了进步，内地的渡河、涉江，扩展到了航海，气魄之大，又迈越了前人。这是写海之广。
以下别出一景。大海遇到恶劣的天气，则风暴乍起，吹断帆樯，波冲浪突，似有海中神怪纷起作崇。古人不明台风海啸的起因，以为是神怪所为，但其结果是看到了，这就是“舟子渔人，徂南极东，或屑没于鼋鼍之穴，或挂罥于岑嶅之峰。或掣掣泄泄于裸人之国，或泛泛悠悠于黑齿之邦”；有些人是终于能够因回头风而送返家园……这是写海之怪，不过是从另外一面来写罢了，同时也可以见出海之广。
海之大，从启南北东西四至之广阔可知，统括为经过的途径，万万里而有余，给人以一个远大的概念。加以鱼龙变幻，神仙潜隐，有许多世间尚未闻知，未有名目的地方和事物，只能出之以大概的想象罢了。譬如说到海水极深之处，有五座神山，下分洪涛，上指青天，众仙所居，有巨鳌负之游走，漂浮南北不定。这一段采取《列子.汤问》之说。至于大海边有天产的珍宝，有水中的怪物，有居于水底的鲛人，有各种色彩的石头，有不同形体的鳞甲类动物，以及沙滩上云锦般的花纹，海螺巨蚌壳内绫罗般的光彩，又“阳冰不冶，阴火潜然”是指极地的冰山，与海中生物所发出的光。其中大多是可以见证的。还有大海中的鲸鱼，写其生时何等的威猛，失势后又是何等的悲惨。海边岩石上的禽鸟，自出生至羽毛长成，群飞嬉戏，“更相叫啸，诡色殊音”，又是何等传神的描写，绝无怪异之态了。这是大海的所藏之富，前者既足惊耳骇目，后者有时亲切有味。
末段又回到神仙、黄帝上面来。“黄帝仙登于天”，见于《史记.五帝本纪》。秦皇、汉武之好神仙，亦见于《史记.封禅书》。而大海中蓬莱中的蓬莱三神山，为众仙所居，已见上文。如此历代相传的观念，木华不能不受影响。借海以写神仙，或借神仙以写海，二者都兼有了，笔调也颇有清致。如“群仙缥缈，餐玉清涯。履阜乡之留舄，被羽翮之礻参 纟丽 。翔天沼，戏穷溟，甄有形于无欲，永悠悠于长生。”确有飘飘欲仙的气息；没有这些，也许《海赋》不会写得这么神奇美妙了。最后以概括性的文字归纳了大海的特点，赞叹大海的品格，说它多么广纳众流，虚心受物，得水之德，卑下自居。纳水愈多，潴蓄愈深，品物类生，无奇不有。这些都有根有据，或出于细心的观察，或由于合理的想象，使《海赋》能在中国赋史上屹立不衰，仍是以它写实为基础的构思在起作用，其动人心魄的艺术魅力亦在于此。
这首诗是对红豆表相思的叹赏。
上首诗已表明，即使红豆本无知觉，但它既然被当作相思的象征，有意抛却已不可能。于是本首自然过渡到对手头红豆的把玩赞赏上来。“争相似”，怎么那样相似，表难以分辨。“不厌痴”，不怕他人笑自己心痴。诗人亦知红豆本无所谓思与不思，但自已数起恋人相赠的红豆来，竟那样认真，那样痴迷，早已把其他事物置于脑后，真把它看成了相思泪水的结晶。诗人对相思的一往情深，对红豆意象的缠绵思绪，正是“赤子之心”的生动体现。
这首诗内容与《邶风·新台》相承接，主要意思是讽刺宣姜（齐女）不守妇道，和庶子通奸，其事丑不可言。诗以墙上长满蒺藜起兴，给人的感觉，卫公子顽与其父妻宣姜的私通，就像蒺藜一样痛刺着卫国的国体以及卫国人民的颜面与心灵。
全诗一唱三叹，在反复重复的数落中，一层层加深着对这一宫廷丑事的批判。在结构上，叠咏而意义递进，无论在内容、思想感情上都是一层深过一层，有效地增强着诗歌的讽刺力量。诗中之“不可埽”、“不可襄”、“不可束”，表面上写墙茨之延伸愈来愈长，几乎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实际上是比兴卫公子顽与其父妻私通已经到了无耻糜烂、昭然无忌的程度。诗中之“所可道也”、“所可详也”、“所可读也”，表明人们对这种宫廷丑事的议论，在一步一步的升级，几乎已经尽人皆知了。诗中之“言之丑也”、“言之长也”、“言之辱也”，写人们对于这种宫廷丑闻的感情态度，由丢脸、气愤到感到耻辱，真有一人之祸，祸及国体的感觉。
此诗三章重叠，头两句起兴含有比意，以巴紧宫墙的蒺藜清扫不掉，暗示宫闱中淫乱的丑事是掩盖不住、抹煞不了的。接着诗人便故弄玄虚，大卖关子，宣称宫中的秘闻“不可道”。至于为何不可道，诗人绝对保密，却又微露口风，以便吊读者口味。丑、长、辱三字妙在藏头露尾，欲言还止，的确起到了欲盖而弥彰的特殊效果。本来，当时卫国宫闱丑闻是妇孺皆知的，用不着明说，诗人特意点到为止，以不言为言，调侃中露讥刺，幽默中见辛辣，比直露叙说更有情趣。全诗皆为俗言俚语，六十九个字中居然有十二个“也”字，相当今语“呀”，读来节奏绵延舒缓，意味俏皮而不油滑，与诗的内容相统一。三章诗排列整齐，韵脚都在“也”字前一个字，且每章四、五句韵脚同字，这种押韵形式在《诗经》中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