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谢池春》用通俗浅近的语言,写离别相思之苦,其中可以看出柳永“市民词”的影响。
开头三句,点出节令,中间隔过四句之后,又说“正佳时,仍晚昼”,继续点出黄昏时分。这样,所谓“正佳时”的“佳”字,才算有着落,有根据。可见章法针脚之绵密。上片写景,以“花径敛余红”等四个五言句子为主体的。这四句,笔锋触及了构成春天景物的众多方面,又各用一个非常恰当的动词把它们紧密相联,点得活生,有声有色,有动有静。“飞絮沾襟袖”一句里,已经暗示了“人”的存,为过片处的“著人滋味,真个浓如酒”作一铺叙。著人,是“让人感觉到”的意思:“滋味”究竟是什么,却不能说得具体,只好用酒来比喻,而且又用“浓”来形容,用“真个”来强调,以诱读者尽量用自己的感受和经验去理解那种“滋味”,从而把这个比较抽象的概念变得可以体会、可以感悟。
过片后的四个五言句,是这首词抒情部分的核心内容了。这四句写得深,写得细,它把“不见”和“相见”、“相见”和“相守”逐对比较。冠以“为问”二字,表明这还只是一种认识,一种追求,只能祈之于天、谋之于人,可是“天不老,人未偶”,仍然不得解决。“天不老”,本于李贺的名句“天若有情天亦老”,反过来说,天不老也就是天无情,不肯帮忙,于是“人未偶”,目前还处于离别相思的境地,实没有办法,只好“且将此恨,分付庭前柳”。分付,有交托之义。将相思别恨交付庭前垂柳,则留下了各式各样的思索的余地,正所谓含蓄而隽永。
全诗五章,写冬寒时节诗人复还藩邑雍丘时的复杂情思。第一章以朔风起兴,抒写怀念魏都之情;第二章转入抒写自己身世飘泊的感伤;第三章慨叹自己的处境;第四章透过朔风素雪,向疑忌他的远方君王发出责询;第五章抒写对未来生活的瞻念之情。此诗时而借用典故,时而化用前人名句,时而运用对仗和比喻,显示了诗人对诗句的锤炼之工,见出曹植之诗“始为宏肆,多生情态”的特色。
大约诗人落笔之际,正是朔风怒号之时,所以首章即以朔风起兴,抒写“用(以)怀魏都”之情。魏都洛阳,远在雍丘西北。诗人在那里,曾经度过美好的青春时光,留下过少年的宏大梦想。从黄初四年(223年)七月离开那儿以来,至今又已五年了。朔风北来,听去似乎全都是往日亲朋的呼唤之声。古诗有“代马依北风”之句,说的是北方代郡的良马南来,一闻北风之声,便依恋地嘶鸣不已。马犹如此,人何以堪。诗人因此凄楚地吟道:“愿骋代马,倏忽北徂(往)。”他是十分希望驱策代马,迎风扬蹄,飞快地驰往洛阳。不过,诗人此时的怀念国都,已不是为了寻回少年之梦,而是志在“捐躯济难”、列身朝廷、报效国家。每当凯风(南风)吹拂,他总要记起“蛮方”(指江南)还有“不臣之吴”。他在此年上明帝的《求自试表》中,就以“辍食忘餐,奋袂攘衽,抚剑东顾,而心已驰于吴会矣”之语,表达了愿为征吴大业效力的急不可待之情。此章结句“愿随越鸟,翻飞南翔”,亦正化用了古诗“越鸟巢南枝”之典,抒写了诗人南征孙吴的壮志和渴望。其辞促情迫,正与上引《求自试表》之语异曲同工。
然而,诗人的这一壮志,总是化为碎坠的泡影。他的政治生涯,大多是在不断流徙的“汲汲无欢”中度过的。诗之第二章,由此转入对自己身世飘泊的感伤抒写。“四气(节气)代谢,悬景(日、月)运周”,时光荏苒。诗人于太和元年(227年)徙封浚仪,至此复还雍丘,这一别正如一俯一仰,相隔并不太久。但在痛惜于光阴流逝的诗人眼中,却是“脱(忽然)若三秋(年)”,未免生出年华不再的失落之感。回想当时“初迁”,雍丘还是百花盛开的春日;而今重返故地,却已是“素雪云飞”的冬季。这四句,化用了《小雅·采薇》的名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将自身流徙往返的凄怆之感,与千年前西周戍卒重返家园的物换星移之伤,融为一体,显得愈加深沉、酸楚。
第三章慨叹自己的处境。
从黄初二年(221年)以来,诗人东封鄄城、北徙浚仪、二徙雍丘。八年之中,正如翻越于高山峻谷,忽而“俯降千仞”,忽而“仰登天阻(险)”,尝尽了颠沛流徙之苦。诗人因此慨叹于身如“风飘蓬飞’,不知何时才有安定之所。这两句,与次年所作《吁嗟篇》中“宕宕当何依”、“谁知吾苦艰”之语一样,饱含着诗人无数酸辛和泪水。如果仅仅是飘徙,倒还罢了。最使诗人痛苦的是,当局还明令禁止他与同胞兄弟相往来,这简直令诗人绝望。诗中接着四句,便是诗人绝望之中的凄厉呼号:“千仞易陟(登),天阻可越。昔我同袍,今永乖别!”极言险阻之可翻越,更反衬出当局者之禁令正如无情的“雷池”,难以跨越半步。兄弟的分离,恰似生死永别,令诗人怆然泣下。
诗人当然明白这悲剧是谁造成的。诗之第四章,即中断对自身飘泊痛苦的泣诉,透过朔风素雪,向始终疑忌他的远方君王,发出了责询。
前四句运用屈原《离骚》的比兴方式,以“芳草”喻忠贞之臣、“秋霜”比小人,愤懑地大声责问:你(君王)说过喜爱芳草,我就牢牢记着要把它们进献给你;谁料到它们荣华繁茂之际,你却驱使秋天的严霜,使它们归于憔悴凋零!“君不垂眷”以下,诗人又以凛然之气,表明自己的心迹:即使君王毫不顾念,我的忠贞之心,也决无改易。请看看寒霜中的秋兰,朔风前的桂木吧:它们何曾畏惧过凝寒,改变过芬芳之性、“冬荣”之节!“秋兰可喻”二句,于悲愤中振起,显示了诗人那难以摧折的“骨气”之“奇高”。
第五章为全诗结尾,抒写诗人对未来生活的瞻念。
君王既不眷顾,诗人的流徙生涯定是绵长无尽的了。想到这一点,诗人不禁忧从中来。弹琴放歌,虽可借以倾吐心曲,但无知音,没有人能和他同销忧愁;雍丘之地,自然亦有川泽可供“泛舟”,但无同志,没有人能了解他临川思济的政治怀抱。在《求通亲亲表》中,诗人曾这样描述他的孤寂生涯:“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绝。”“每四节之会,块然独处。左右惟仆隶,所对惟妻子。高谈无所与陈,发义无所与展。未尝不闻乐而拊心,临觞而叹息也!”这正是诗人最感痛苦的,难怪他在结句中发出“岂无和乐,游(交游)非我邻(同志);谁忘泛舟,愧无榜人(撑船者)”的啸叹了。
前人称曹植的诗“肝肠气骨,时有块磊处”(钟惺《古诗归》)。《朔风诗》正是一首颇有“块磊”的抒愤之作。诗人抒写胸中愤懑,吸收了《诗经》、《楚辞》运用比兴的成功经验,借助于“朔风”、“素雪”、“芳草”、“秋霜”、“飘蓬”、“天阻”种种意象,情由景生,物随意驱,辉映烘托,将心中的思情和壮志、哀伤和怨愤,表现得九曲回肠、悲惋感人。诗中时而借用典故,如“代马”、“越鸟”之喻;时而化用《诗经》名句,如“昔迁”、“今旋”之比;时而运用对仗和比喻,如“别如俯仰,脱若三秋”等等,均思致灵巧、意蕴深长,显示了诗人对诗句的锤炼之工。
诗人运笔的徐疾变化、辞气的抑扬宕跌,更表现了一种“兔起鹘落”的气象。就一章来说,诗情时有起伏。如首章前四句叙怀思,哀婉低回;后四句抒壮志,辞促情迫。就全篇来说,章与章之间,亦往复回环、顿跌奋扬,呈一波三折之形。首章徐徐振起,二章平缓悠长,三章啸叹直上,四章于结尾忽作金石掷地之声,五章复以悠悠之叹收束。这些,都可见出曹植之诗“始为宏肆,多生情态”的特色(王世懋《艺圃撷余》)。
吴梅认为蒋鹿潭词不专尚比兴,常直言本事,是“真实力量”。又称这首《唐多令》“精警雄秀,决非局促姜、张范围者可能出此也”(《词学通论》)。确实,此词篇幅无多而境界苍凉,置之两宋词中,绝无愧色。
读这首词,感觉其沉郁悲深,雄浑精警,全得之于时空上的大跨度。上片从写景入手:“枫老树流丹,芦花吹又残。”枫丹芦白,是深秋景色,如唐白居易《琵琶行》诗起句“枫叶荻花秋瑟瑟”,这里借用,无非交代季节,但色彩瑰丽,与下一句“系扁舟、同倚朱阑”的温馨情调又相洽合。既云“扁舟”,则地近水边可明,上句“芦花”便有了着落,下面回忆往昔的生活场景也获得了起点。鹿潭早年生活于道光年间,时局尚称清平,翩翩少年,风流名士,尝有与佳人同游之乐。张尔田《蒋鹿潭遗事》说他用钱无度,“歌楼酒馆,随手散尽”;他与爱妾黄婉君甚为相得,每有新词,命婉君歌唱,自己吹箫,颇有南宋词人姜白石“小红低唱我吹箫”(《过垂虹桥》)的风韵,晚年因婉君不能安于贫贱,过吴江垂虹桥为婉君饮药而死。据说死后其子落拓淮上,得受鹿潭当年恩遇的扬州某名妓资助。可见他真是一个深于情的人,“同倚朱阑”是写其当年冶游的实情。“听落叶”而“忆长安”,用唐贾岛“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忆江上吴处士》)句意。宋周邦彦也曾用入《齐天乐》词中:“渭水西风,长安落叶,空忆诗情宛转。”贾岛诗句本是表友朋间欢聚而又离别之意,鹿潭用在此处既切合眼前萧瑟秋景,又承“少年歌舞地”而下,回想当年欢场,已如烟似梦,言语中颇有自悔“少年不识愁滋味”(辛弃疾《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的惆怅心情的流露;同时忆及早年满怀壮心,进北京(即“长安”所指)博取功名,却未能遂愿,又不免生出了老大无成的几许无奈。
下片思绪仍折回当前:“哀角起重关,霜深楚水寒。”渲染一派寒秋境界,号角曰“哀”,秋霜曰“深”,楚水曰“寒”,下字用语,斟酌锻炼。尤其“背西风、归雁声酸”一句甚有功力,雁声曰“酸”,当然是辛酸的意思。词人调动起读者的听觉、视觉和触觉,创造了异样出色的艺术效果。与上片的秋景相比,可见时过而境迁,情异而景亦随之而变,显得黯然失色了。此词写时局的险恶,写人心的动荡,写自己的殷忧,却不直言之,但又不用比兴寄托,却在号角的凄哀、雁声的辛酸中,甚至是夜霜的浓重、江水的寒洌中,传达出了那个兵燹遍地的年月特有的时代特征。有人将这首词的内容强牵扯到“忧国忧民”的主旨上去,未必是合乎词人本意的确解,然而,说他着重表现了对那个动荡时代的深切感应,我想是符合事实的。结拍仍以景传情:“一片石头城上月,浑怕照,旧江山。”化用唐刘禹锡《石头城》诗“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照女墙来”句意,抒蒿目时艰之感。“石头城”明点南京,“旧江山”暗示南京已经陷落,考诸时局,当然词人指的是太平天国占领南京这一重大事件。上、下片将昔之盛时与今之衰时对照,将昔年北京之歌舞承平与如今南京之江山变色对照,在时间和空间的展开上,笔力如椽,境界苍凉,陈廷焯谓鹿潭词于南宋诸家中“尤近乐笑翁(张炎)”(《白雨斋词话》),大概是就其词的感事伤时而言;唐圭璋说其词格“峭拔像白石”(《蒋鹿潭评传》),恐是就其笔力而言,而境界之苍凉似又过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