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鼎此诗写百舌而能遗貌取神，借百舌之鸣，抒发其客居异地，思念乡国之情。
第一句“万里风烟异”奇突，意境浑远。“万里风烟”四字，概括出了北方雄阔苍茫的景致特点。这正是一个南方人乍到北方所首先感受到的。“异”宇不仅点出北方与江南的风景差异，也寄托着诗人客居异地产生的故国之思。江南富于山水之美，处处山明水秀，长期生活于南方的诗人乍来北方，自然不习惯北方的荒凉空旷，对江南风景更加怀念，同时，风烟之“异”又引出了下文由百舌之鸣而产生的感触。
第二句一个“惊”字，紧承上句“异”字，形象地刻画出诗人思念江南风光时的凝神状态。诗人此时正在泛忆不同于万里风烟的江南景色，而百舌的叫声不禁使诗人突然意识到已经是又一个春天来临，此时的江南风光自然会更加秀丽，也更令人怀念。同时也使诗人感到在此异乡滞留的时间已久。久客思归，不得不使诗人闻百舌声而骤感惊心。百舌声是诗人在家乡时听惯了的，如今在异乡又突然听到这熟悉的声音，自然更增强了诗人对江南家乡故国的怀念之情。
诗人的乡国之情当然是由于久客异乡而引起的，但诗人偏不承认，反而埋怨百舌的呜叫声，似乎思恋乡国之情纯粹是由于百舌的鸣叫而勾起的。“那能对远客，还作故乡声？”这种对于百舌的指责显然是无理的，但恰恰是这种无理的指责，使我们更加感到诗人思念江南乡国的感情是异常的强烈，以致不能再承受百舌声的搅扰了，因为百舌的叫声只能加强，而不会减轻这种乡国之思所引起的痛苦。
这首诗绝似唐人绝句，可以看作唐人绝句的先声。由于绝句形式短小，写法上不宜直说，而以含吐不露为贵。“绝句取经贵深曲，盖意不可尽，以不尽尽之。正面不写写反面，本面不写写对面、旁面，须如睹影知竽乃妙。”（刘熙载《艺概》）此诗正是采用这种反跌法，不将故国之思从正面道出，却借百舌的叫声从反面跌出，让人们从对百舌的指责中去领会诗人那种乡恋之情，故国之思。诗人的这种手法很成功，人们不仅能从中深刻体会到诗人的强烈感情，而且感到诗人的写法翻新，趣味无穷，可以看出诗人已经熟练地掌握了这种诗体的写法。
这首《绝句》是诗人住在成都浣花溪草堂时写的，描写了草堂周围明媚秀丽的春天景色。
诗歌以一幅富有生机的自然美景切入，给人营造出一种清新轻松的情调氛围。前两句，诗人以不同的角度对这副美景进行了细微的刻画。翠是新绿，是初春时节万物复苏，萌发生机时的颜色。“两”和“一”相对；一横一纵，就展开了一个非常明媚的自然景色。这句诗中以“鸣”字最为传神，将黄鹂描写的更加生动活泼，鸟儿成双成对，构成了一幅具有喜庆气息的生机勃勃的画面。而黄鹂居柳上而鸣，这是在静中寓动的生机，下句则以更明显的动势写大自然的生气，白鹭在这个清新的天际中飞翔，这不仅是一种自由自在的舒适，还有一种向上的奋发。再者，首句写黄鹂居柳上而鸣，与下句写白鹭飞翔上天，空间开阔了不少，由下而上，由近而远，使诗人所能看到的、所能感受到的生机充盈着整个环境，这样就再从另一角度显出早春生机之盛。
第三句写凭窗远眺西山雪岭。岭上积雪终年不化，所以积聚了“千秋雪”。“含”字表明此景仿佛是嵌在窗框中的一幅图画。
末句写出了杜甫当时的复杂心情。一说船来自“东吴”，此句表战乱平定，交通恢复，诗人睹物生情，想念故乡。用一个“泊”字，有其深意，杜甫多年来飘泊不定，没有着落，虽然他心中始终还有那么一点希冀，但那种希冀，已经大大消减了。“泊”字，正好写出了诗人这种处于希望与失望之间的复杂心情。而“万里”则暗示了目的达到的远难，这与第三句中的“千秋”并列，一从时间上，一从空间上，同写出那种达到目的之难。三国孙权自古就被不少士人誉为明主，作者借东吴代指孙权，暗示了杜甫对当朝皇帝的希望。而以“泊”、“万里”、“东吴船”合而为一句，正是为了写出那个“难”字。
全诗看起来一句一景，是四幅独立的图景，但诗人的内在情感使其内容一以贯之，以清新轻快的景色寄托诗人内心复杂的情绪，构成一个统一的意境。一开始表现出草堂的春色，诗人的情绪是陶然的，而随着视线的游移、景物的转换，江船的出现，便触动了他的乡情。表面上表现的是生机盎然的画面，而在欢快明亮的景象内，却寄托着诗人对时光流逝，孤独而无聊的失落之意，更写出了诗人在重有一线希望之时的复杂心绪，在那希望之外，更多的是诗人对失望的感伤。
“雁怯重云不肯啼。”起笔写向空中。大雁无声，穿过重云，飞向南方。用飞雁南归表现作者归家的情景。长空彤云重重密布，雁儿心情紧张，故说“怯”字。但雁儿急于回家，一个劲往南飞，故不肯啼。此一画面，恰成词人归心似箭的写照。“画船愁过石塘西”，次句写出自己，句中著一愁字，便似乎此一画船，是载了满船清愁而行，又妙。作者既然归家但是描写的却都是惨淡景象，“打头风浪恶禁持”，作者巧妙的写出了实情，大风阻挡词人归路，人间有风浪猛打船头。天上有重云遮拦鸟道，对于思家心切的作者忧愁更深一步。
“春浦渐生迎棹绿”，过片仍写水面，意境却已焕然一新。浦者水滨，河水涨绿，渐生春意，轻拍桨橹。虽云渐生，可是春之一字，冠于句首，便觉已是春波骀荡，春意盎然。歇拍与过片，对照极其鲜明。从狂风恶浪过变而为春波荡漾，从风浪打头紧接便是春波迎桨，画境转变之大，笔力几于回天。真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陆游诗）的突兀感和欣悦感。笔峰骤转，却不显得生硬，两相对照，只觉笔意轻灵，意境超逸。时犹腊月，词人眼中之河水已俨然是一片春色，则此时词人之心中，自是一片温暖。“小梅应长亚门枝。”下句更翻出想象。离家已久之词人，揣想此时之家中，门前小梅，新枝生长，几乎高与门齐了。此一意境，何其馨逸，又何其温柔。小梅之句，颇似有一番喻意，暗示儿女之生长。经年飘泊在外之人，每一还家，乍见儿女又长高如许，其心情之喜慰，可想而知。小梅应长亚门枝，正是这种人生体验之一呈现。“一年灯火要人归。”结笔化浓情为淡语。除夕守岁之灯火，一年一度而已矣。灯火催人快回家，欢欢喜喜过个年。一笔写出家人盼归之殷切，亦写出自己归心之急切。此是全幅词情发展之必然结穴，于淡语中见深情。
此词的显著艺术特色，是以哀景写欢乐，以淡笔写浓情。上片以雁怯重云，画船载愁，浪打船头等惨淡景象反衬归家之欢欣，下片的春浦渐绿，小梅长枝，灯火催归等热闹景象突出了作者归心似箭的心情。
前人评此文曰：“起得唐突，收得超忽”，颇有构思之妙。文章一开头便以“斶前”“王前”两句简短对话，把激烈的矛盾冲突展示于读者眼前。齐王直言下令，位尊使下的骄横，可以说是习惯成自然，不足为奇；而颜斶以一介布衣的身份，针锋相对命令“王前”的话语，则无异于地动山崩，令人震惊。
本文有如一出独幕话剧，全篇由对话组成。以对话展开波澜起伏的情节，以对话展现人物的性格与内心世界。以情节而论，两个“前”字的撞击，一石激起千层浪。先是“左右”狗仗人势的责问，颜斶舌战齐国群臣；继而是王“忿然作色”，颜斶针锋相对与齐王争论“王贵”与“士贵”的问题。齐王终于为颜斶折服，欲以丰厚爵禄相笼络，却被颜斶谢绝。文章虽短，却起伏曲折。“文似看山不喜平”，不平即其美之所至也。以人物性格而论，作者所使用的言辞颇符合人物的身份、地位。例如“斶前”，尊使卑，上命下，就是这种口吻。“王者贵乎?士贵乎?”在齐王的头脑里，他自以为他是最高贵的，所以他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欲以王之贵压士之贵，非常符合齐王的思维定式。“颜先生与寡人游，食必太牢，出必乘车，妻子衣服丽都”，物质引诱也是君王们惯用的笼络手段。而颜斶的自比“太璞”，以及所举柳下季墓地的一棵草胜过齐王的脑袋的事例，都十分贴切，符合颜斶的身份。此种描写人物的方法，对后人影响很大，如《史记》在人物塑造方面也常采用这种手法。
文章论证了史官遭受刑祸是由社会政治状况和史官本身的品行决定的，与鬼神迷信毫无关系。一面批评韩愈畏惧刑祸而不愿冒政治风险；一面激励他要坚持真理，忠于职守，做一个刚直不阿的优秀史官。全文措词尖锐而态度诚恳，严肃批评而寄予厚望，洋溢着韩柳真诚的友情和坚强的战斗精神。
韩愈给刘秀才信中说“为史者不有人祸，必有天刑”，严重歪曲历代史官不幸遭遇，并以“行且谋引去”为借口不肯修史。柳宗元看后“以为不然”，一针见血地指出韩愈不修史的根本原因在于“不直、不得中道”，不能守“中庸”之道，实为维护自己既得地位进行辩解。柳宗元认为“凡鬼神事渺茫荒惑无可准”，韩愈说为史有天刑不过是借口j柳宗元痛惜因此““磊磊轩天地者”，决必沉没，且乱杂无可考”的损失。这封信鲜明地表现了柳宗元是一位反天命的唯物论者。他主张弘扬历史上的杰出人物，鄙视“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的卑劣行为。他不因为和韩愈有私交而放弃原则，表明自己坚定的政治立场和为人正直的品德。
这封信具有鲜明的驳论特征。抓住对方要害，逐层予以批驳。既驳对方论点又驳对方论据，反驳中推理严密，不乏形象性，时有讽刺，是一篇理晰情笃的论辩作品。如，驳韩愈“以为纪录者有刑祸，避不肯就”的谬论，就采用设比，对照其言行不一的表现层层推理，深刻地揭露韩愈恐惧的实质是“荣其号，利其禄”。推理步骤是，如果说为史不敢为褒贬，那么做了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贬成败人愈益显”，尤其不敢为了。如果说这种逻辑成立的话，那么掌握生杀、升黜大权的宰相，“其敌益众”，岂不更不敢为？那还要政治法律有何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其中连用三个反诘句，“扬扬入台府，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而已邪？”， “扬扬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于内庭外衢而已邪？”“何以异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也？”把向上爬者和不为史者对比起来，揭露他们“荣其号利其禄”的本质，有力地戳穿韩愈“有志于道”的虚伪性，笔力充满咄咄逼人的气势。
韩愈在给刘秀才的信中提到一系列历史人物，加以歪曲，做为他“天刑论”的论据。论据是支持论点的根据，只有把论据驳倒了，受其支持的论点才能彻底动摇，以至不攻自破。柳宗元据此采用枚举例证法，针锋相对地逐一批驳韩愈的论据。指出孔子、范晔、司马迁、班固、崔浩、左丘明、子夏等都不是因作史而遭不幸的，各有其原因，跟为史无关，驳得韩愈体无完肤。
文章结尾语重心长，饱含深情，寄以厚望。先指出“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的有力事实激励韩愈勇敢地担起修史的任务，又责备韩愈“谋引”而不去的犹豫态度，催其自决，最后劝诫韩愈不要“不勉己而欲勉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充分表现了柳宗元不徇私情的原则性，求真理而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也体现了柳文说理深透、气势恢宏、感情质朴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