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写离别相思的词,是一篇曲折回环、层次丰富、变化多端、完整而又统一的艺术佳作。
全词共分三片,上片,交待分别的时间和地点。“晓阴”、“霜凋”、“雾隐”,说明是在一个秋天雾气很浓的早晨,在“城堞”,女子“掩红泪”、“玉手亲折”,把情人亲自送走了。中片,写离别时,两人依依遥望和内心的伤别情怀。“地”是那样遥“远”,“天”是那般宽“阔”,而情人却奔向那“露冷风清无人处”。“万事难忘”,“唯是”那场“轻别”。此后,只有“断云”、“残月”,陪伴自己度过孤独凄清的寒夜。下片,写离别以后的相思与怀念。夜不寐,茶、酒无味,“恨春去”、“弄夜色”,离情相思意难绝。
整个篇幅,曲折回环,前呼后应,铺叙委婉,层次清晰,转换变化,顿挫有致,巧妙地把这篇多层次的作品融成一体,既照顾到词的整体结构,又注意到局部的灵活自如,充分显示出作者驾驭长调、结构长篇的艺术才能。陈廷焯对这首词评价很高,特别是下片。他说:“蓄势在后,骤雨飘风,不可遏抑。歌至曲终,觉万汇哀鸣,天地变色,老杜所谓‘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也。”
这是旅途夜泊的一首小诗。建溪是闽江的北源,在今福建省。
开头两句写泊舟的时间和望山所见。“客航”,表明是离家远行。“收浦”即停船靠岸,“浦”是水滨。“月黄昏”系用林逋《山园小梅》“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诗语,形容月光昏暗,表明天黑已久。昏黄的月光,洒在平静的溪水上,一只小船划破水面,摇碎了月影,慢慢靠近岸边。有景,有人,有声,有色,景象非常幽静,画面非常优美。
第二句是将唐代韦应物《滁州西涧》“野渡无人舟自横”的名句改造而成。孤舟夜泊,最关心的是客店,所以船一靠岸,就在张望,看见客房并无灯光,正准备关门。这里是“野店”,不是大的集镇,人家不多;而且为了方便行旅,必定临溪而设,所以极易望见。“无灯”,并不是说没有置备灯火,而是说没有点灯,野店固然简陋,但既是客店,也不至于连一盏灯也不置备。这里有两层含意:一是表明这个夜晚还没有客人,可见这里平常客人稀少;二是表明入夜已久,主人以为不可能再有客至,所以并未点灯,正准备关门睡觉。“欲”字下得很妙,它表明门将闭而未闭。如果已经闭门,则敲门叫门,会给投宿者带来许多麻烦;正是在这欲闭未闭之际,才使投宿者感到欣喜。
下面两句写系舟,这里既是“野店”,就没有正规的码头,所以并无专门系舟的设备,只能把舟系在岸上的一株枫树上。上文店门欲闭未闭,是巧;此句枫树则是将死未死,是奇。“倒出岸沙”是说溪水从下面往里冲刷,在枫树根部冲出一个缺口,枫树一半的根得不到泥土的养料,加之又被系舟时的摇晃弄坏,所以“半死”了。“半死”谓死去了半边,就是偏枯,这是树木的一种特异现象。
末句“系舟犹有去年痕”写系舟时所见,更加新奇。“去年痕”是说一年前系舟的痕迹还保存到此时,说明在此停泊的客人不多。这仍然是荒村野店的地方才会有的景象。见此痕迹,令诗人感到很惊奇。
此诗选用最有特征的景物,写出荒村月夜泊舟的静谧境界。既是作者的精心选材和巧妙构思,却又使人感到全是信笔直书即目所见。化用前人诗语而不露痕迹,另出新意,可见作者的诗才。《莆阳文献》说:“此诗荆公(即王安石)爱之,尝书坐右,后人误入荆公集中。”该诗是隽永可爱的一首佳作。
灵筵,即供奉亡灵的几筵。《梁书·止足传·顾宪之》:“不须常施灵筵,可止设香灯,使致哀者有凭耳。” 北齐 颜之推 《颜氏家训·终制》:“灵筵勿设枕几,朔望祥禫唯下白粥清水乾枣,不得有酒肉饼果之祭。” 王利器 集解:“灵筵,供亡灵之几筵,后人又谓之灵牀,或曰仪牀。”
李后主十八岁时,纳绝代佳人、多艺才女昭惠为后,其婚姻之美满,伉俪之情深,才子佳人之意切,都是令人艳羡的。然而这对多愁善感的伴侣,在夫妻生活之外,却也有着因时移世变、国祚日衰而带来的诸多不顺心之事,当然也就难免“共憔悴”了。而尤其是年值“壮岁”,按常理,夫妻俩正当精力充沛,正该琴瑟调和,相依相傍,谁知竟疫从天降,绝症袭来,无情地夺走了与自己朝夕相处、形影相随的“婵娟”。“壮岁失婵娟”,中年丧偶,已是人生的大不幸,更何况所失的又是自己十分倾心的可人爱妻呢!接下来,“汗手遗香渍,痕眉染紫烟”,则是由昭惠皇后的遗物——眼前灵筵上的手巾触发哀感。凝神细看,巾上还留有爱妻生时轻抹香靥的“香渍”,细描眉黛的烟痕。可目下是“香渍”犹在,烟痕尚存,而“婵娟”已失,这就更令人不能不倍增切腹之痛了。全诗至此煞笔,余哀不尽。
《郿坞》是一首讽刺性很强的诗。诗的前两句作者以董卓的口吻描述了他自以为得意的两件事:衣中套甲和筑坞藏金。后两句急转,作者以极其辛辣的笔锋挖苦了他非但不能善终,死后还被人用身上的脂油点燃作灯,与一般的“英雄”的结局果然大不一样。反话正说,更显出作者对董卓的愤恨、鄙夷之情。
诗人以勾魂摄魄的笔法,诙谐幽默的语气,生动滑稽的场面,对历史人物董卓的可耻下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嘲笑。
用一首小诗刻画一个历史人物的面貌,并对其进行恰如其分的评价,这对一般诗人来说难度很大,但在苏轼的笔下却能因难见巧,难中见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诗的主题思想集中突出。诗人准确地抓住董卓这个历史人物的本质特征,进行入木三分的刻画。诗中对董卓的描写,都是董卓的本质特征的表现。
二是选材精当。诗人没有泛泛地去写董卓的所作所为,也没有写众人皆知的某件惨案,而是选择了董卓生前的两个生活片断和死后的一个场面,使人们对这个所谓的“英雄”的木来面目看得一清二楚:这个恶贯满盈的元凶也有陈尸示众、脐脂自照的下场。
三是表现手法巧妙。诗人没有从董卓的残暴无情或貌似强大的一面着笔,而是从董卓的虚弱、恐惧、怕死一闻落笔,说眀他尽管猖獗一时,但他害怕人民的力量,他的内心是惊恐的、颤抖的。因为“多行不义必自毙”的规律,是任何作恶多端者无法抗拒的。从全诗的语气看,似乎不是揭露式的,而是宽慰式的;似乎不是否定了它,而是肯定了它;似乎不是人在为董卓画像,而是董卓自己在给自已画像。这种反话正说的表达方式,正是讽刺手法的巧妙运用,它比那种直接地、正面地进行讽刺挖苦更耐人寻味。
全诗虽只有二十八字,但其中所表露的意蕴和情感却大起大落,有着很强的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