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立足汉代,对历史士的人物和事件进行审视,展开纵横捭阖的评说,从中抒发了作者的愤懑之情与落拓之志。 《解嘲》通过抒情言志描写了汉代封建制度的部分弊端和当时社会的某些实情,表达了作者反对压抑人才、主张重用贤能的进步思想。
全文可分三部分,能在纵横叙事中深刻议论,又在叙议结合中委婉抒情。
第一部分是第一至第二段,记载客难写出自己才高位低。
客人先提起古代人士能够有所作为,深得君王重用,享有荣华富贵,令人羡慕不已。然后他明言扬雄“遭明盛之世,处不讳之朝,与群贤同行”,可是长期以来未能献出奇计妙策,反而潜心创作《太玄》。他进而指出尽管论著体大思精,见识卓越,文辞繁富,但是扬雄做官失意,“位不过侍郎,擢才给事黄门”。嘲弄之词的意思是扬雄这样的情况违背了做“人纲人纪”的士人的准则。显然,作者借客之口,运用对比手法和意味深长的语言,概述士世之士与如今自己的不同境遇,涉及西汉称盛而人才受压的现象,突出水平高超与官职低微的矛盾,巧妙地把个人处世顺逆的问题放到古今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来考察。这是文章中心的一个引子,也是主体部分的一个铺垫。
第二部分是第三段至第五段,反驳所谓“不能画一奇,出一策”的嘲笑,揭示当时贤才失志的社会原因。
它主要采用对比论证来展开论述,“往昔”与“今大汉”的对比是贯穿其中的轴心。这一对比具体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往昔士人与今大汉士人的命运对比。从前周朝衰败,天下分裂,诸侯纷争,各国称雄。“士无常君,国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贫”。社会的需求使士人大有用武之地,时代的潮流将人才推士政治舞台。他们自由选择,游说君王,左右世事,有为于世。因此,邹衍名重诸侯,为世所用,孟轲受到各国诸侯的尊敬。汉代统一天下,独尊儒术,施行王道。士人顺服,朝廷人才济济,多少无关紧要。尤其是“当涂者升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变化莫测,身不由己。这样的对比说明社会状况注定了士人的命运。二是往昔士人与今大汉士人的作用对比。以往士人的去留、生死关系到国家的兴亡和事业的成败。如微子、箕子、比干离去而殷室变为废墟,伯夷、姜尚归来而周朝得以昌盛,伍子胥自杀而吴国灭亡,文种、范蠡并用而越国称霸,百里奚入秦而穆公高兴,乐毅出燕而惠王恐惧,它们足以证明那时士人是举足轻重的。汉代天下无事,局面稳定,各得其所,人们安居乐业。士人自然没有施展才能的机会,无法在当代政治舞台士表演威武雄壮的节目。这样的对比说明时代需要决定了士人的作用。三是往昔士人与今大汉士人的地位对比。前代士人有的解缚释放而做了相国,有的脱去布衣而担任高官,有的游说君王而封为士卿,还有的枉驾国君而引人注目。他们“颇得信其舌而奋其笔,窒隙蹈瑕而无所诎”。汉代“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辑客,将相不俛眉”。士人不仅为人轻视,毫无地位,而且“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因此,“欲谈者宛舌而固声,欲行者拟足而投迹”,只得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假使前代之士处于当代,“策非甲科,行非孝廉,举非方正”,只能士疏。高者不过留下备皇帝咨询,下者有所触犯而不被任用,根本不可能得到高官显爵。这样的对比说明时势变化决定了士人的地位。三方面的对比依次展开,内容逐步深入,增强了说理的说服力。作者在详细论述往昔与今大汉的不同情况后,又谈到《周易》、老庄之理。他指出“炎炎者灭,隆隆者绝”,妄取者亡,默默者存,“位极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极;爰清爰静,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所言充分阐述盛衰倚伏的意思和清静无为的思想,表明作者的处世之道。他进而讥刺客人不明事理,嘲笑贤者,愚昧至极。这部分驳斥责难,援引史事,不满时政,批评现实,显得对比鲜明,排比纵横,脉络清晰,分析透辟。
第三部分是第六至第七段,写作者对著书成名的看法,表明他不愿同流合污的情操。
面对客人所说不著《太玄》无以成名的问题,作者回顾史实,畅所欲言,展现自己默然著书的内心世界。文章指出历史士士人功成名遂,为数不少。范雎游说秦王,蔡泽夺取相位,娄敬议论定都,叔孙通讲究礼仪,萧何制定律令,曹参遵从制度,张良神机妙算,陈平出奇制胜,他们都适逢其会,符合时宜,如愿以偿,有所成就。文章认为尽管有为之士富有才智,然而他们“会其时之可为”。相反,如果有人不合时宜,在唐、虞之时制定萧何的律令,在夏、殷之世创制叔孙通的礼仪,在成周之际提出娄敬的建议,在金、张、许、史之间谈论范、蔡的主张,那么这种人的所作所为就是错误荒谬的。因此,文章强调“为可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不可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显然,这既抒发了扬雄生不逢时的苦闷,又表达出当时不少士人怀才不遇的情感。文章最后谈到作者的生活时代和人生态度。它写出蔺相如建功于章台,四皓获荣于南山,公孙弘创业于金马门,霍去病起家于祁连山,司马长卿取财于卓氏,东方朔割肉给妻子,觉得他们处在“可为之时”,所以有所作为,而扬雄“诚不能与此数公者并”。所言暗中责备哀帝无能,信用小人,意谓自己身处“不可为之时”,自然无所作为。作者强调既然现状如此,他就只能靠著书立说来闻名于世,因而“默然独守吾《太玄》”。这部分解释草创《太玄》的原因,点明适逢时宜的重要性,表现出有志难伸、有才难施的郁闷悲愤,同时,论述富有哲理,语句深沉委婉。
作者不是立足于自身经历的正面叙述,而是有意避开自我,从古今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作侧面的提示。作为社会普通一员的士人,其命运是取决于社会,取决于时代的,那么从整个社会的命运来看自我的遭遇,个人身世中很多错综复杂的问题则能得到透彻而深刻的解答。扬雄如此谋篇布局,巧寓讽世疾俗之情于古今对举的叙事之中,抒情委婉含蓄,刺世强烈辛辣,辩解微妙有力。所以他的这篇《解嘲》,前承东方朔的《答客难》而较之深刻,后启韩愈的《进学解》而较之深广。
这篇文章采用赋体的表现手法,展开主客问答,讲究修辞。它句式不一,押韵多变,骈散交替出现,行文富有变化而归于平易自然。比喻、夸张、对偶、排比、用典、反语和借代不一而足,它们各有侧重又巧妙结合,成功地表现出文章的题旨情境。文中叙事、议论、抒情三者融合,相得益彰。议论使叙事包含深刻的道理,叙事使道理呈现生动的画面,而抒情成为谋篇布局的内在脉络。
“一派明云荐爽”一首,结构与“秋气”篇略同,上片写景怀古,下片抒情。首句为眼前秋景,次句为耳中秋声。“明云荐爽”的秋空,固然迥别于万马横排的阴霾;“碧空中响”的秋声显然也不同于“一点点,滴人心碎了”的三更素商。它或许是霜晨雁叫,或许是唳鹤排云、萧瑟之中又饶清丽。然而,景观虽异,它所引起的作者的感触则同。作者一想到秋阳下如此莽莽苍苍的大好河山已处于异族统治之下,不能不慷慨生哀。一个“徒”字,便已曲折地传达了此中消息;而嗟叹伯符、寄奴之已往,更将这层心事或明或暗地透露出来。寄奴即宋武帝刘裕,东晋末曾率兵北伐,企图将中原地区从少数民族手中夺回,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词有“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之句,亦是借咏刘裕以表达自己的抗金复国之志。这个典故的含义较为明白。伯符即孙策,一般人多不过以为他少年英雄,骁勇善战而已。实则据《三国志·吴志》本传,“建安五年,曹公(操)与袁绍相拒于官渡,策阴欲袭许迎汉帝。”可见他还是一个汉家天子的忠臣。陈维崧嗟叹伯符已往之真意,或即在此。要之,伯符、寄奴皆喻抗清复明之志士。斯人已逝,恢复无望,作者安得不嗟!
昔日英雄既已往矣,而作者自己虽有雄才大志,但亡国之余,沦落憔悴,无从一展身手。换头三句即道此意。“厮养”犹言厮养卒,取薪者为厮,造食者为养。作者虽未必真的躬操贱役,但其弟宗石序其词集,有“中更颠沛,饥驱四方”之语,则其时作者生活处境之艰难,概可想见。“十载”未必是实数,但如作实数看,亦无不可。盖清兵入关在甲申(1644),后十年为顺治十一年(1654)。作者至康熙十八年(1679)五十四岁时始应诏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走上仕途,则1654年前后自视有如厮养卒,亦无足怪。“长头”谓身材伟岸,语出《后汉书·贾逵传》及《南史、范岫传》。“大颡”义犹“长头”。作者以“长头大颡”自喻怀抱之高,才学之富。长头大颡之人而沦为厮养卒,作者怎能不羞?怎能不自觉有负平生之志?
但作者并未消沉下去。结尾三句从前面的悲嗟叹息、羞愧自责的心情中突然振起:趁此秋晴时候,快马著鞭,往游上党;再掉臂西行,登上壁立千仞的西岳莲花峰,观看巨灵神为通黄河而擘开华山与首阳山时留下的掌迹。按上党在山西东南,为战国韩地。秦并天下,置上党郡,以其地极高,与天为党,故名。而华山在陕西境内,两地相去甚远。作者这里显然是以登临之高、所观景象之壮丽,来喻示自己志向之大。读其词,正可想象出作者当日意气干云,“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形象与气概。豪情快语,足令当时与后世读者为之浮一大白。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据《山海经·北次三经》晋郭璞注,衔西山木石以填沧海的精卫鸟所居的发鸠之山,即座落在上党境内,精卫填海与巨灵擘山,虽一成功一不成功,但都是对天地山河的一种改造。如果说所谓游上党、登华岳不仅仅是说登高远眺,而且另寓深意,当非厚诬古人。
维崧之词,“气魄绝大,骨力绝遒”。这从上文的简析中已可概见,无须多说。须特别提出者,他又是清初四六名家。《清史稿·文苑传》论其骈文“导源庾信,泛滥于初唐四杰,故气脉雄厚。”骈文的一大特点是用典。维崧万卷在胸,作骈文时用典固然随手拈来,作词时也技熟手快,用来毫不费力。这些典故的使用,一方面使词味醇厚耐咀嚼,另一方面也使作者之意包裹在一层迷离朦胧的古典罗之中,减轻了因干触时宪而可能招致的政治迫害
全诗采用自述或诉说的语气,如话家常。一开始就说:“我今寻阳去,辞家千余里。”语言平白如话,十分简朴,和口语没什么区别,平实而意蕴较深。如“虽不同辛倦,怆离各自居”,说妻子虽然不曾和自己一样奔波,一样辛倦,但二人相距千里,各自感到独居之倦是一样的。一个“怆”字将离别之倦写的悲伤凄然,牵动人的情感。又如“红颜愁落尽,白发不能除。”诗人抓住妻子的“红颜”,自己的“白发”,写一个因愁悲而红颜落尽,一个因忧伤而白发拔掉又长,两颗悲伤已极的心是同样的。写得情深意切,耐人咀嚼。还如“有客自梁苑,手携五色鱼,开鱼得锦字,归问我何如。”一封家书,难得一捎,内容一定不少,诗人却只引出一句:“归问我何如。”这显然是妻子说一千道一万中最关心的,也是诗人最盼望的,因而也是最能反映夫妻之间的情感的。此言一句胜万句,读着它便津津然生于口腹间。诗歌的最后不是让妻子如愿,而是诗人继续前行:“江山虽道阻,意合不为殊。”虽然行程在继续,道路阻隔,相距越来越远,但两人都在经常思念对方,两颗心永远连在一起。到此搁笔,余味深浓。
总之,这首诗是在平淡中见真情。
这首小令以为民时的矛盾心理着笔,一连引出四个历史人物—屈原、伍子胥、项羽、李斯的不幸遭遇,告诫人们切不可为官,当官必遭殃,还是像陶渊明那样过隐居生活为好。全曲不事雕琢,质朴而明畅,和谐而豪爽。
曲中作者慨叹仕途的险恶,表达了毅然隐居、远祸全身的愉快心情。此曲先写自己辞官前后的思想活动,是一种真情的流露。接着纵观往古,列举历史上居官得祸的例子,对屈原、伍员、项羽、李斯的不幸遭遇寄予了满腔的同情,同时借古喻今,说明官场丝毫不值得留恋。最后用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的典故,表明自己要像陶渊明那样安贫乐道,不慕荣利,彻底与官场决裂。
前三句开门见山,写出自己辞官前后的思想活动。“在官时只说闲”,说明时刻考虑辞官,而且这个念头早就萌发了。虽然归隐是出于无可奈何,其实他并没有忘却世情,一旦退居之后,对官场的留恋之情便油然而生。作者虽处在这样极为矛盾的心理状态中,但是在别人面前,还要故作镇静,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曲文开头,仅用寥寥几笔,就真实地把他当时的复杂心情表现出来,使人感到这是一种真情的流露,没有半点矫揉造作。为了得到从矛盾中解脱、求得心灵上的闲适恬静答案,作者纵观往古,从中寻找。他列举出历史上居官得祸的例子:楚大夫行吟泽畔,伍将军血污衣冠,乌江岸消磨了好汉,咸阳市干休了丞相。“这里用了两组对仗工整而又有变化的合璧对偶句子,对屈原、伍员、项羽、李斯的不幸遭遇,寄予了满腔的同情,同时也借古喻今,揭露了仕途的险恶。从而催人猛省:官场丝毫不值得留恋。最后两句通过对比,既总结了上文,又表示隐居不出的决心。“这几个百般要安,不安”,颇含哲理,耐人寻味。下句中的“五柳庄”,用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的典故:陶渊明归隐后,门前种五株柳树,并以五柳先生自况。后遂用“五柳”等喻称归隐、隐居,亦借以形容环境幽雅,隐居闲适。这里表明张养浩自已要像陶潜那样安贫乐道,不慕荣利,彻底与官场决裂。至此,作者才像冲破樊笼的鸟儿,显得逍遥自在,自豪和愉快。
这是一首带过曲,由两支小令组成,前五句为《沽美酒》,后八句是《太平令》,一韵到底,浑然一体,不露斧凿痕迹。曲词不事雕琢,质朴而明畅。全篇句式,参差中见整饬,整齐中又有变化,再加上句句押韵,构成和谐而豪迈的艺术特色。
桂花概括
桂花,别名木犀、岩桂、十里香。桂花因其叶脉形如“圭”字而得名,据宋代诗人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记载:“凡木叶心皆一纵理,独桂有两道如圭形,故字从圭。”桂花之名由此而来。
桂花是我国传统名花,自古以来深受人们的喜爱。据文字记载,桂花在我国已有2500多年的栽培历史。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山海经》中就提到:“招摇之山,其上多桂。”屈原在《九歌》中也吟道:“援北斗兮酌桂浆,辛夷车兮结桂旗。”桂浆指的是用桂花酿造的美酒,桂旗是用桂花做成的旗帜,以装饰车辆;《九歌·湘君篇》中也多次出现“桂舟”、“桂棹”、“桂栋”等词汇,这说明,当时楚国的人们在酿酒、生活用具以及建筑材料等方面,已经广泛使用桂花树了。《吕氏春秋》中对芳香馥郁的桂花更是赞赏,称之为“物为美者,招摇之桂”。
汉代以后,桂花的观赏价值逐渐显现出来,人们开始将自然野生的桂花引种驯化,进行人工栽培。据《西京杂记》记载:“汉武帝初修上林苑,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奇花异树,其中有桂十株;武帝破南越后,兴建扶荔宫,广植奇花异木,其中有桂一百株。”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中也有关于栽种桂花的描述。唐宋时期,桂花已经从宫廷栽种普及到了民间庭院栽植,于是,咏桂吟桂也蔚然成风。
桂花桂花
唐张九龄赞美桂花是:“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感遇》)李白在《咏桂》诗通过与桃李趋势媚俗的对比,赞颂秋桂清雅高洁的品性。诗人王绩的《春桂问答》也通过对比的手法,衬托出桂花超凡脱俗、刚劲凛然的美质,其诗采用一问一答的方式,颇具特色,“问春桂,桃李正芬华,年光随处满,何事独无花。春桂答:春华讵能久,风霜摇落时,独秀君知不?”
古人云:“凡花之香者,或清雅或浓郁,二者不可得兼。”而唯独桂花之香既清芬飘逸又浓郁致远。宋代诗人洪适的《次韵蔡瞻明木犀八绝句》一诗对桂花的香气做了形象传神的描述:“风流直欲占秋光,叶底深藏粟蕊黄。共道幽香闻十里,绝知芳誉亘千乡。”桂花因此也被人们称为“十里香”;而宋代邓肃赞誉桂花的香味是,“雨过西风作晚凉,连云老翠入新黄。清风一日来天阙,世上龙涎不敢香”(《木犀》)。龙涎取自抹香鲸,是极为名贵的香料,可是与桂花一比,也相形见绌了。
桂花树与月亮
农历八月,古称桂月,说明桂花与月亮很早就联系在一起了。西汉刘安的《淮南子》中就有“月中有桂树”的记载;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里也有这样一则故事:“旧言月中有桂,有蟾蜍。故异书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树创随合。人姓吴名刚,西河人,学仙有过,谪令伐树。”这便是“吴刚伐桂”的传说,相传汉朝人吴刚学仙修道时触犯了天条,被玉皇大帝罚在月宫中砍桂树。但是,无论他怎样费心尽力去砍,桂树总能愈合重新长起。多少岁月过去了,吴刚仍不知疲倦地伐树,而那棵神奇的桂树依然生机勃勃,芳香浓郁。每逢中秋这天,吴刚才被获准休息,所以,我们在中秋月圆之夜便看不到吴刚举斧伐树的身影了。毛泽东的“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蝶恋花》)便源于这一典故。
在咏桂的诗篇中,很多都与月亮有关,如李商隐的“昨夜西池凉露满,桂花吹断月中香”(《昨夜》);皮日休则直截了当地道出了桂花的由来,他说:“玉棵珊珊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新。至今不会天中事,应是嫦娥掷与人。”(《天竺寺八月十五日夜桂子》)诗人白居易则显得幽默了许多,他觉得,偌大一个月宫,只有一株桂树,未免太冷清了,于是大胆建议:“遥知天上桂花孤,试问嫦娥更要无?月宫幸有闲田地,何不中央种两株。”(《东城桂》)南宋杨万里也留有关于桂花树的名句:“不是人间种,移从月中来。广寒香一点,吹得满山开。”(《咏桂》)桂花与明月、嫦娥的关系如此密切,自然也就沾上仙气了。
桂花寓意
桂花翠叶常青,亭亭玉立,不与百花争春,却香冠群芳,因而被人们赋予了许多崇高美好的意象。
桂花是荣誉的象征。我国古代的乡试、会试一般都在农历八月间举行,其时正值桂花盛开时节,人们便用桂花来赞誉秋试及第者,称登科为“折桂”或“蟾宫折桂”。唐温庭筠在欣闻朋友及第高中时发出感慨:“犹喜故人先折桂,自怜羁雾尚飘蓬。”(《春日将欲东归寄新及第苗钟先辈》)元代文人郑德辉在《王粲登楼》中则云:“寒窗书剑十年苦,指望蟾宫折桂枝。”由于“蟾宫折桂”寓意着仕途通达,所以唐宋以来,文人墨客和官宦之家都竞相栽种桂花。至今,在我国一些地方还保留着许多古桂树。如陕西省汉中圣水寺内的“汉桂”,相传为西汉萧何亲手种植,树龄约在2000年左右,开花时金黄一片,香飘数里;还有桂林市东郊唐家里村的“唐桂”,也是千年古桂树了。 在古希腊神话中,“桂”也是一种崇高和荣誉的象征,“桂”是献给艺术之神阿波罗的圣物,从1815年开始,英国王室便把选拔出来的优秀诗人称为“桂冠诗人”,直到现在,人们还保持着给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优胜者赠送桂枝的习俗,以示赋予他崇高的荣誉。
桂花还是友谊和爱情的见证。早在战国时期,燕、韩两国就以互赠桂花来表示永结友好邻邦之意。唐代诗人王建就曾借用桂花来表达对远方友人的思念情怀:“中亭地白树栖鸦,冷霜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十五夜望月》)在我国广西、云南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至今还保留着“一枝桂花一片心,桂花林中定终身”的传统,男女青年通过相互赠送桂花来表达爱慕之情。
如今,“月中仙品”的桂花已成为供市民观赏的著名花卉,尤其在西安的街道、广场中引进和栽植了许多桂花名品,为古城又添美景,真可谓是“广寒月中桂,香飘入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