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陈藏一《话腴》：“赵昂总管始肄业临安府学，因踬无聊赖，遂脱儒冠从禁弁，升御前应对。一日，侍阜陵跸之德寿宫。高庙宴席间问今应制之臣，张抡之后为谁。阜陵以昂对。高庙俯睐久之，知其尝为诸生，命赋拒霜词。昂奏所用腔，令缀《婆罗门引》。又奏所用意，诏自述其梗概。即赋就进呈云：……”进呈的就是以上这首词。“阜陵”即宋孝宗赵构，阜陵名“永阜陵”，所以南宋人以“阜陵”称孝宗；高庙即宋高宗赵构，构庙号“高宗”，后人因以“高庙”称之。赵构退位后居住在“德寿宫”，因而宋人或以“德寿”代称宋高宗。赵昂的这首词，是应宋高宗之命而作的，是一首“应制词”；以咏“拒霜”（即“木芙蓉”，或称“地芙蓉”、“木莲”等）为内容，因而它又是一首咏物词。《话腴》又载：高宗看了这首词，十分欣赏，不但赏赐给赵昂不少银绢，还叫孝宗给升了官。

　　按照过去的惯例，“应制”的作品，往往是为统治者树碑立传的，存有较明显的阿谀奉承的痕迹的。这首词却不然。那么，宋高宗为什么还对它情有独钟呢？

　　词的上片集中描绘芙蓉花盛开时的景况，虽显得有些质实，但词人笔锋一转，逗出几分空灵。下片写与美人的对比中，进一步描绘出芙蓉花的形象和神韵。该词章法严密，笔意雅秀，构思精巧。

　　这首词的咏物技巧比较高。它处处紧扣住拒霜的特点，多方面着笔，务求尽善尽美。从拒霜的生长习性上看，它多丛生在水边潮湿之地，所以词的起句便说：“暮霞照水，水边无数木芙蓉。”用“木芙蓉”应“拒霜”，点题；用“水边”交代其生长习性；用“无数”交代其丛生的特点；用“暮霞照水”作背景烘托，而且这个背景天光水色，色采斑斓，美不胜收。拒霜在秋冬间开花，所以词中先用“楚天空迥，人立西风”透露出一派秋意，然后在下片中紧接着用“秋色”再次点明秋的季节。着墨更多的是写拒霜花。词的上片，写了三段时间中的拒霜花形象：“暮霞”两句，是暗写晚霞映衬下的拒霜花。“暮霞”在这里既是写霞，其中也包括着花，只是花的形象没有明写，而是让读者从“暮霞”的色彩中去联想。当然，“暮霞”也可以理解为就是写花，“暮霞”只是个比喻，而以“木芙蓉”揭示这个比喻的实体。这里取前者。“晓来”一句是写早晨带露的拒霜花，用“轻红”略点花的实质形象。拒霜花有粉红、白、黄等颜色品种，作者这里只取粉红一种。粉红而经“露湿”，更加娇嫩，故曰“轻红”。

　　“十里”两句，是用浓笔重彩正面写日转中天时拒霜花的形象。“十里”极言其多，承“无数”而来：“锦丝步障”，写艳阳之下，繁花漂亮无比、簇如屏幕（“步障”即屏幕）。这使读者想起了王恺与石崇争斗豪华的场面：王恺“作紫丝布步障碧绫四十里”，石崇则“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世说新语·汰侈》）。这里则是拒霜花组成的“步障”，而且随着太阳的转移，花影也随之变化，作者用花影的“重重”，再次写花之多。看来，作者善于选择描绘的角度。

　　这三层写花，笔墨由简入繁，由侧面烘托而至正面描绘，然后再加以侧面烘托。但用笔都比较朴实，而且越来越实。作者为了挽救这个危险的趋势（质实为词家一忌），把笔锋一转，写出了“向楚天空迥，人立西风”两句，亦花亦人，笔调一变而为沉着潇洒而又不乏空灵之气，遂使全词风格大变，从而逼近了上乘作品的行列。词的下片，继续写拒霜花，但笔法与上片的正面下笔完全不同。下片乍看好像写美人，实际上是通过写美人而达到进一步写花的目的，把花写得完美无缺。过片承“西风”句立意，写秋色浓于愁，貌似借秋兴叹，实际上是引出再次写花。白居易诗云：“莫怕秋无伴愁物，水莲花尽木莲开。”（《木芙蓉花下招客饮》）所以写秋愁正是为了引出这个“伴愁物”来。

　　这个“愁”字来得贴切巧妙，也很重要，其意一直贯串到“教妾若为容”。“寂寞”以下四句，皆写“粉黛”（即美人）之愁。“寂寞”、“妆慵”以至“惆怅”，皆是其“愁”的情态表现：“施朱太赤”、“教妾若为容”，则是“愁”的原因所在。美人总是要与花争艳的。这里，美女们看了拒霜花，自己感到不好打扮了，不施“朱”（红色）固然不可，而施朱则“太赤”，不管怎样，总是打扮不出拒霜花的那种粉红来。“教妾若为容”，是屡经打扮而总不能与花比美的愁叹，所以只有“妆慵”与“惆怅”了。这几句虽从杜荀鹤《春宫怨》诗化出，甚至还借用了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施朱则太赤”的成句，但写得却自有新意。

　　古典诗词中总喜欢以花写美人，如“梨花一枝春带雨”（白居易《长恨歌》）、“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韦庄《菩萨蛮》）、“一枝娇卧醉芙蓉”（阎选《虞美人》）等等；美女在花面前，总想比并一番，而且总有一种稳操胜券的骄傲，如无名氏《菩萨蛮》：“含笑问檀郎，花强妾貌强？”黄简《玉楼春》：“妆成挼镜问春风，比似庭花谁解语？”这里则以美人写花，并比之下，美人却甘拜下风，临镜不知所措。拒霜花之美，由此可以想见了。这是个很成功的比拟。词的结句“花易老、烟水无穷”陡转一笔，一反愁怨可掬的娇态，别开新意，花光尽而烟水来，以烟水之无穷弥补花的易老，把人引入一个高渺阔大的境界。这种结句，大有云水迭生、柳暗花明、余味无尽的优点，正是深得词家三昧之处。宋高宗也是擅长写词的人。这首词既然有如此多的好处，他看了当然高兴。

　　从咏物词的发展史上看，这首词也是值得称道的。两宋都有咏物词，但却有不同。就总的倾向说，北宋少而南宋多，宋末尤多；北宋咏物词往往有浓重而明显的抒情成分，南宋则渐趋冷静以至隐晦，这当然与其时代气质有关系，也与咏物词自身的发展过程密不可分。

　　这首词的作者赵昂，处在南宋初期，这首词也处于咏物词由北而南的过渡时期中，就咏物与抒情的比重上看，其咏物成分显然增多，而北宋的借物抒情的特色则明显减少。应该说，它预示了南宋咏物词的发展趋势。这一点，在鉴赏这首词的时候，也是应当注意的。

　　《解连环·孤雁》是宋亡后之作，是一篇著名的咏物词。它构思巧妙，体物较为细腻。在写其外相的同时，又寄寓了深微的含意。这首词可以透视出张炎词深厚的艺术功力。作者揉咏雁、怀人、自怜而为一，抒发了他的家国之痛，漂泊之苦，凄婉动人。词咏孤雁，实则借孤雁寄托作者宋亡后的伤感，也反映了宋遗民普遍生活体验及感触，具有典型意义。

　　上阕前三句写孤雁失群；接着写失群后的孤独。“楚江空晚。怅离群万里，恍然惊散。”以困顿惆怅的情怀起笔，伴孤雁一起飞来。起句境界暗淡、空旷、寂寥、肃杀。楚江，指湖南地方。衡阳有回雁峰，又雁多经潇湘。潇湘、衡阳皆楚地。作者把雁置于这空阔的空间，不惟反衬雁之“孤”“小”，且为全词定下低沉的基调。惟其“空”，才愈见离群雁之“孤”；惟其“晚”，才更显离群雁之“凄冷”：可谓景中含情。这特定的审美感受，却是通过自然而平常的四个字，由视觉贯通了读者的触觉来传达的，下笔不可谓不“空”。“怅离群万里，恍然惊散”。离群而“散”，已觉“恍然”，而“万里”，更足可悲，这怎能不使孤雁在“惊”悸之余感到“怅”然若失呢？仅一传神之“怅”字，写事更写情，它把“离”前之可恋，“离”时之痛苦，“离”后之茫然的复杂的感情，曲折婉转地表达出来了。

　　这三句写出了孤雁之遭际，使人意识到了作者心绪之凄惨。南宋末年，国势垂危，生于此时的词人，对于时局自己深感无能为力，不胜忧愤，只好借物抒怀以寄托一腔幽怨。

　　既离群万里，则渺渺天地间惟一孤雁而已，自顾其影则不免生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之感，故只有另寻栖身之所，“自顾影，欲下寒塘”正是这种孤栖自爱神态的写照。顾影，表示有深自珍惜。特别是一“欲”字，更是对这种想下未下、犹豫迟疑的神态的深刻把握和维妙维肖的刻划。“正沙净草枯，水平天远。”在惊魂未定之际，目光所到之处， 只有寒水暮天相接，漠漠荒沙、瑟瑟衰草，依然荒寥而已。来亦孤单，去也孤单，只好徘徊顾影，使人进一步体味它的孤独。

　　“写不成书”两句，是写雁群飞行，排成一字或人，孤雁单飞排不成字，故说写不成书信，只能成一点，带回一点相思。从而巧妙地表达出前朝对遗民的思念。古人常以雁为传书使者。“只寄得、相思一点”，激起人们多少相思之苦与家国之苦，已无从分辨。如果说，“恍然”离散已使孤雁怅然若失因而无奈去别寻栖所的话；如果说，依然荒寥更足以使之凄怆伤神的话，那么，“写不”两句所表达的那种痛苦竟无人可告之情则转而化为某种程度的悲壮了：雁既失群于万里之外，不能和同伴共排雁字，只有向他们遥寄一片相思之情了，此其一；因此，违误了久困于胡地的“故人”的凝盼之情（“故人”殆指沦于北人之手切盼南归的故园父老），此其二；联系作为宋朝遗民的张炎当时朋友散失、家国破碎、孤身一人、满目凄凉的处境，可以想见，即使有书可传，那“故人”之愿又将告于何人？此其三。然而这种种复杂的思想感情，却是通过作者极疏淡自然之笔（两句用一事而又一气贯注）写出的。这正是“清空”特色的表现之一。

　　“料因循误了，残毡拥雪，故人心眼。”这是为雁立传，可以看到作者思想轮廓。表面上是说孤雁误了寄书，和苏武托雁寄书的心事。“残毡拥雪”，用苏武“武卧啮雪，与旃（毡）毛并咽之，数日不死”事表达心声。

　　从对上阕简单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作者无论写景还是状物，都能“不滞留于物”（《词源·咏物》），特别是对孤雁外部形象的描写和琐屑事件的叙述，即使是最简单的交代都省略了，而是摄神遗貌，紧紧抓住最能表现孤雁内心情感的神态（如“欲下”），把笔触伸向孤雁的内心世界（如“怅、惊、料”），栩栩如生地刻划出孤雁孤寂索漠的内心世界，给人一种艺术上的去芜存精的澄净感，而作者的思想感情也在此得到了曲折委婉的表达，即所谓“调感怆于融会之中”。

　　下阕更以化实为虚的方式体现了张炎词的“清空”本色。换头承前，叹息北去的南宋宫室艰难险恶的处境。而孤雁只能在夜雨中哀鸣，若是能在玉门关重新见到离失的伴侣，该是何等的惊喜！因“离群万里”，因而“谁怜旅愁荏苒”。“荏苒”表达迁延的意思。在形容时间光阴之绵长的“荏苒”前面冠以“旅愁”，其旅途之劳顿和愁之绵绵可知，且作者并不正面说此愁无人怜而以反问出之曰“谁怜”，除更觉情切动人外，已微透“怨”的消息，故下面紧接写道：“谩长门夜悄，锦筝弹怨。”说长门夜悄与锦筝弹怨。典出汉武帝陈皇后罢退长门宫故事。“长门”所“弹”者，昔陈皇后之“怨”；而筝柱斜列如雁行，故在此又是孤雁之“怨”。“谩”字，极度渲染孤雁的哀怨。作者以“浑化无迹”之笔，借陈皇后之事，将人、雁之“怨”一起写出，从而抒发了自己亡国之思家破之愁无人可告亦无人怜之的一片愁怨之情。

　　孤雁之哀愁既无人可告，那么雁之凝盼思归的急切心情是可以想见的。它多么盼望自己早一天飞到同伴身旁啊！可它不说自己身落寒塘之实境，却首先代同伴着想： “想伴侣、犹宿芦花。”不说眼前自己思念同伴之实情，却透过一层，言伙伴曾念自己在来年春前“去程应转”。伙伴们春天到来之前，应该回北方去了。这又是化实为虚，使虚中有实，虚实相生，既婉转又空灵，它比正面诉说更能见孤雁之一往之深情。

　　“暮雨相呼，怕蓦地、玉关重见”。随即是个飘渺的幸福的设想。玉关春雨，北地黄昏，却是将怎样和旅伴们重见呢？“怕”字含意深微。孤雁由“离群”之“怅”而生“谁怜”之“怨”，又由“怨”而生“暮雨”中之“呼”，从“呼”又生“怕”，于是读“暮雨”二句，读者脑海里会出现这样一幅动人的情景：瑟瑟秋风、潇潇暮雨中，望伴情切的空中孤雁，一声又一声呼叫，找寻着同伴，它要尽最后一丝力量飞到它们身边，倾诉离后之情。它坚信，同伴们就在不远的前方。然而，突然之间它又由“呼”而“怕”了：是怕见同伴于忽然之间，“怕”自己不胜那突如其来的巨大的喜悦和幸福潮流的冲击。一个 “怕”字，生动而逼真地刻划出雁经过长途跋涉，备尝离群之苦后幻想自己即将在“蓦然”间重见同伴时那种喜悦、激动而又有些不安、焦躁的复杂矛盾心理。

　　至此，孤雁之情已至深至切似乎无法再写，但作者意犹未尽，再次从虚处下笔，进一步替孤雁设想：“未羞他，双燕归来，画帘半卷。”长期的期待与渴望，一旦相见期近，反怕春期之骤至。虽能相见也无愧于寄身画栋珠帘双双紫燕了。从用意上看，此二句实承以上而来。即如上所述，孤雁之愁已至浓至厚，无法解脱，其望归思伴之情已至深至切，无以复加，但退一步说，即使雁之愿望无法实现，它也绝不愿像在春日融融中翩翩归来的“双燕”（暗指归附元朝者）一样，寄人檐下，以博主人一笑，从而表现出雁之孤高自傲的情怀，使其形象得到了升华。而在这空灵蕴藉中，作者不愿事奉新朝的心迹也得到含蓄而委婉的表露。这在情感上，表现为异军突起；在格调上，则表现为某种程度的峭拔。

　　由于作者在这首词里没有刻意于静态的摹写，而着重从孤雁内心情感的发展变化上——由“怅”而“怨”，由“怨”而“呼”而“怕”，写出了动感，因此，在意脉和情感节奏上，于自然流转之中包含着起伏跌宕，于空灵之中见出流动，从而给人以和谐的美的享受。

　　通观全篇，状物言情极尽精巧而不着雕饰痕迹，词人遣词炼意、体物抒情的精湛造诣淋漓尽现。全词多处用典，堪称咏雁佳句。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曰：“玉田《高阳台》，凄凉幽怨，郁之至，厚之至，与碧山如出一手，乐笑翁集中亦不多见。”张炎词善于咏物。从咏物词的整个方法、风格和寄意来说，这首咏孤雁的《解连环》更有代表性。词人刻画孤雁的形象妙肖传神，在咏物的方法上，紧扣一“孤”字展开描写，烘托渲染，以物喻人，将咏物与抒情合而为一，通过对孤雁的描绘，把家国之痛和身世之感尽蕴含在对孤雁这一形象的描绘中。

　　词的上片主要描写边地骑兵驰骋射猎的雄壮场面。古人每以“猎”指称战事，“闲猎”实际就是进行军事操练。落日、劲风渲染出紧张的战斗氛围．平沙千里提供了辽阔的习武场景，弓箭骏马烘托出骑士的讽爽英姿。循此理路当展开对国力军威的铺陈，高扬英雄主义的风采。不料“隐隐”以下折人了由昭君的青冢引起的“闲愁”，其实此“愁”不但非“闲”，相反是对国运的深长忧思。下片即是其所思的内容．在堂皇的颂词下蕴含着辛辣的讽刺。皇帝贵为天子，统有天下，后官佳丽，供其享用；庙堂有治国的贤相，边疆有善谋的良将：没想到国家的安定却要靠小女子的和亲换来。“不减”一句将此前的堂堂国威全部扫却，其犀利简直使大宋君臣无地自容。结尾二句又复归歌功颂德之词，极尽椰榆挖苦，矛头直指皇帝。回观上片所写的骑射场景，可知它只是词人的想象之境，现实的情况

　　是君王纵乐、文恬武嬉，边备废弛，只能以割地赔款来求得苟安于一时。有鉴于此，词人才会以下计大段的讽刺感慨系之，以与上片的理想之境构成强烈对比。

　　值得指出的是，联系山谷所处的时代背景，他的讽刺矛头是直接指向变法派的。这‘时期的诗歌中山谷表现出与当政者断然不合作的态度，时露鄙夷讥讽，其例证彰彰具在，可以参观。尤其可堪玩味的是，王安石有咏阳君的《明好曲》”首，当时和者甚众。山谷由昭君这热门话题而兴感作词，也在情理之中。王安钉在诗中称“人生失意无南北”、“汉恩自浅胡自深”，在安石可能是要故作惊址骇俗之论，而这或许也是引发山谷深思的触煤之一吧。

　　该诗刻画了一个不持戒、不坐禅，却整天饮茶、做农活的僧人，体现出了诗人学禅不拘泥于形式，而在于领会禅意的思想。这个不持戒、不坐禅，整天想着喝浓茶、干农活的僧人形象说明了什么呢。

　　这个不持戒、不坐禅，整天想着喝浓茶、干农活的僧人形象说明了什么呢。还是让慧寂自己的事迹来说明吧。《五灯会元》卷九：“初谒耽源，已悟玄旨。……耽源谓师曰：‘国师当时传得六代祖师圆相，共九十七个，授与老僧。乃曰：“吾灭后三十年，南方有一沙弥到来，大兴此教，次第传受，无令断绝。”吾今付汝，汝当奉持。’遂将其本过与师。师接得一览，便将火烧却。耽源一日问：‘前来诸相，甚宜秘惜。’师曰：‘当时看了便烧却也。’源曰：‘吾此法门无人能会，唯先师及诸祖师、诸大圣人方可委悉，子何得焚之？’师曰：‘慧寂一览，已知其意，但用得不可执本也。’”耽源把祖师的画像交给慧寂收藏，意味着希望他能接过衣钵，承传法统。但慧寂却将画像烧掉了，因为他认为，要承传法统，重要的是得其意，而非得其像。他所要体认的是祖师的自性，这自性，无生无灭，永远存在，而像上所画，既然能够变灭，显然就是虚幻的，非本质的。如此而来，将其烧掉，正表明他强调的是心印，而非形迹。后来临济义玄“到达磨塔头，塔主问：‘先礼佛，先礼祖？’师曰：‘祖、佛俱不礼。’主曰：‘祖、佛与长老有甚冤家？’师拂袖便出。”（《五灯会元》卷十一）这种无凡无圣，向内求佛，打破偶像的精神，与慧寂正是相通的。另外，以喝浓茶、扛镢头代替了持戒、坐禅，也反映了作者对“平常心”的追求。这蕴含其中的多义性，无疑使得全篇语意丰厚，思理深微。

　　饮茶往往是僧人生活情趣的一个重要方面。《敦煌变文集》卷三载唐人《茶酒论》说：“明（名）僧大德，幽隐禅林，饮之语话，能去昏沉。”《五灯会元》卷九载：“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饭后三碗茶。’”慧寂说自己是“酽茶三两碗”，显然也能见出这种“和尚家风”。

　　此文开篇直奔主题，季氏将要对颛事发起进攻，冉有、季路来见孔子，说：“季氏将要对颛事展开军事行动。”孔子回答得很直接，很明显，孔子反对季氏侵略颛事，理由充分，态度也很坚决。听到孔子的质问，冉有不得不为自己进行辩护，他说：“是季康子想要发兵，作为家臣，我们也不希望他这样做。”

　　冉有急于为自己开脱，于是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了季康子身上，但是孔子没有就此作罢，继续说“冉有啊，古时的史官周任有一句话：‘根据自己的能力去任职，不能胜任的便不要担任。’站不稳却不扶着，要跌倒了却不搀着，那么扶着瞎子走路的人还有什么用处呢？况且，你的话不正确。老虎和独角犀从笼子里出来了，龟板和玉器在盒子里被毁坏了，这又是谁的责任呢？”孔子引经据典，以两个问句的句式对弟子发出请问，以比拟的修辞方式责备了弟子。在孔子眼中，他的两位弟子没有辅佐好季氏，就是严重的失职。

　　在孔子的责问之下，冉有开始为季康子侵略颛事寻找合适的理由，这一次，孔子不再留情面，严厉斥责道了冉有，孔子明确知道，季氏想要对颛事动武，一定会为自己找一个借口，但他不会被这样的借口蒙蔽。

　　揭穿了季氏讨伐颛事的真相，孔子没有直接地加以痛斥，而是开始论述正确的治国之道，借此来反衬季氏的无道。一席话道尽了孔子的政治理念，彰显了他所主张的礼义制度。

　　孔子最后又将话锋转向两位弟子，此话意在提醒季氏不要贸然行动，否则将会引起鲁哀公的猜疑，进而引发内乱。联系鲁国当时的政治形势，可知孔子的一番驳斥和规诫具有现实意义。当年，季氏权倾朝野，是鲁国政权的实际掌控者，鲁国国君哀公心有不满，意欲收回季氏的封地以削弱他的权力季氏之所以想要攻占颛事，是为了先下手为强，他担心哀公会联合颛事一起讨伐自己。这样看来，孔子对鲁国的政治形势有着冷静的体察，对季氏的盘算也心知肚明。孔子反对季氏发兵，是为了不使季氏与哀公的矛盾公开化、激化，进而造成国家的内战。孔子批评两位弟子，也是希望他们要以国家的大局为重这篇文章记述了师生之间的一场辩论，篇幅虽然简短，却形象地写出了孔子的义正词严和冉有等人的理屈词穷。对于如何通过对话塑造人物这一文学技巧，这篇文章具有示范意义，是后学者可以学习、模仿的典范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