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古诗与游览诗,大多数是在时空概念上做文章。或者通过同一地点的今昔对比,寄托胜事不常、沧海桑田的感慨;或者通过同一时间两地的不同,抒发由此而产生的喜怒哀乐。在绝句中,由于篇幅的限制,便把时空概念浓缩交织,给人以咀嚼品味的余地。王安石的这首《州桥》诗就是运用了这一手法。
这首诗是王安石晚年退居金陵时,回想旧游汴京所作。前两句是写当年在州桥踏月,想念自己在金陵的家;后两句写在金陵赏月,又因听到当年想象中的凄切而急速的溪声,忆及汴京。前者的州桥是实写,溪流是虚写;后者的州桥是虚写,溪流是实写。所写的虚实的不同,也就是时空的不同,如此交叉渲染,人事的变迁,情感的变化也就都包含融会了进去。
《州桥》诗,其意境有似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更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诗立足于今,想象未来,所写的是一个地方,但时间的不同,情感也将不同。通过时空变化,展示悲欢离合的演变,自己的相思之情得到了体现。王安石的《州桥》诗与李商隐诗一样,都是以景设情。但王诗是由现在的金陵想到过去的汴京,李诗是由现在的巴山想到将来会面的长安。一是回忆,一是展望。所以李诗格调轻快婉转,王诗就显得沉重压抑。
杜牧的这首八六子是一首宫怨词,词的上片着力刻画环境的孤寂、冷清,下片情与景交错而行,写出弃妃心中的希望、惆帐、寂寞与无奈,整首词铺叙委婉,时而抒情,时而布景,井然有致。
“洞房深,画屏灯照,山色凝翠沉沉。”起拍三句,写居室所在庭院深深,室内陈设华丽、气氛凄清。“灯照”,点明此处所写为夜间景况;画屏,指屏风,在灯光映照之下,上面所画山水色调显得凝重沉着。“深”、“凝”、“沉沉”四字,渲染了夜中女主人公居室氛围的典雅凝重的特征。
“听夜雨冷滴芭蕉,惊断红窗好梦,龙烟细飘绣衾。”三句,写出客观环境的幽静清凉。“冷滴”一语,写出女主人公的神经极其敏感,若为无牵无挂之人,纵使雨打芭蕉,也不至于转眼便被惊醒;“红窗”之“红”字,色彩明亮,同前所写“深”、“凝”、“沉”等字形成对照,象征凝重的压抑的氛围中主人公孤独的心理只有在“红窗好梦”中才有片时解脱;被相思之苦所缠绕的女主人公刚刚幸得入眠,可作好合之梦,不料竟被雨打芭蕉惊断,此种心境可想而知。而梦醒之后,但见那龙形香炉中冒出的烟雾弥漫室内、沾满锦被,无限哀思有如袅袅薰烟不断上升消散,愈见其凄清之意。“龙烟”是指攀龙香炉内所燃香料之烟,飘渺而至,笼罩绣衾,若有若无,虚虚实实。这高贵典雅的环境衬托出女主人公的身份,也衬托出其心境。
“辞恩久归长信,凤帐萧疏,椒殿闲扇。”点明女主人公身份是已失宠之宫妃。“长信宫”多为失宠后妃居处代称,屡屡出现于唐人诗中。词中的“久归”,点明自己失宠日久,因而“凤帐”形同虚设、宫门常关闭不开。“椒殿闲扇”是说她至长信宫后,原来居处已被锁起闲置。
“辇路苔侵。”过片一句,青苔长满了皇帝车驾的必行之路,说明皇帝久已不行幸,与上片之”辞恩久归长信”相呼应,以形象的画面揭示宫妃的冷落处境。
“绣帘垂,梧桐又移翠阴”一句结语,虽未点明这种企望又要落空,但时光不待,桐阴转移,女主人公仍陷在心驰神往的一厢情愿悲苦之中。
全词所写虽不过是描绘宫妃失宠望幸的情态,但其借助环境渲染烘托表述人物心态的手法却很有独特之处。其形象细腻的描绘笔触显示了作者状物摹情的艺术功力,通篇读来婉转缠绵,曲折幽深。
“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这两句是全篇的总起。“客”,杜甫自指。以下一切描写,都是从诗人“喧呼闻点兵”五字中生出。
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这是杜甫的问话。624年(唐高祖武德七年)定制:男女十六岁为中男,二十一岁为丁。至744年(唐玄宗天宝三年),又改以十八岁为中男,二十二岁为丁。按照正常的征兵制度,中男不该服役。杜甫的问话是很尖锐的,眼前明明有许多人被当作壮丁抓走,却撇在一边,跳过一层问:“新安县小,再也没有丁男了吧?”大概他以为这样一问,就可以把新安吏问住了。“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官吏很狡黠,也跳过一层回答说,州府昨夜下的军帖,要挨次往下抽中男出征。官吏敏感得很,他知道杜甫用中男不服兵役的王法难他,所以立即拿出府帖来压人。讲王法已经不能发生作用了,于是杜甫进一步就实际问题和情理发问:“中男又矮又小,怎么能守卫东都洛阳呢?”王城,指洛阳,周代曾把洛邑称作王城。这在杜甫是又逼紧了一步,但接下去却没有答话。也许官吏被问得张口结舌,但更大的可能是官吏不愿跟杜甫啰嗦下去了。这就把官吏对杜甫的厌烦,杜甫对人民的同情,以及诗人那种迂执的性格都表现出来了。
“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跟官吏已经无话可说了,于是杜甫把目光转向被押送的人群。他怀着沉痛的心情,把这些中男仔细地打量再打量。他发现那些似乎长得壮实一点的男孩子是因为有母亲照料,而且有母亲在送行。中男年幼,当然不可能有妻子。之所以父亲不来,是因为前面说过“县小更无丁”,有父亲在就不用抓孩子了。所以“有母”的言外之意,正是表现了另一番惨景。“瘦男”的“瘦”已叫人目不忍睹,加上“独伶俜”三字,更显得他们无亲无靠。怀着无限的痛苦,但却茫然而无法倾诉,这就是“独伶俜”三字展现给读者的情形。杜甫对着这一群哀号的人流泪站了很久,只觉天已黄昏了,白水在暮色中无语东流,青山好像带着哭声。这里用一个“犹”字便见恍惚。人走以后,哭声仍然在耳,仿佛连青山白水也呜咽不止。似幻觉又似真实,使读者惊心动魄。以上四句是诗人的主观感受。它在前面与官吏的对话和后面对征人的劝慰语之间,在行文与感情的发展上起着过渡作用。
“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这是杜甫劝慰征人的开头几句话。本来中男已经走了,他的话不能讲给他们听。这里,既像是把先前曾跟中男讲的话补叙在这里,又像是中男走过以后,杜甫觉得太惨了,一个人对着中男走的方向自言自语。那种发痴发呆的神情,更显出他茫然的心理。抒发悲愤一般总是要把感情往外放,可是此处却似乎在进行收束。“使眼枯”、“泪纵横”本来可以再作淋漓尽致的刻画,但杜甫却加上了“莫”和“收”。“不要哭得使眼睛发枯,收起奔涌的热泪吧。”然后再用“天地终无情”来加以堵塞。“莫”、“收”在前,“终无情”在后一笔煞住,好像要人把眼泪全部吞进肚里。这就收到了“抽刀断水水更流”的艺术效果。这种悲愤也就显得更深、更难控制,“天地”也就显得更加“无情”。
杜甫写到“天地终无情”,已经极其深刻地揭露了兵役制度的不合理,然而这一场战争的性质不同于写《兵车行》的时候。当此国家存亡迫在眉睫之时,诗人从维护祖国的统一角度考虑,在控诉“天地终无情”之后,又说了一些宽慰的话。相州之败,本来罪在朝廷和唐肃宗,杜甫却说敌情难以预料,用这样含混的话掩盖失败的根源,目的是要给朝廷留点面子。本来是败兵,却说是“归军”,也是为了不致过分叫人丧气。“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唐军讨伐安史叛军,可以说名正言顺,但实际上又谈不上爱护士卒、抚养分明。另外,所谓战壕挖得浅,牧马劳役很轻,郭子仪对待士卒亲如父兄等等,也都是些安慰之词。杜甫讲这些话,都是对强征入伍的中男进行安慰。诗在揭露的同时,又对朝廷有所回护,杜甫这样说,用心良苦。实际上,人民蒙受的惨痛,国家面临的灾难,都深深地刺激着他沉重而痛苦的心灵。
一方面,当时安史叛军烧杀掳掠,对中原地区生产力和人民生活的破坏是空前的。
另一方面,唐朝统治者在平时剥削、压迫人民,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却又昏庸无能,把战争造成的灾难全部推向人民,要捐要人,根本不顾人民死活。这两种矛盾,在当时社会现实中尖锐地存在着,然而前者毕竟居于主要地位。可以说,在平叛这一点上,人民和唐王朝多少有一致的地方。因此,杜甫的“三吏”、“三别”既揭露统治集团不顾人民死活,又旗帜鲜明地肯定平叛战争,甚至对应征者加以劝慰和鼓励,读者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当时的人民虽然怨恨唐王朝,但终究咬紧牙关,含着眼泪,走上前线支持了平叛战争。“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表达了作者对应征的“中男”的无限同情之心。
此诗以江上的遨游起兴,表现了诗人对庸俗、局促的现实的蔑弃和对自由、美好的生活理想的追求。开头四句以夸饰的、理想化的具体描写,展示江上之游的即景画面,有一种超世绝尘的气氛;中间四句两联,两两对比,前联承上,对江上泛舟行乐,加以肯定赞扬,后联启下,揭示出理想生活的历史意义;结尾四句,承前发挥,回应开头的江上泛舟,活画出诗人藐视一切,傲岸不羁的神态,又从反面说明功名富贵不会长在,并带着尖锐的嘲弄的意味。全诗形象鲜明,感情激扬,气势豪放,音调浏亮,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能充分显示出李白诗歌的特色。
这首诗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是很能代表李白特色的篇章之一。诗以江上的遨游起兴,表现了诗人对庸俗、局促的现实的蔑弃,和对自由、美好的生活理想的追求。
开头四句,虽是江上之游的即景,但并非如实的记叙,而是经过夸饰的、理想化的具体描写,展现出华丽的色彩,有一种超世绝尘的气氛。“木兰之枻沙棠舟”,是珍贵而神奇的木料制成的:“玉箫金管坐两头”,乐器的精美可以想象吹奏的不同凡响:“美酒尊中置千斛”,足见酒量之富,酒兴之豪:“载妓随波任去留”,极写游乐的酣畅恣适。总之,这江上之舟是足以尽诗酒之兴,极声色之娱的,是一个超越了纷浊的现实的、自由而美好的世界。
中间四句两联,两两对比。“仙人”一联承上,对江上泛舟行乐,加以肯定赞扬:“屈平”一联启下,揭示出理想生活的历史意义。“仙人有待乘黄鹤”,即使修成神仙,仍然还有所待,黄鹤不来,也上不了天;而己之泛舟江上,“海客无心随白鸥”,乃已忘却机巧之心,物我为一,不知何者为物,何者为我,比那眼巴巴望着黄鹤的神仙还要“神仙”。到了这种境界,人世间的功名富贵,荣辱穷通,就更不在话下了。
因此,俯仰宇宙,纵观古今,便得出了与“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的庸夫俗子相反的认识:“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泛舟江汉之间,想到屈原与楚王,原是很自然的,而这一联的警辟,乃在于把屈原和楚王作为两种人生的典型,鲜明地对立起来。屈原尽忠爱国,反被放逐,终于自沉汨罗,他的词赋,可与日月争光,永垂不朽;楚王荒淫无道,穷奢极欲,卒招亡国之祸,当年奴役人民建造的宫观台榭,早已荡然无存,只见满目荒凉的山丘。这一联形象地说明了,历史上属于进步的终归不朽,属于反动的必然灭亡;还有文章者不朽之大业,而势位终不可恃的这一层意思。
结尾四句,紧接“屈平”一联尽情发挥。“兴酣”二句承屈平辞赋说,同时也回应开头的江上泛舟,极其豪壮,活画出诗人自己兴会飚举,摇笔赋诗时藐视一切,傲岸不羁的神态。“摇五岳”,是笔力的雄健无敌:“凌沧洲”是胸襟的高旷不群。最末“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承楚王台榭说,同时也把“笑傲”进一步具体化、形象化了。不正面说功名富贵不会长在,而是从反面说,把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来一个假设,便加强了否定的力量,显出不可抗拒的气势,并带着尖锐的嘲弄的意味。
这首诗的思想内容,基本上是积极的。另一方面,诗人把纵情声色,恣意享乐,作为理想的生活方式而歌颂,则是不可取的。金管玉箫,携酒载妓,也是功名富贵中人所迷恋的。这正是李白思想的矛盾。这个矛盾,在他的许多诗中都有明白的表现,成为很有个性特点的局限性。
全诗十二句,形象鲜明,感情激扬,气势豪放,音调浏亮。读起来只觉得它是一片神行,一气呵成。而从全诗的结构组织来看,它绵密工巧,独具匠心。开头是色彩绚丽的形象描写,把读者立即引入一个不寻常的境界。中间两联,属对精整,而诗意则正反相生,扩大了诗的容量,诗笔跌宕多姿。结尾四句,极意强调夸张,感情更加激昂,酣畅恣肆,显出不尽的力量。这是经过细心体会后的符合创作实际的看法。
邯郸为战国时赵国都城,即今河北邯郸市。《少年行》为乐府旧题,属杂曲歌辞。
以上六句渲染“游侠子”豪放的生活,其势如铜丸走板,风驰电掣。“未知肝胆向谁是,令人却忆平原君”二句,气势陡转,诗笔转入对“邯郸少年”内心的揭示。他们对于纵性任侠的生活远远感到不满足,而希望凭自己的侠肝义胆为国建功立业,施展自己的宏图抱负。不料,这美好的愿望却得不到现实社会的理解,反而遭到排斥和压制。使之不由得神游千古,怀念“倾以待士”,使之能纵横捭阖,为国排难的平原君。这两句,充盈着诗人知音难觅的怅惆,功业难成的愤懑以及对现实的强烈针砭和对历史的深沉反思!同时,感情的激流也由前面的飞逸转入沉实,增强了诗歌的顿挫之力。
前半部分诗人借“游侠子”的遭遇来抒发自己沉沦不遇的感慨,后半部分则以直抒胸臆的议论,将抑郁不平之情进一步表达出来。一开始以“君不见”当头唱起,提示人们注意:现在世人只按“黄金”的多少来决定双方“交态”的厚薄。没有“黄金”,关系就自然“疏索”(即疏散之意)了。诗人的感情又由前面的沉实转入激愤,正因他“感叹”之深,对世态炎凉体会之切,因此对于“旧游”和“时事”厌恶之极,这样就有力地逼出最后两句:“且与少年饮美酒,往来射猎西山头!”这样的结尾看似旷达,与世“无求”,实则正话反说,充满慷慨之情,愤懑之气,“宕出远神”。它不仅以“痛饮美酒”,“射猎西山”(西山即邯郸西北的马服山)的豪举,刻画出“游侠子”的英武雄迈之态。而且以一虚字“且”冠在句首,更表现出他睥睨尘世、待时而动的高旷情怀和耿介刚强的性格特征。这样的曲终高奏,宛若奇峰突起,意蕴深远,令人回味无穷。因此赵熙批曰:“大力收束,何其健举!”(《唐百家诗选手批本》)
高适在诗中以“邯郸少年”(即诗中之“游侠子”)自况,借描写他们放荡不羁的生活,和世态炎凉的际遇,抒发了自己壮志难酬的激愤之情。诗歌写得豪宕激昂,“气骨”铮铮,充分体现了高适“以气取篇”的特点。《新唐书·高适传》评其诗“以气质自高”。所谓“气质”,即作者的感情极为慷慨激越。此诗借“邯郸少年”抒发自己强烈的感情,既有豪气干云的雄壮之歌,又有直抒胸臆的激越之声;既有深沉低徊的慨叹,又有故作旷达的曲终高奏。这种雄壮与低徊,炽热与深沉的错综交织,有力地突出了“邯郸少年”心灵深处的追求和失望、欢乐与痛苦的复杂感情,从而深刻揭示出“世态”的“浮薄”。一般说来,七言与五言相比,更难写得雄赡遒劲,但高适的七言却写得“兀敖奇横”,这正是“气质自高”使然。
与这种抑扬起伏的感情抒发相适应,此诗在句式上整散相间,以散为主,用韵上平仄交替,富于变化。如开始两句散,接着两句整,后面又回到散。开始四句用低韵仄声,中间四句用文韵平声,“君不见”两句句句用韵,为药韵仄声,末尾两句再回到尤韵平声。这样,随着整散的变化和韵脚的转换,不仅与感情的抑扬起伏相适应,而且形式上也有整齐对称之美,纵横飞动之妙,节奏鲜明,音调优美。文情声情,丝丝入扣。这些特点,直接影响了后来长篇七古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