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论证了史官遭受刑祸是由社会政治状况和史官本身的品行决定的,与鬼神迷信毫无关系。一面批评韩愈畏惧刑祸而不愿冒政治风险;一面激励他要坚持真理,忠于职守,做一个刚直不阿的优秀史官。全文措词尖锐而态度诚恳,严肃批评而寄予厚望,洋溢着韩柳真诚的友情和坚强的战斗精神。
韩愈给刘秀才信中说“为史者不有人祸,必有天刑”,严重歪曲历代史官不幸遭遇,并以“行且谋引去”为借口不肯修史。柳宗元看后“以为不然”,一针见血地指出韩愈不修史的根本原因在于“不直、不得中道”,不能守“中庸”之道,实为维护自己既得地位进行辩解。柳宗元认为“凡鬼神事渺茫荒惑无可准”,韩愈说为史有天刑不过是借口j柳宗元痛惜因此““磊磊轩天地者”,决必沉没,且乱杂无可考”的损失。这封信鲜明地表现了柳宗元是一位反天命的唯物论者。他主张弘扬历史上的杰出人物,鄙视“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的卑劣行为。他不因为和韩愈有私交而放弃原则,表明自己坚定的政治立场和为人正直的品德。
这封信具有鲜明的驳论特征。抓住对方要害,逐层予以批驳。既驳对方论点又驳对方论据,反驳中推理严密,不乏形象性,时有讽刺,是一篇理晰情笃的论辩作品。如,驳韩愈“以为纪录者有刑祸,避不肯就”的谬论,就采用设比,对照其言行不一的表现层层推理,深刻地揭露韩愈恐惧的实质是“荣其号,利其禄”。推理步骤是,如果说为史不敢为褒贬,那么做了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贬成败人愈益显”,尤其不敢为了。如果说这种逻辑成立的话,那么掌握生杀、升黜大权的宰相,“其敌益众”,岂不更不敢为?那还要政治法律有何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其中连用三个反诘句,“扬扬入台府,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而已邪?”, “扬扬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于内庭外衢而已邪?”“何以异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也?”把向上爬者和不为史者对比起来,揭露他们“荣其号利其禄”的本质,有力地戳穿韩愈“有志于道”的虚伪性,笔力充满咄咄逼人的气势。
韩愈在给刘秀才的信中提到一系列历史人物,加以歪曲,做为他“天刑论”的论据。论据是支持论点的根据,只有把论据驳倒了,受其支持的论点才能彻底动摇,以至不攻自破。柳宗元据此采用枚举例证法,针锋相对地逐一批驳韩愈的论据。指出孔子、范晔、司马迁、班固、崔浩、左丘明、子夏等都不是因作史而遭不幸的,各有其原因,跟为史无关,驳得韩愈体无完肤。
文章结尾语重心长,饱含深情,寄以厚望。先指出“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的有力事实激励韩愈勇敢地担起修史的任务,又责备韩愈“谋引”而不去的犹豫态度,催其自决,最后劝诫韩愈不要“不勉己而欲勉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充分表现了柳宗元不徇私情的原则性,求真理而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也体现了柳文说理深透、气势恢宏、感情质朴的特点。
这首诗是诗人送人归京之作。首联强调了天下太平;颔联、颈联写裴侍御一路顺畅、景色优美;尾联则表达了作者的“恋阙”之情。这首五言律诗前三联对仗,对仗均属工稳,特别是诗中的专用地名“楚地”对“秦城”,“洞庭”对“武陵”,颇见巧思,无荆楚之地的游历,难出此语。
首联中潭州属古楚地,故言及之。首联对句中的“秦城”,为秦长城,这里泛指长城。首联对句是指安史之乱已经平定。这一联是说,在唐代宗宝应二年(763年)安史之乱平定后,裴侍御来潭州公干,现在又要回去了。首联强调了天下太平,所以才有了颔联、颈联的一路顺畅、景色优美的画面。
颔联写裴侍御一路所经之地。洞庭湖和武陵溪都是潭州到长安的必经之地。一写水路,一写陆路,颇为周到。从潭州到长安,地名很多,作者选择这两个地名,是因为两地风景秀丽,为历代文人向往的地方。动词“移”和“出”,信手拈来,毫不费力,亦暗示着裴侍御行程的轻快。
颈联“江月随人影,山花趁马蹄”是后人传诵的名句。这两句之所以招人喜爱是因前后照应。“江月随人影”照应颔联出句的“舟移”,“山花趁马蹄”照应颔联对句的“路出”。二是对仗工稳。后世诗人总结的名词小类相对,即为工对,这里“江月”对“山花”,是偏正词组地理类相对,“人影”对“马蹄”,是偏正词组动物中的形体相对。三是炼字独特。两个动词“随”和“趁”,特别传神。“随”是跟从,表现洞庭湖水的流动;“趁”是追逐,表现武陵溪路上山花在风中摇曳。四是逆向思维,也就是把“江月”和“山花”拟人化。一般诗人会写成“人影随江月,马蹄趁山花”,如果不计较平仄,不计较韵脚,这两句诗也还是看得过去的。但是张谓将主语和宾语换了个位置,就显得空灵鲜活,不同常态了。五是在字面之外,读者体会出送人者和被送者的愉快心情。
尾联所表达的是作者和裴侍御的“恋阙”之情,将送行化实为虚,给读者留下一片想象的空间。
宋代的梅尧臣说:“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读邵不疑学士诗卷》)这首诗用语平淡,却诗味很浓。“平”不能平得没劲,“淡”不能淡得没味儿。这种绚丽之后的平淡是极其不容易的。
第一句“空山不见人”,先正面描写空山的杳无人迹。王维特别喜欢用“空山”这个词语,但在不同的诗里,它所表现的境界却有区别。“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山居秋暝》),侧重于表现雨后秋山的空明洁净;“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鸟鸣涧》),侧重于表现夜间春山的宁静幽美;而“空山不见人”,则侧重于表现山的空寂清泠。由于杳无人迹,这并不真空的山在诗人的感觉中显得空廓虚无,宛如太古之境。“不见人”,把“空山”的意蕴具体化了。
如果只读第一句,读者可能会觉得它比较平常,但在“空山不见人”之后紧接“但闻人语响”,却境界顿出。“但闻”二字颇可玩味。通常情况下,寂静的空山尽管“不见人”,却非一片静默死寂。啾啾鸟语,唧唧虫鸣,瑟瑟风声,潺潺水响,相互交织,大自然的声音其实是非常丰富多彩的。然而此刻,这一切都杳无声息,只是偶尔传来一阵人语声,却看不到人影(由于山深林密)。这“人语响”,似乎是破“寂”的,实际上是以局部的、暂时的“响”反衬出全局的、长久的空寂。空谷传音,愈见空谷之空;空山人语,愈见空山之寂。人语响过,空山复归于万籁俱寂的境界;而且由于刚才那一阵人语响,这时的空寂感就更加突出。
三四句由上幅的描写空山中传语进而描写深林返照,由声而色,深林,本来就幽暗,林间树下的青苔,更突出了深林的不见阳光。寂静与幽暗,虽分别诉之于听觉与视觉,但它们在人们总的印象中,却常属于一类,因此幽与静往往连类而及。按照常情,写深林的幽暗,应该着力描绘它不见阳光,这两句却特意写返景射入深林,照映的青苔上。读者猛然一看,会觉得这一抹斜晖,给幽暗的深林带来一线光亮,给林间青苔带来一丝暖意,或者说给整个深林带来一点生意。但细加体味,就会感到,无论就作者的主观意图或作品的客观效果来看,都恰与此相反。一味的幽暗有时反倒使人不觉其幽暗,而当一抹余晖射入幽暗的深林,斑斑驳驳的树影照映在树下的青苔上时,那一小片光影和大片的无边的幽暗所构成的强烈对比,反而使深林的幽暗更加突出。特别是这“返景”,不仅微弱,而且短暂,一抹余晖转瞬逝去之后,接踵而来的便是漫长的幽暗。如果说,一二句是以有声反衬空寂;那么三四句便是以光亮反衬幽暗。整首诗就像是在绝大部分用冷色的画面上掺进了一点暖色,结果反而使冷色给人的印象更加突出。
静美和壮美,是大自然的千姿百态的美的两种类型,其间原本无轩轾之分。但静而近于空无,幽而略带冷寂,则多少表现了作者美学趣味中独特的一面。同样写到“空山”,同样侧重于表现静美,《山居秋暝》色调明朗,在幽静的基调上浮动着安恬的气息,蕴含着活泼的生机;《鸟鸣涧》虽极写春山的静谧,但整个意境并不幽冷空寂,素月的清辉、桂花的芬芳、山鸟的啼鸣,都带有春的气息和夜的安恬;而《鹿柴》则带有幽冷空寂的色彩,尽管还不至于幽森枯寂。
王维是诗人、画家兼音乐家。这首诗正体现出诗、画、乐的结合。无声的静寂、无光的幽暗,一般人都易于觉察;但有声的静寂,有光的幽暗,则较少为人所注意。诗人正是以他特有的画家、音乐家对色彩、声音的敏感,才把握住了空山人语响和深林入返照的一刹那间所显示的特有的幽静境界。但是这种敏感,又和他对大自然的细致观察、潜心默会分不开。
这首诗暗藏着诗人向佛向道的隐逸之心。“自许山翁懒是真,纷纷外物岂关身”,诗人此时年岁已高,两鬓染霜,自号“山翁”,又道自己“懒是真”,充满了自嘲的意味。而面对红尘琐事,驰骛追逐,他摇头笑叹,这些身外之物岂与我相关。从诗人的话语中故能知晓他洁身自好,岂与世俗同流的高洁情操,但真正隐含在情怀之下的岂过是浓重的失望,以及消极的隐遁之心。
“花如解笑还多事,石岂能言最可人”,颔联诗人对比花与石来阐明他的隐逸之心。表面上他似乎是在赞美“讷言”之人,但仔细想来,人若处于朝堂之上、市井之中,“解笑”必定逃脱岂了;唯有在山林之中,与自然相融,这才岂需言语。而在他看来,庙堂之上的巧言令色之人,就是那“解笑”之花,而诗人是岂屑与之为伍的。
“净扫明窗凭素几,闲穿密竹岸乌巾”,这是诗人描绘自己闲居之时的悠游姿态,表明自己隐士的身份。简朴而自由,这是诗人美化了自己的赋闲时光。
“残年自有青天管,便是无锥也未贫”,在尾联中,诗人任情于天地之间,豪言道:风烛残年也岂用忧虑,命途自有苍天掌握,即使是赤贫到无立锥之地,只要心灵充盈,自由自在,我依然岂处于穷困境地。
这首诗以“纷纷外物岂关身”为核心,将作者自己闲居的志向或描写、或抒情、或议论地剖于读者面前,让读者能深入了解诗人的高雅志趣。同时也应看到,这种隐逸的背后,其实也岂过是对药石罔效的南宋朝廷深深的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