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酬刘柴桑》前两句“穷居寡人用,时忘四运周”说没有什么人与他来往,所以他有时竟然忘了四季的节序变化。然事实并非如此,诗人正是在知与不知中感受生命的意趣。之后吟道:“空庭多落叶,慨然知已秋。新葵庭北墉,嘉穗养南畴。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命室携童弱,良日登远游。”此八句所写与前两句恰好相对,时忘四运与叶落知秋,多落叶与葵穗繁茂,甘心穷居与择日远游,此数者意象矛盾,却展现了时间的永恒性与生命的暂时性。由忘时乃知穷居孤寂落寞;而枝头飘然而至的落叶,乃知秋天的到来,生命的秋天亦在浑然不觉中悄悄来临;墙角的新葵、南畴的嘉穗,虽暂时茂盛繁荣却犹似生命的晚钟难得长久,从而暗示生命的荣盛行将不再。因此诗人在穷居忘时之际又察其生命飞逝,择良日作此远游折射出生命的亮色。“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一句没有对来岁未知的恐怖,但有尽享今朝的胸襟。诗人情绪的宛转之变与物的荣悴之态,不能忘世的感慨之忧与对生命的达观之乐,交织成多层次的意义。
诗中以隐居躬耕的自然乐趣和人生无常的道理来酬答刘柴桑,在淳朴祥和之中,诗篇流露着田园生活的乐趣。这首小诗共十句,虽然比较简短,然而它内容醇厚。在写法上也比较独特,撇开与对方问答一类的应酬话,只写自己的感受、抱负与游兴,显得十分洒脱别样。在遣词造句上,粗线条的勾勒,并着墨点染,使全诗呈现出古朴淡雅的风格,又洋溢着轻快明朗的感情。
古人登楼、登高,每多感慨。王粲登楼,怀念故土。杜甫登楼,感慨“万方多难”。许浑登咸阳城西楼有“一上高城万里愁”之叹。李商隐登安定城楼,有“欲回天地入扁舟”之感。尽管各个时代的诗人遭际不同,所感各异,然而登楼抒感则是一致的。
这首词一开始即写登楼所见。在词人眼前展开的是无边秋色,万里夕阳。秋天是冷落萧条的季节。宋玉在《九辩》中写道:“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杜甫在《登高》中也说:“万里悲秋常作客。”所以古人说“秋士多悲”。当离乡背井,作客金陵的朱敦儒独自一人登上金陵城楼,纵目远眺,看到这一片萧条零落的秋景,悲秋之感自不免油然而生。又值黄昏日暮之时,万里大地都笼罩在恹恹的夕阳中。“垂地”,说明正值日薄西山,余晖黯淡,大地很快就要被淹没在苍茫的暮色中了。这种景物描写带有很浓厚的主观色彩。王国维说:“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朱敦儒就是带着浓厚的国亡家破的伤感情绪来看眼前景色的。他用象征手法使人很自然地联想到南宋的国事亦如词人眼前的暮景,也将无可挽回地走向没落、衰亡。作者的心情是沉重的。
下片忽由写景转到直言国事,似太突然。其实不然。上片既已用象征手法暗喻国事,则上下两片暗线关连,意脉不露,不是突然转折,而是自然衔接。“簪缨”,是指贵族官僚们的帽饰。簪用来连结头发和帽子;缨是帽带。此处代指贵族和士大夫。中原沦陷,北宋的世家贵族纷纷逃散。这是又一次的“衣冠南渡”。“几时收?”这是作者提出的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这种“中原乱,簪缨散”的局面何时才能结束呢?表现了作者渴望早日恢复中原,还于旧都的强烈愿望,同时也是对朝廷苟安旦夕,不图恢复的愤慨和抗议。
结句“试倩悲风吹泪过扬州”。悲风,当然也是作者的主观感受。风,本身无所谓悲,而是词人主观心情上悲,感到风也是悲的了。风悲、景悲、人悲,不禁潸然泪下。这不只是悲秋之泪,更重要的是忧国之泪。作者要倩悲风吹泪到扬州去,扬州是抗金的前线重镇,国防要地,这表现了词人对前线战事的关切。
全词由登楼入题,从写景到抒情,表现了词人强烈的亡国之痛和深厚的爱国精神,感人至深。
揭露当时的帝王统治者重鸟轻人的残暴本质,颂扬晏子的能言善辩与机智、正直的精神。
人与人交流需掌握适当技巧,在劝诫指正别人时也应做到趋利避害。
劝阻他人也要讲究方法,有时应学会避其锋芒,就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晏子不是直接劝阻,而是间接委婉地提醒齐景公杀了烛邹会影响他的声誉,从而使他改变了主意(晏子的高明之处)。
这篇寓言讲述养猴子的人残酷剥削猴子,猴子觉醒后群起反抗的故事,揭示了靠权术奴役百姓而不讲法度的人迟早要遭到反抗并必然灭亡的道理。全文语言简练古朴,与主题相映生辉,耐人寻味。作为寓言,《楚人养狙》包括寓言故事和教训两个部分。
这篇寓言故事分三个层面。
第一层写狙公对猴子的剥削和压迫:“赋什一以自奉。”这是不劳而获,亦即剥削行为。“鞭箠”则是压迫。在这种情况下,猴子们都害怕狙公,虽以摘取果实为苦事,但不敢不依从。这是压迫的表面效果。
第二层交代故事的发展。这一层逻辑十分谨严,小猴子提出的第一、二两个问题可谓前提,第三个问题属于结论。前提和结论之间,有着合理而又深刻的同一性和必然性。作者故意让小猴子提出问题,一方面寄寓着老猴子麻木不仁、因循保守,小猴子思维敏捷、无所顾忌的用意;另一方面,又暗含着对于残剥削和压迫,连入世不深的小猴子也认识得一清二楚的内涵。这两个方面,相反相成,互为补充。作者在这一层中,着重从揭露剥削的角度进行思辨和启迪,从而增加了故事内涵的深刻性。
第三层叙述故事的结果:众狙相携入山不返,狙公卒饿死。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刘基的笔下众狙不再盲从,并非愚昧,它们有了自己的思索与追求。作品的第一层交代的“弗敢违也”,实际上并不是压迫和剥削的必然后果,而是暂时现象。被剥削、被压迫者一旦觉醒,就必然会产生像第三层所叙述的反抗行动。
这则寓言给予统治者的教训是深刻的,它不是一般的哲学道理和道德理念,而是带有锋芒的政治主张。寓言的实质是刘基赋予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地位与价值,体现了刘基对人的尊重,对自我的尊重。作为元王朝残酷统治的目击者,刘基的这则寓言,带有极大的现实针对性。它实际上变成了元王朝覆灭的预言。
就形式而言,《楚人养狙》中的寓言故事有三个特点。
其一是通俗生动,新鲜活泼。寓言实际上是一种比喻,而寓言故事则是比喻中的喻体。因为蛮横无理地奴役百姓,势必激起反抗的道理比较抽象,直接陈说又很可能遭到封建统治者的镇压,所以作者引譬设喻,用拟人化的修辞手法,虚构了猴子造反的故事,给抽象的道理描绘了一幅形象的图画。
其二是故事简短紧凑,纯用作者的叙述和议论,不作细致的描绘,也没有直接的抒情。俄国寓言作家陀罗雪维支曾经说:“寓言是穿着外衣的真理。”真理犹如人体,作为外衣的故事必须合身。又因它旨在解剖和评判生活,所以并不需要对形象作细致描绘。
其三是作品紧紧抓住生活的特征,把它放大,进行艺术的夸张。生活中存在着压迫就有反抗的真理,作者就设计了一群受压迫的猴子,这些猴子有组织,会说话,能思考,甚至还会出谋划策,采取巧妙的报复行动。这是拟人的写法,艺术的夸张。但这样的夸张又完全符合现实人生的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