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同李白的友谊,首先是从诗歌上结成的。这首怀念李白的五律,是天宝五载(746)或六载杜甫居长安时所作,主要就是从这方面来落笔的。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第一联是说,李白的诗作无人能敌,他那高超的才思也远远的超出一般人。
首句称赞他的诗冠绝当代。第二句是对上句的说明,是说他之所以“诗无敌”,就在于它的思想情趣,卓异不凡,因而写出的诗,出尘拔俗,无人可比。
“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第二联是说,李白的诗作既有庾信诗作的清新之气,也有鲍照作品的那种俊逸之风。
借着赞美李白的诗像庾信那样清新,像鲍照那样俊逸。庾信、鲍照都是南北朝的著名诗人。庾信在北周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司马、司徒、司空),世称“庾开府”。鲍照刘宋时任荆州前军参军,世称“鲍参军”。
开头四句,一气贯注,笔力峻拔,热情洋溢,都是对李白的热烈赞美。对李白奇伟瑰丽的诗篇,杜甫在题赠或怀念李白的诗中,总是赞扬备至。从此诗坦荡真率的赞语中,也可以见出杜甫对李白诗是何等的钦仰。这不仅表了他对李白诗的无比喜爱,也体现了他们诚挚的友谊。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第三联是说,如今我在渭北独自对着春日的树木,而你在江东远望那日暮薄云,天各一方,只能遥想思念。
表面看来,第三联两句只是写了作者和李白各自所在之景。“渭北”指杜甫所在的长安一带;“江东”指李白正在漫游的江浙一带地方。“春天树”和“日暮云”都只是平实叙出,未作任何修饰描绘。分开来看,两句都很一般,并没有什么奇特之处。然而作者把它们组织在一联之中,却自然有了一种奇妙的紧密联系。也就是说,当作者在渭北思念江东的李白之时,也正是李白在江东思念渭北的作者之时;而作者遥望南天,惟见天边云彩,李白翘首北国,惟见远处的树色,又自然见出两人的离别之恨,好像“春树”、“暮云”,也带有深重的离情。这两句诗,牵连着双方同样的无限情思。回忆在一起时的种种美好的时光,悬揣二人分别后的情形和此时的种种情状,这当中该有多么丰富的内容。这两句,看似平淡,实则每个字都千锤百炼;语言非常朴素,含蕴却极丰富,是历来传诵的名句。
“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末联是说,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同桌饮酒, 再次仔细探讨我们的诗作呢?
上面将离情写得极深极浓,这就自然引出了末联的热切希望:什么时候才能再次欢聚,像过去那样,把酒论诗,这是作者最难忘怀、最为向往的事,以此作结,正与诗的开头呼应。言“重与”,是说过去曾经如此,这就使眼前不得再次会晤的怅恨更为悠远,加深了对友人的怀念。用“何时”作诘问语气,把希望早日重聚的愿望表达得更加强烈,使结尾余意不尽读完全诗后,作者的无限思情仍在心中回荡。
整首诗杜甫先从李白的诗歌才华写起,交代思念的缘由;而后顺理成章的抒写自己对李白的浓浓的思念之情,为此表达再次相逢论诗的愿望。层层铺垫,又环环相扣。把作者的思念之情写得深厚无比,情韵绵绵。
清代浦起龙说:“此篇纯于诗学结契上立意。”(《读杜心解》)道出了这首诗在内容和结构上的特点。全诗以赞诗起,以“论文”结,由诗转到人,由人又回到诗,转折过接,极其自然,通篇始终贯穿着一个“忆”字,把对人和对诗的倾慕怀念,结合得水乳交融。以景寓情的手法,更是出神入化,把作者的思念之情,写得深厚无比,情韵绵绵。
这首诗歌开篇表明诗人常来终南山游玩,“数朝至林岭……气远天香集”描写终南山的景色,罕有人至却事物盎然,别有闲情雅致。“虚洞策杖鸣...…回路倏而及”写诗人在山上的活动,诗人拄杖登山,衣襟被打湿。偶遇农家,上前拜访,农人很热情地招待诗人,不知不觉就到了下山的时候了。“烟色松上深……悠然赋斯什”中,诗人先描写下山之景,之后借景抒情。表达了诗人对官场生活的厌烦,对自然田园风光的喜爱以及对隐逸生活的向往之情。
这是唐代诗人王湾的一首五言律诗。这首诗情以景生,景与情合,情景交融地阐释出作者在面对此情此景时的心态,也揭露出了作者对仕途中的苦涩、艰辛的强烈不满,以及自己对山野自然自由的无限向往。 文人们到京都应试,求功名,栖息游赏之中,接触终南山最多,对终南山也别有情感。这些人大都有诗家手笔,吟咏之间,染翰之时,自然把诗文化与帝京文化、隐士文化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终南山文化的别致。
在王湾的《奉使登终南山》中,诗人叙登山过程,绘山中“ 潭深鸟空立” 、“ 烟色松上深” 登清幽之景。登山及所见触动作者的心弦,“ 峰在野趣繁,尘飘宦情涩。辛苦久为吏,劳生何妄执。” 作者认为自己的本性是向往山野自然,仕途对于他只是一种苦涩、一种艰辛。这首诗是终南山秀美景致与诗人内心细腻情感的完美融合,历代文人雅士都对其交口称赞。
这篇散文阐明了借书与读书的关系,以时不待人、时不再来,勉励后学专心攻读。作者在交代写作缘起后,就提出“书非借不书读也”的观点,出人意表,引人深思。此观点看似偏颇,但读者读完全文后,方觉得其深刻,极有道理。作者先以藏书不读作为反证。皇家有《七略》之全四库之富,各类书籍应有尽有,“然天子读书者有几?”“贵人家,藏书满屋,然富贵人读书者有几?”至于祖、父辈积书,子孙辈弃而不读,这种现象太多了。于是作者总结道,有读书之便而无借书之苦的人“读书者有几?”否定答案寓于反问之中。
作者接着由书及物,作了类比,指出人的普遍心理是:借于他人,担心别人索回,因此不住地观摩玩赏;但一旦属于自己,就会束之高阁,借口来日再看。这种心理状态说明了“书非借不书读也”的道理。
作者再以自己的经历来现身说法,更增强了说服力。自己幼时家贫借书困难,但“有所览,辄省记”,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说明了“借者之用心专”的道理。后来做了官,有条件买书,却是素蟑灰丝,时蒙卷轴”,这进一步证明“书非借不书读”的观点。
此文最显著的特点是采用对比的方法论述问题。如将藏书者不读书与借书者读书对比,将自己家贫无书之时与有书之时对比,将黄生与自己对比。作者于对比中阐明自己的见解,期望读书人应该珍惜读书的机会,从而发愤攻读,使学有所成。例如以“非夫人之物”与“若业为吾有”作对比;以“余幼好书,家贫难致”的勤学与“通籍后,俸去书来”的疏懒作对比;以“予之公书”与“张氏之吝书”作对比;以自身的“不幸”与黄生的有“幸”作对比,等等。这样,不仅书够鲜明地阐述观点,也书加深读者的理解,增强文章的说服力。
而且,从文章中,可以看出作者袁枚是一位才子气颇重、任性适情的人。他列举天子与富贵人的例子,说明他敢于指责权贵、无视传统的个性。他珍惜少年时代借书苦读的岁月,并对晚辈谆谆告诫,说明他极具人情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