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都矜财雄,三川养声利。”诗人起笔便尖锐地指出,五都的人以财产雄厚而自尊自大,三川的人好追逐名利。诗人谴责的,不仅仅是五都和三川的人,他谴责的还有高门世族和达官贵人。接下来,这种谴责进一步深入:“百金不市死,明经有高位。”在门阀制度盛行的时代,无疑给他造成沉重的压抑之感。使得自己的抱负无法实现,因而内心充满了孤独与苦闷。
下面八句,对于靠明经而出仕、怀巨金而来游的仕子游客的生活,进行了细致的描写:“京城金二衢,飞甍各鳞次。仕子彯华缨,游客竦轻辔。明星晨未晞,轩盖已云至。宾御纷飒沓,鞍马光照地。”大意是:京城里大路四通八达,高屋似鱼鳞一般密布。做官的帽子上摆动着华美的长缨,游者骑着快马来到京城。在明星未稀的清早,官宦们的车子已云涌而至,色彩斑斓,光照大地。诗人抓住这些具有典型性质的场面,用夸张铺陈的手法,极尽渲染描绘之能事,显示了京城的繁华奢靡和游乐之风的盛行。
紧接着,诗的笔锋一转:“寒暑在一时,繁华及春媚。”寒暑的变化快,因此,如今的繁华兴盛、春光明媚也只是暂时的,散热曲折地透露出寄希望于未来的心绪。
“君平独寂寞,身世两相弃。”唯有严君平不慕荣利,弃绝世俗,甘于寂寞。世不用他,他亦不去求仕进。在成都卖卜为生,每日得百钱则闭门下帘读《老子》,一生不求功名。诗人赞扬贫贱不移的严君平,又不乏自身的身世感慨,借此表达了对仕途不介于心的高旷胸怀和豁达的精神。
这首诗在艺术上是高明的。首先,诗的语言华美而生动。诗中运用“飞甍”、“华缨”、“轻辔”等偏正词组形容达官贵人们的房屋、服饰、马匹,形象鲜明地显露出它们的奢华,用“鳞次”来描绘高屋密布,用“云至”来形容官宦们的车子纷纷而来,其多如云。准确的语言、生动的比喻,使诗句显示出华贵的色彩,将统治阶级醉死梦生的生活暴露无遗。
其次,构思超越凡俗,详略描写恰到好处。诗的大部分极力铺叙渲染京城的豪华与奢侈,只用最后二句写君平的生活,便足以衬托出君平的的寂寞。矜财逐利和安贫乐道的鲜明对照,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
首句开门见山,写出了所要记叙的事情,强烈的感情色彩也在无需意像的渲染的情况下,立刻展现在读者面前。四句话形式上两两相同,但情感上却是层层深入的,第一句提到了人的思念和远,都是平平的概述,点到为止,并没有提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何的思念她。第二句则重点写到了思念,写到思念的程度,也并没有深写。行文至此,全诗的中心已经点明框架,已经明晰,但还只是一幅,如果用画画作比的话,构图,或者说是工笔前的白描图,线条简洁而有力。第三句对第一句进行了扩充和延伸,乡远远的程度,对故乡,更准确的说是对故乡的生活,故乡的人的思念之深。第四句是对第二句进行了扩充和延伸。
一、三句是写实,故乡、人都是客观存在的。二、四句是写虚,回忆中的事和肝肠绞痛的感觉是诗人主观的感情。一实,一虚,把气氛渲染开来,行文至此,白描已经被染,出现了淡淡的色彩,阴阳、冷暖色初步分明。诗人付与“人”一个“隔”,付与“事”一个“结”字。“隔”、“结”都是冰凉凉的字眼,给人一种一对火热的恋人被活生生分扯开来的感觉。诗人用两个冰冷的字形象地写出了自己火热的情感,而火热又败于冰冷,这时引出自己肝肠绞痛的感觉显得自然,又打动了读者。在这里,诗人又用了一个打动人的动词“瞻望”。乡远,瞻望却不可相望见,可是还要望,纵是眼望不见那心也早已回到了那故乡的恋人身畔。
前四句是对一个长时间一直以来状态的写,从“况此”一句开始,诗人就开始描绘一个夜雨的场景了。作者在描写夜雨场景的时候,却是惜字如金。他只用了两句话二十个字。这两句话不写思,不写念,不写人,不写事,只是用简洁的言语描绘了许多意像,灯、堂、天、风雨。
一个况字说明这四句所描写的这些是在前四句的前提上进一步增加的。所以,在情感上也是在前四句的思念上增加的。一个“况”字就替代了千言万语的心理描写。“夜”是时间,在“夜”之前诗人用了一个名词作形容词来形容“夜”,“残灯”。灯从晚上点,点到残,一定已是深夜。诗人夜不能寐,久久的思念着心中的恋人。残灯昏暗的光下,长长的灯芯使光闪烁着,诗人在这情景万分伤心,没有言自然显得寂静,寂静使屋子显得“空”,显得寂寥。“空”不一定是真的缺少家具,而是因为缺少“人”。夜雨同话五更的人“空堂”不一定是堂“空”也写出诗人心中的怅然若失。
“秋天”“未晓”“风雨”更是融情于景。“苍苍”二字既是对风雨的描写,又是诗人此时的心境。这两句,不着一字思念,而又字字句句把诗人的思念之情着色,分染过的白描已经基本上上好了颜色。
最后一句话,可谓画龙点睛之笔,使用直抒胸意的写法,将全诗推向高潮。想忘,又不能忘,想忘,又不敢忘。诗人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就在这无果的结局中谢幕,无数的思念,向何处倾诉。
整首诗贯穿着白居易的大、简、妙风格,虽是写爱情,写思念,但不像多数爱情诗一样婉约,它大气、又不失细腻,这不是刻意为之,而是一种情感之至,一种浑然天成。这首诗不是唐代所流行的工整的今体诗,它共有七句话,前四句大量的重复用字,也并不合乎诗歌的习惯。意像的描写被放在了叙事之后,全诗没有比喻、没有用典,也没有大量的兴、比之作,可以说是完全没有格律的羁绊,用最直白的语言,抒发了最真挚的情感。
贾谊被贬长沙,久已成为诗人们抒写不遇之感的熟滥题材。《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贾生征见。汉文帝方受厘(刚举行过祭祀,接受神的福佑),坐宣室(未央宫前殿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在坐席上移膝靠近对方)。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作者却独辟蹊径,特意选取贾谊自长沙召回,宣室夜对的情节作为诗材。在一般封建文人心目中,这大概是值得大加渲染的君臣遇合盛事。但诗人却独具慧眼,抓住不为人们所注意的“问鬼神”之事,讽刺晚唐幻想成仙、荒于政事的帝王。诗歌欲抑先扬,发出了一段新警透辟、发人深省的议论。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前幅纯从正面着笔,丝毫不露贬意。首句特标“求”“访”,仿佛热烈颂扬文帝求贤意愿之切、之殷,待贤态度之诚、之谦。“求贤”而至“访逐臣”,更可见其网罗贤才已达到“野无遗贤”的程度。次句隐括汉文帝对贾谊的推服赞叹之词。“才调”,兼包才能风调,与“更无伦”的赞叹配合,侧面烘托出贾谊少年才俊、议论风发、华采照人的精神风貌,诗的形象感和咏叹的情调也就自然地显示出来。这两句,由“求”而“访”而赞,层层递进,表现了文帝对贾谊的推服器重。如果不看下文,几乎会误认为这是一篇圣主求贤颂。其实,这正是作者故弄狡狯之处。
第三句承转交错,是全诗枢纽。承,即所谓“夜半前席”,把汉文帝当时那种虚心垂询、凝神倾听,以至于“不自知膝之前于席”的情状描绘得惟妙惟肖,使历史陈迹变成了充满生活气息、鲜明可触的画面。这种善于选取典型细节,善于“从小物寄慨”的艺术手段,正是李商隐咏史诗的过人之处。通过这个生动的细节的渲染,才把由“求”而“访”而赞的那架“重贤”的云梯升到了最高处;而转,也就在这高潮中开始。不过,它并不露筋突骨,硬转逆折,而是用咏叹之笔轻轻拨转——在“夜半虚前席”前加上“可怜”两字。可怜,即可惜。不用感情色彩强烈的“可悲”“可叹”一类词语,只说“可怜”,一方面是为末句——一篇之警策预留地步;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这里貌似轻描淡写的“可怜”,比剑拔弩张的“可悲”“可叹”更为含蕴,更耐人寻味。仿佛给文帝留有余地,其实却隐含着冷隽的嘲讽,可谓似轻而实重。“可怜”与“虚”连用,增强语气,虽只轻轻一点,却使读者对汉文帝“夜半前席”的重贤姿态从根本上产生了怀疑,可谓举重而若轻。诗人引而不发,并未点出其原因,给读者留下了悬念,诗也就显出跌宕波折的情致,而不是一泻无余。这一句承转交错的艺术处理,精炼自然,浑然无迹。
末句方引满而发,紧承“可怜”与“虚”,一语中的——“不问苍生问鬼神”。郑重求贤,虚心垂询,推重叹服,乃至“夜半前席”,不是为了询求治国安民之道,却是为了“问鬼神”的本原问题。诗人仍只点破而不说尽——通过“问”与“不问”的对照,让读者自己对此得出应有的结论。诗人同时抓住“虚前席”“问鬼神”这两处细节,借题发挥,在议论中把讽刺君王昏聩弃贤和伤叹贤士怀才不遇两方面的意蕴融于一篇,足见其思想深刻、构思新颖。
《贾生》一诗文辞锋极犀利,讽刺辛辣深刻,感概深沉蕴藉,却又极抑扬吞吐之妙。由于前几句围绕“重贤”逐步升级,节节上扬,第三句又引而不发,末句由强烈对照而形成的贬抑便显得特别有力,这正是反跌手法的巧妙运用。从而揭露了封建统治者表面上求贤、敬贤,实际上不能识贤、任贤,揭示出在深受恩遇的表象下隐藏着不遇的实质。整首诗用唱叹有致的笔调发抒警策透辟的议论,在正反、扬抑、轻重、隐显、承转等方面的艺术处理上,都蕴含着艺术的辩证法,而其新警含蕴的艺术风格也就通过这一系列成功的艺术处理,逐步显示出来。
点破而不说尽,有论而无断,并非由于内容贫弱而故弄玄虚,而是由于含蕴丰富,片言不足以尽意。诗有讽有慨,寓慨于讽,旨意并不单纯。从讽的方面看,表面上似刺文帝,实际上诗人的主要用意并不在此。晚唐皇帝大都崇佛媚道,服药求仙,不顾民生,不任贤才,诗人矛头所指,显然是当时现实中那些“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封建统治者。在寓讽为主的同时,诗中又寓有诗人自己怀才不遇的深沉感慨。诗人夙怀“欲回天地”的壮志,但偏遭衰世,沉沦下僚,诗中每发“贾生年少虚垂涕”“贾生兼事鬼”之慨。这首诗中的贾谊,正有诗人自己的影子。概而言之,讽汉文实刺唐帝,怜贾谊实亦自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