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分为上下两阕，上阕借景抒情，下阕缘情发议。它从当时世界性的大冲突出发，借助昆仑山脉的高大形象，抒发了诗人彻底改造旧世界，埋葬帝国主义，实现人类永久和平的伟大抱负。在毛泽东诸多的诗词杰作中，《昆仑》词以厚重的历史感、思想视野的开放性以及想象的新颖雄奇性，占有着特殊的艺术地位。词的上阕作者以夸张、比喻、拟人的手法，浓墨重彩，描绘了昆仑山光影交错的多角度、多层面的艺术形象。既突出了它“数学上的崇高”和“力学上的崇高”，也突出了它的高寒、多雪所产生的巨大破坏力。在正与反的强烈对照中，自然引发出一个促人深思的问题：对于此中的历史功过，究竟应当如何评说？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一起笔，巍巍昆仑奔来眼底，以其壮美的雄姿，造成强大的心理震撼。“横空出世”，以天地为上下标线极状其高。“莽”，以视觉印象的迷茫无际极状其广。“阅尽”则有两重意思：一是以人世沧桑为参照物突出昆仑的古老，一是以昆仑作为特定窗口来收视人类创造力的伟大。通过这一双向映照，实现了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赋予了昆仑山以历史巨人的崇高地位。人类历史中所包容的异质性的深邃内涵，由于这一变形化处理而变得格外鲜明和尖锐，强烈唤起读者对人类生存空间及人类历史命运的关注。
“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运用比喻和夸张的手法，描绘了昆仑山披冰盖雪，千里蜿蜒的气势，和这种巨大的自然力带给人类生存环境的严重的负面影响。这种巨大自然力的负面影响，到了夏天的时候就会变得更加酷烈。
“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诗人忧国忧民的心情，也因此显得更为急切了。昆仑山是一个如此奇特的存在，它既是力的极致，又是灾的根源。对于这样一种矛盾的现象，必然引出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这是对以昆仑山为代表的自然力的深层属性的探索，也是对以昆仑山为见证的人类历史的深层内蕴的探索。诗人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以人民群众的生活疾苦作为集中的关注点，要求做出公正的评判，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敢于向历史挑战的勇气，以及对全人类命运的自觉的责任心和崇高的使命感。
词的下阕，是作者对上阕中提出的问题，通过雄奇的想象所做出的美学回答。而今我谓昆仑”，是对“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的强劲对接。“而今是对“千秋”的接榫，“我”是对“谁”的接榫。“当诗人说着我的时候，同时也在指着人类和世界。”（别林斯基语）因此，这句词中所说的“谓”，就自然扩化成作为无产阶级自觉代表的诗人和作为人类历史文化象征的昆仑山之间的直接对话。“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是气吞山河的宣告也是对大山的指令，带有不容违拗的威严性，充分显示出无产阶级革命家主宰沉浮的伟力和自信。
“安得倚天抽宝剑，将汝裁为三截。“诗人借助想象的力量，对高寒多昆仑山重新进行工程性的精心裁制。在这举重若轻地扭转乾坤的“抽”“裁”二字之中，形象地表达了通过革命斗争去理想地改造世界的远大志向。战国时楚国的宋玉作《大言赋》，其中有“方地为车，圆天为盖，长剑耿介，倚天之外”。宋玉想象着把整个天地化成一辆大车，以大地为车，以圆天为车盖，在这样的大车上，有柄长剑，它的一头自然要延伸到天的外头。李白在《大猎赋》里说“于是擢倚天之剑，弯落月之弓，昆仑叱兮可倒，宇宙噫兮增雄。”李白想象抽出倚天剑来，只要呵斥一声便使昆仑山轰然倒下。李白的另一首诗《临江王节士歌》写自己的抱负，“白日当天心，照之可以事明主。壮士愤，雄风生。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鲸”。宋代词人辛弃疾《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辛弃疾说需要倚天之剑来拨开云雾见青天。这些诗人的丰富想象显然影响了毛泽东并给了他创作的灵感。但是不同的是，古人笔下是“剑倚天”，而在毛泽东笔下则是“人倚天”，更加凸显人的高大形象。如此高大的巨人自然威猛无比，能够倚天抽剑，把昆仑山截为三段。
“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诗人继续发挥雄奇的想象，对裁下的三截大山做出了不偏不倚的处理，让昆仑山所蕴藏的巨大能量在经过兴利除弊的改造后，为全人类共同造福。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毛泽东曾明确表示：“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段话，可以帮助人们具体理解这三句词中博大精深的理性内涵；这三句词，可以看成是这段话中所强调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艺术注脚。“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同此凉热”的“太平世界”，是人类理想社会的代名词，中国古代贤哲把它表述为“世界大同”，现代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家把它表述为“解放全人类”，即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是诗人对人类明天的衷心祝愿，也是对本词宏大主旨的画龙点睛。无疑，这一主旨的广阔和重大是旷世罕见的。它的无与伦比的广阔性，在于它对人类历史的全息包容；它的无与伦比的重大性，在于它对人类解放的总体启示。在人类面临二战浩劫的前夕，毛泽东以自己雄奇瑰丽的诗篇，表达出一个明确的方向：惟有彻底变革旧世界的社会结构，才能真正铲除战争的根源，全人类才能获得彻底的解放。
《戚夫人歌》是汉高祖宠妃戚夫人被囚禁在永巷操杵舂作之时脱口而作的诗歌。此诗唱出了戚夫人悲苦的生活，思子的情怀，以及愤怒的心声。全诗歌辞朴实，明白如话，却哀怨感愤、摄人心魄。
“子为王，母为虏”。《戚夫人歌》这两句平平的开头，实包含了吕后与戚夫人之间一场惊心动魄的明争暗斗。作为刘邦的宠姬，戚夫人也曾有过一段昙花一现式的体面和风光：她在刘邦称王汉中以后，常侍左右、深得“爱幸”，竟使“为人刚毅，佐高帝定天下”的原配吕后，也因此日见冷落和疏远；她的儿子赵王如意，因为颇有乃父“无赖”之性，不像吕后之子刘盈（后为惠帝）那般“仁弱”，更被刘邦赞为“类我”，几乎取代刘盈立为太子。因为有这样一段关涉帝位的争斗，吕后早就恨透了戚夫人。一当刘邦驾崩，吕后立即下令，将戚夫人囚禁“永巷”（别宫），“髡钳（剃去头发、颈戴铁圈），衣赭衣（罪犯所穿赤褐色衣服）”，罚她操杵舂作。戚夫人贵为高帝之妃、赵王之母，旦暮之间便成了吕后的阶下之囚，反映了汉廷后宫突起的风波何其险恶！《戚夫人歌》开头两句，正以戚夫人母子地位的鲜明对比，唱出了这位贵夫人身陷“永巷”的怨愤和不平。
“终日舂薄暮，常与死为伍”则紧承起句，进一步抒写戚夫人自朝至暮舂作不息的痛苦境遇。戚夫人当然明白：刘邦一死，刘盈继立为帝，身为“皇太后”的吕雉，是再也不会放过她的了。囚于“永巷”，罚以舂作，不过是为了羞辱她罢了；羞辱过后，还不要致她死命？她实在就是一位迟早待戮的死囚而已！“常与死为伍”一句，酸楚恻怛，使悲愤的唱叹，一下化作绝望的呼号，令人不堪卒听。
《戚夫人歌》从字面上看，句句明白易懂，但具有使人读后感到心情沉重的效果。戚夫人在诗中如泣如诉，字里行间充溢着惨凄忧郁之情。她深感不满的是自己身为藩王的母亲，却在为别人做奴隶，被迫从早到晚不停地舂米，这样的生活好比在死亡的边沿上挣扎，却没有人能把自己这种处境告诉那远在千里之外的儿子。她多么希望能有人来救她脱出这无边的苦海啊！她在呼喊，在求救，这也是她唯一能采用的呼救方式。
此词一起三句，以对句写景，月明云淡，景色可嘉。然而一句抒情，“春事谁主？”问得突兀，实以伤心人别有怀抱，何堪对此。接着再写临安宫苑，湖堤天气，寒暖适宜，但却何匆匆乃尔，实悲叹春之易逝，国已沦亡。三接复以对句写香陌华灯之热闹美丽，一结又“长是懒携手去”。心情可知，痛何如之！上片最后“谁知”二句，在断烟禁夜气氛中，“满城似愁风雨”。这里是以景物作比喻。临安已沦陷，元朝统治者在彼发布命令，宰割人民，哪能不使人悲愤。这一句如似重槌，发人猛省。
下片首段三句与上片末句，似断实连，但却展开了对往事的回忆。“宣和旧日”，实指北宋。“临安南渡”，杭州变作汴州。“芳景犹自如故”，一总南北宋之繁华景象。又寓有不堪回首之叹。国事如此，是从大处着墨，而又系结合易安的身世来抒写的。因为李清照的《永遇乐》曾写“中州盛日”的情况，但南奔后，是“而今憔悴”。是如词序所云“又托之易安自喻”。“缃帙”下三句，记述易安南奔时书籍丧失，三五月明时感怀，写下很多“凄凄惨惨戚戚”的词，真是凄苦之至。“江南”下三句，再申述乱离流落之苦，用杜甫有安史乱中寄家鄜州的故事。无路可走，无家可归，苦情自不待言，而却以“此苦又谁知否？”反语出之，情更深痛，笔势陡起。一结“空相对、残釭无寐，满村社鼓。”极写一己之悲与他人之乐，和李清照的词是遥相承应，更有无可奈何之叹，哀惋无穷。
全词每小段都是先景后情，情景交织，疏密相间。两片末尾，均是大力铺写当时情景，是景中有情，情中有景。上片以此来勾起下片，下片末尾以景抒情，给人以无限回味。
此词是作者在饱经人生忧患之后对历史、社会的沉思和对人生的抉择。历史、社会是虚幻变化的：古人的坟墓变成了今人的耕田，昔日的江河流水如今变成了村落住上了人家：社会动乱又太平，太平了又动乱：整个人生又是那么劳碌奔忙，疲惫不堪，就像长安道上人无水马无草的倦客。在这虚幻变化的社会历史中，摆在作者面渐的只有荫条路：一是遁入深山做隐士，一是沉入醉乡做酒徒，因为仕进之路早巳堵塞。而追思往古，历史上的所谓高人隐士多属虚伪，君不见秦末汉初的商山四皓，一度以隐居深山不仕新朝而名扬四海，可不久就撕下伪装住进了侯门。看来唯一的人生选择只有像刘伶那样沉入醉乡；旋浪形髌，且尽生前一杯酒，也不管死后有无名。不过，作者表面上看破红尘，实质上他难以看破，也难以真正忘名，不然他就不会这么激愤了。
自然界的变化，一般比人事变化迟缓。如果自然界都发生了变化，那人事变化之大就可想而知了。沧海桑田的典故，就是说的这种情况。这首词一上来的六句，也是就自然与人事两方面合写这个意思。词句用顾况《悲歌》“边城路，今人犁田昔人墓；岸上沙，昔时流水今人家”，而略加增改。前三句写陆上之变化，墓已成田（用《古诗》“古墓犁为田”之意），有人耕；后三句写水中之变化，水已成陆，有人住。下面“黄埃”二句也从顾况《长安道》“长安道，人无衣，马无草”来，接得十分陡峭。看了墓成田，水成陆。他们依旧为了自己的打算，不顾一切地奔忙着。函谷关是进入长安的必由之路。关开关掩，改朝换代，然而长安道上还是充满了人渴马饥的执迷不悟之徒。歇拍用一问句收束，讥讽之意自见。
“六国扰”，概括了七雄争霸到秦帝国的统一，“三秦扫”，概括了秦末动乱到汉帝国的统一。“初谓”四句，是指在秦、汉帝国通过长期战争而完成统一事业的过程中，几乎所有人都被卷进去了。词人说，他最初还以为商山中还留下了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这四老。谁知道经过统治者写信派车敦请以后，就也撕下了隐士的服饰，一个跟着一个地穿起官服，在帝王门下行走起来了。（商山四皓最初不肯臣事汉高祖，后被张良用计请之出山，保护太子，见《史记·留侯世家》。南齐周彦伦隐居钟山，后应诏出来做官，孔稚圭作《北山移文》来讥讽他，中有“焚芰制而裂荷衣，抗尘容而走俗状”之语。又汉邹阳《上吴王书》中句：“何王之门不可曳长裾乎？”）这四句专写名利场中的隐士，表面上很恬淡，实则非常热中。隐居，只是他们的一种姿态、一种向统治者讨价还价的手段，一到条件讲好，就把原来自我标榜的高洁全部丢了。上面的“初”字、“遗”字和下面的“裂”字、“焚”字、“接”字、“曳”字，不但生动准确，而且相映成趣，既达到嘲讽的目的，也显示了作者的幽默感。不加评论，而这般欺世盗名的人物的丑态自然如在眼前。
“高流”以下，正面结出本意。《醉乡记》，隋、唐之际的王绩作，《酒德颂》，晋刘伶作，都是古来赞美饮酒的著名文章。在《记》中，王绩曾假设“阮嗣宗、陶渊明等十数人并游于醉乡，没身不反，死葬其壤，中国以为酒仙。”在《颂》中，刘伶曾假设有贵介公子和搢绅处士各一人，起先反对饮酒，后来反而被专门痛饮的那位大人先生所感化。高流，指阮、陶、刘、王一辈人，当然也包括自己在内。末三句是说，酒徒既外生死、忘名利，那么公子、处士这二豪最初不赞成刘伶那位先生，没有人会去计较这些。肯定阮、刘等，也就是否定“长安道”上的“倦客”、“裂荷焚芰”的隐士。（“生忘形”，用杜甫《醉时歌》：“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死忘名”，用《世说新语·任诞篇》载晋张翰语：“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均与“高流端得酒中趣”切合。）方伯海《〈文选〉集成》评《酒德颂》云：“古人遭逢不幸，多托与酒，谓非此无以隐其干济之略，释其悲愤之怀。”此词以饮酒与争权势、夺名利对立，也是此意。
此词针对这种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而发出的不平之鸣。作品中所表现的对于那样一些统治者及其帮忙、帮闲们的鄙视，是有其进步意义的。但由于阶级性和世界观的限制，他又只知道向“醉乡”中逃避，即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这种消极的生活态度和思想感情又显示了这种进步意义的局限性很大。
以愤慨、嘲讽的口吻来描写历史上那些一生忙着追求权势和名利的人，占了此词的大部分篇幅。但起笔却从人事无常写起，这样，就好比釜底抽薪，把那些热衷于富贵功名的人都看得冷淡了，从而为下文揭露这些人的丑态埋下伏线，同时也为作者自己最后表示的消极逃避思想埋下伏线。
张耒《〈东山词〉序》曾指出贺词风格多样化的特点：“夫其盛丽如游金、张之堂，而妖冶如揽嫱、施之袂，幽洁如屈、宋，悲壮如苏、李，览者自知之。”此词和前几首截然不同，也可证明此点。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苏轼的作品在词坛出现以后，其影响是相当广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