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上片写对友人怀念的深切。“尊酒何人怀李白”两句，运用杜甫怀念李白的典故，抒写了对友人的深切思念之情。“何人”，当然是指杜甫，故作设问，不仅增加了句法的变化，也使语言显得含蓄有味。杜甫、“草堂”都是词人自喻，“李白”、“江东”则是他喻，即比喻友人，亦即“扬州席上”的主人。“珠帘十里卷香风”，用杜牧诗意写扬州，暗指东道主王存，与上文“怀李白”、“指江东”语意相承。词人怀念之情虽深，可是“花开花谢，离恨几千重”。“花开花谢”，象征着时光的流逝，这里是说离别之久；“离恨几千重”，是夸说离恨之深，而且使抽象的感情有了形体感，似乎成了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从而增强了语言的形象性和表现力。

　　有了上片的铺垫，下片写扬州席上意外相逢时的惊喜和迷惘，就显得十分真实可信了。“轻舸渡江连夜到”，承上“珠帘”句，点出题目“夜到扬州”。词人是从江南京口渡江而来的，所以才如此便捷。“一时惊笑衰容”，紧承前句，写出了与友人意外相逢时惊喜参半的复杂感情。词人当年已56岁，又久历宦海沉浮，天涯游宦，说是“衰容”，想来是极为吻合的。彼此倾谈时，词人还发现，对方“语音犹自带吴依”。结穴二句写“席上”的情事：“夜阑对酒处，依旧梦魂中。”这里化用杜甫写乱离中与亲人偶然重聚时深微感情的名句——“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来表现这次重逢时的迷惘心态，从而深化了与老友间的交谊。

　　这首词真实地表露了词人当时“量移”后的心境。“量移”，虽未能彻底平反昭雪，但已显现出宽赦之君恩。所以，词人先以李白受谗自喻，后以杜甫乱中幸得生还相譬，其用事贴切，暗与自己实际遭遇相合。故而在六十字的短短篇幅中，写了相忆、相聚、慰藉、话旧、伤离等广阔的内容，含蓄地倾诉了自身之不幸遭遇，使作品更富于感愤。使人读之浮想联翩，为之凄然。

　　人生之最大不幸，莫过于空有济世之才，而无施展之处。在南宋时期，多少志士空叹白发，遗恨而终。这首词抒发的，即是这种情感。仪真，即现在的江苏省仪征县，位于长江北岸，这在南宋时期，曾多次受到金兵骚扰。爱国而且胸怀天下的作者夜泊于此，面对寒江，北望中原，百感交集，借江景抒发了他壮志难酬的抑郁和悲愤之情。

　　“寒江夜宿，长啸江之曲。”一个“啸”字，就表现出高远境界的，气势不俗。夜泊长江，江景凄寒，作者伫立江边，思潮翻滚，不禁仰天长啸。与“长啸”这一壮怀激烈之情交织在一起，为此词奠定了苍凉雄浑的基调。接着，作者描绘了江上风高浪急、莽莽滔滔的景象：“水底鱼龙惊动，风卷地，浪翻屋。”只见狂风卷地，巨浪翻腾，以至惊动了水底鱼龙。一“卷”一“翻”，只觉得气势飞动。这一幅有声有色、令人惊心动魄的图画，形象表现了作者的忧思和不平。

　　“鱼情吟未足，酒兴断还续”，是一过渡，全词转入下片抒情。作者的情绪由激昂慷慨渐趋低沉，想借吟鱼饮酒强自宽解，然而郁结于心的如此深广的忧愤岂是轻易能够排遣掉的，其结果只能是“吟未足”，“断还续”。是什么在困扰着作者，使他郁闷，心绪难平？那就是国家的“草草兴亡”，即中原的匆匆沦丧。“休问”，两个字内涵十分丰富。从这二个字中读者不仅可以看出国势衰微已到了不堪收拾的地步，而且表明作者心情极为沉痛。一想到朝廷对外妥协投降，想到主战派备受压制、排斥、打击，想到自己和许多爱国志士虽满怀壮心却报国无门，不禁悲从中来，心潮难平。“功名泪，欲盈掬”，既激愤又伤心，词人感叹报国无路，读来使人黯然神伤，并与开篇的“长啸”相呼应。将当时社会上的那种壮志难酬、无可奈何的大众心态，集中表达了出来。

　　这是一首抚时念乱的沉郁之作。作者夜泊仪征江边，面对滔滔江水，环视南北江岸，一时之间，河山之感，家国之恨涌于心头，感怀百端。首二句即点出时间、地点和人的心境。他的心情就和眼前的鱼龙惊动，浪翻风卷一样，澎湃不平，郁勃难抑，写景也是写情，情景相融。使人似乎可以听到作者内心剧烈的跳荡。

　　上片以“寒江夜宿，长啸江之曲。”起句破题，点明夜泊的时间和地点，总写人物的活动。奔波的劳顿并没有将词人拉入梦中，而是长久地无法入眠。他的心中充满了积郁和悲愤，一腔怨愤无处发泄，只好对江长啸，凭借反常的发泄行为来求取暂时的心理平衡。一个“啸”字形象地暗示出作者奔走无果，壮志难伸，英雄失路，托足无门的满腔悲愤。这是全词的“文眼”，是整首词感情基调的集中表现，也是上片写景的总起，下面的景色全由此一“啸”字引起。“水底鱼龙惊动，风卷地，浪翻屋。”“惊”是对“啸”的反应，这是极写长啸的深沉和力度。夜间本是鱼龙及各种水生动物休眠的时候，但它们突然听到裂耳的长啸，都惊跃骇游起来，就连沉在江底的鱼龙也不例外，以至江水搅起冲天巨浪，携着卷地的狂风，把海水举得很高很高，海上的小屋都被冲翻了。这几句写得笔力遒劲，破空而来，想象奇特，而不游离江上的具体环境。景为情生，是抒情主体内心情绪的外化，情托景显，复杂愤懑的内宇宙被海水、海浪、海风形象地展示了出来。声音、形象、感触三面并举，听觉、触觉、视觉三官并用，绘声绘色，气势磅礴，有雷霆万钧之力，排山倒海之势。

　　下片变形象抒情为直抒胸臆，感情的格调也由愤转悲，显示出强烈的悲剧意识。“鱼情吟未足，酒兴断还续。”这二句既有沉郁丰富的思想内涵，又是此情此景中作者情感轨迹的具体表现。然而，事到如今，江北的金朝依然长居不亡，自己的平戎之策又得不到当权者赏识，英雄失路，托足无门，眼见得岁月催人，功名难就，回首往事，心绪正如奔腾翻卷的江水。因此，酒喝了一阵再喝一阵，进又无门，退又不忍，只有断断续续自斟饮，一声长叹两鬓霜了。结句“草草兴亡，休问功名，泪欲盈掬”，既是对南宋的沉痛哀惋，又是对自身的沉痛悲泣。一代偏安江左的王朝，就这样在屈辱求和中建立又消亡，即将把懦弱无能、终无建树的形象永远留给史册，在这样的社会悲剧和历史悲剧中，千万不要再考虑个人的功名了。然而，此话还没有开口，就已热泪盈掬。在这里，词人把个人的命运同国家的命运联系了起来，并看到了国家命运对个人命运的制约作用，看到了作为小人物对改变国家形象的无可奈何，对挣脱自身悲剧也无可奈何。这种对人生悲剧原因的认识，正是“泪欲盈掬”的深刻缘由。

　　本篇虽然短小，但内涵丰富，韵味淳浓，起伏跌宕，富于变化。悲愤苍凉，雄阔浑厚。

　　这封书信开头尽述“异乡衰病，触目凄感”，可见作者在谪居中遭遇的种种不幸。然而在随后的叙述中，苏轼乐观豁达的性情渐渐显露，虽异乡谪居、生活清苦，连遭痛失亲人的打击，但他仍然自得其乐，入道观养炼，与山水为伴，与友人同乐，时时“掀髯一笑”，其安之若素的豪情令人肃然起敬。全文行语亲切自然，内容琐碎平凡，而琐碎之中显示了作者超凡的洒脱和博大的胸襟。

　　信中以亲切省净的口语去写家常琐事，尤其是中间一段，作者向对方倾谈黄州的山水、与居民的友谊、当地的物产、饮馔等等，写得从容自然，津津有味，娓娓动听，可见其心态的从容和安然。特别是写他如何对付没有收入的穷日子一段，苏轼到黄州后面临三大问题：贬谪余悸、贫病交加、家门破败。他曾在《谢量移汝州表》中追述初到黄州时的心态：“ 惊魂未定，梦游缧绁之中；照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又在《答李端叔》中说：“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但前两者并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解决的，最重要的是二十多口人每天必须要吃饭。

　　万般无奈之下，苏轼灵机一动，启动了严格的定量配给制：把每月开支限定于四千五百钱，每天一百五十文钱；又怕超支，使用时控制不住，于是把钱挂到房梁上，每天取下一百五十文后就又把叉子藏起来，即使想取也毫无办法了；剩下的节余则另贮入竹简，作为招待宾客之用。一个平日旷达而潇洒的大诗人，竟拮据到如此地步，让人扼腕而叹，但即使这样还是有难以维持的时候，他只好求人：“然轼平生未尝作活计，子厚所知之。俸入所得，随手辄尽。而子由有七女，债负山积，贱累皆在渠处，未知何日到此。”（《与章子厚书》）若不是弟弟子由经常救济，苏轼的家恐怕早就揭不开锅了。而作者把这种穷对付的生活居然写得如此津津有味、娓娓动听，不得不让人佩服作者心胸的豁达和性格的开朗。就像苏轼在《前赤壁赋》中所形容的“清风徐来，水波不兴”那样，一个如光风霁月般的伟大人格形象，矗立在人们眼前。

　　秦观是苏轼的门生，有名的苏门四学士之一，又是苏轼政治上的同道，一生因苏轼牵连四处颠沛，刚值盛年就死于流放之中。面对这位在政治上亦遭坎坷且又非常关心自己的门人，苏轼把自己的流放生活说得安定又有乐趣，这固然反映了作者坦荡的襟怀和履险如夷的开朗性格，但如《送沈逵赴广南》和《别黄州》等另外反映黄州贬居生活的写实诗篇，就可以看到这封信中将实情是大打折扣了。在给这位门生的信中，苏轼宽慰多于自诉，对对方的关心也多于自身感慨的抒发，从中又可看到苏轼对友谊、对后辈的尊重和关怀。所以这封信无论是对研究苏轼的生平、思想，还是给人们在困窘之中如何去对待生活、对待友谊以启示，都是很有价值的。

　　本篇节选自《史记·项羽本纪》，题目为后人所拟。

　　有人把《史记》誉之为悲剧英雄画廊，西楚霸王项羽则是悲剧群像中的绝代典型，“项羽之死”这个片断便是这部旷世悲剧的最后一幕。“喑叱咤，千人皆废”的英雄死了，留在人间的是历史长河中曾经“卷起千堆雪”的浪花，群山万壑中殷殷不绝的回响，两千年来无数读者掩卷而思、拍案而起的长叹息。

　　这最后一幕，由垓下之围、东城快战、乌江自刎三场组成，其中包含了楚歌夜警、虞兮悲唱、阴陵失道、东城快战、拒渡赠马、赐头故人等一连串惊心动魄的情节和细节。司马迁怀着满腔激情，运用史实、传说和想像，传写了项羽的穷途末路，不断丰富、发展了他的性格，让这位英雄死在歌泣言笑之中，取得了可歌可泣的艺术效果。

　　第一场：垓下之围。大幕刚启，夜空中传来若断若续、如泣如诉的四面楚歌之声，先奏起背景音乐；然后唱出变徵之音的“虞兮”主调：一起便哀音满耳，感人至深。“时不利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结尾三虚字反复唱叹，曼声苍凉。正如《史记评林》引吴贤齐说的那样：“一腔怨愤，万种低徊，地厚天高，托身无所，写英雄失路之悲，至此极矣！”这支歌由项羽主唱，美人和之，更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以至这位从不曾流过泪的西楚霸王也不禁“泣数行下”；他的部属更是“左右皆泣，莫能仰视”，一片呜咽。这里唱出的不仅是个人在命运面前无可奈何的悲哀，也包含了连所宠爱的美人都无法保护的悲哀；这里流出的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英雄犯了错误之后的悲哀的眼泪，也是一位伟大的英雄面对最终失败的忏悔与惭愧的眼泪。司马迁不愧是伟大的传记文学家，他对音乐的感发作用有着深邃的理解。在《刺客列传》中，他曾用“易水之歌”写荆轲的壮士之别，令“士皆垂泪涕泣”；在《留侯世家》中，他用“鸿鹄之歌”写刘邦晚年不得立如意为太子的痛苦心态，使戚夫人“嘘唏流涕”；而现在（公元前二〇二年），他又用“虞兮之歌”作为项羽之死这最后一幕的序曲，让悲怆的气氛笼罩全篇，把读者引进苍茫辽远、四顾寂寥的境界，噙着泪水一字一字地往下读，一读则欲罢不能。

　　接下来是第二场——东城快战。当项羽“自度不得脱”之后，连连说：“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与后面的“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互相呼应，三复斯言；明知必死，意犹未平。钱钟书说：“认输而不服气，故言之不足，再三言之。”(《管锥编》)“不服气”，正显示了他的平生意气，说明了他自负、自尊而不知自省、自责。快战之前，司马迁设计了阴陵迷道这个极富表现力的细节。田父把他指向绝路，看似偶然，其实必然。这是他过去“所过无不残灭”，丧失人心的结果。“田父绐之曰：‘向左。’乃陷大泽中，以故汉追及之。”人家骗他，指向左边，他便不假思索地驰向左边，表现了他从来不惯骗人，也从来不相信别人敢骗他的直率、粗犷的性格。这里两“左”字独字成句，节奏短促，纸上犹闻其声，显示出当时形势严峻紧张，仿佛那五千骑追兵已从征尘滚滚中风驰雨骤而至，迫促感、速度感、力量感尽蓄笔端。

　　写阴陵迷道，目的在揭示这位末路英雄丧失人心；写东城溃围、斩将、刈旗，则着意于进一步展开他拔山盖世的意气和个人英雄主义的性格。此刻，他丝毫不存幸胜突围之心，只图打一个痛快仗给追随他的残部看看，确证他的失败是“天之亡我”。在这位英雄心目中，死，从来就是不可怕的；英名受侮，承认自己失败，那才可怕。要死也死个痛快，死在胜利之中。这种心态，可笑而又可悲。在这场“快战”中，司马迁再一次运用细节描绘，写项羽的拔山之力，不世之威：“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赤泉侯……追项王，项王嗔目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这里，仍用虚笔，集中写他的声音。一呼则汉军披靡，一叱则不仅人惊，连马也吓得后退数里，这是何等的声威力量！他像一尊凛然不可犯的天神，一只被猎犬激怒了的猛虎，须眉毕张，咆哮跳踉，谁也不敢靠近他一步。特别是他“复聚其骑”后，“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何如”二字，写得意，写自负，声口毕见，活活画出项羽豪迈的性格。在这一瞬间，他感受到的只是一种不屈服的自我肯定的甜蜜，哪里还曾意识到自己是千枪万箭追杀的目标！

　　第三场：乌江自刎。其中写了拒渡、赠马、赐头三个细节。项羽马到乌江，茫茫江水阻绝了去路。悲剧的大幕即将落下，司马迁偏偏在这最后时刻打了一个回旋，为他笔下的英雄形象补上了最后的浓墨重彩的一笔，设计了“乌江亭长舣船待”这个细节。文如水穷云起，又见峰峦。项羽本来已无路可逃，司马迁却写成他有充分的机会脱逃而偏偏不肯过乌江，好像他不是被追杀得走投无路，不得不死；而是在生与义，苟活幸存与维护尊严之间，从容地作出了选择。江边慷慨陈辞，英雄的形象更加丰满完美。那曾经“泣数行下”的血性男子，临了反而笑了。“项王笑曰”的笑，不是强自矜持，不是凄然苦笑，而是壮士蔑视死亡，镇定安详的笑；显示了他临大难而不苟免的圣者之勇——“知耻近乎勇”。自惭无面见江东父老，正是由于知耻。这个细节，展示出他的纯朴、真挚、重义深情。对自己的死，他毫不在意；却不忍爱马被杀，以赠亭长。因为，“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五年来无数胜利的回忆，猛然兜上心头。今昔如此，情何以堪！文章写到这里，实已神完气足，司马迁颊上添毫，再加上把头颅留赠故人这样一个出人意表、千古未闻的细节。“故人”追之、认之，必欲杀之以邀功取赏；项羽却慷慨赐头，“吾为若德”：蝼蚁之微，泰山之高，两两对比，何等鲜明！

　　项羽终于自刎了，他是站着死的。帝王刘、项，将相萧、曹，对于两千年后的我们，本来无所轩轾。但当我们读完《项羽本纪》，特别是读完“项羽之死”这最后一幕的时候，总不免咨嗟叹息，起坐彷徨，这就见出司马迁传写人物的艺术魅力。在这最后一幕中，留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三个场次之间的节奏变化，起伏张弛，抑扬徐疾。第一场重在抒情，节奏纡徐，情如悲笳怨笛，以变徵之音形成了呜咽深沉的境界。第二场重在叙事，全用短节奏，进行速度，铁马金戈，声情激越。第三场江畔陈辞，羽声慷慨。“纵江东父老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连用两反诘句，顿挫抑扬，极唱叹之胜。此外，还用了许多形象生动，蕴涵丰富的细节，其中必有不少出于传闻、揣度，但无不使人感到可感可信、人情人理。清刘熙载《艺概》所谓“太史公时有河汉之言，而意理却细入无间”；钱钟书《管锥编》所谓“马（司马迁）善设身处地，代作喉舌”，都是赞扬他设计的细节情理兼胜，妙合无垠。虞姬悲歌，乌江拒渡，赠马赐头，一波三折，全凭细节传神，使全篇文字达到雄奇悲壮的美学境界，读之令人荡气回肠。在传记文学中，不说绝后，至少空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