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写迎接访者时心情的七绝,诗的生活气息很浓。题目中的“喜”字就透出了作者当时的欣喜心情,是全诗的文眼,为全诗定了基调。
诗的第一句,从“忽闻”写起,一个“忽”字写出了事情的突然,也写出了出乎意料的惊喜;第二句从情态、动作写,“笑”扣题目的“喜”字,穿衣迎接动作,透着一股乐不可支的心情。这两句诗从正面写“见访”情景。后两句写孩子们见官员车马而跑入芦苇丛中藏匿起的情景,一方面写出了平民家庭的孩子们没见过世面,胆小腼腆;一方面也写了当时的官员们的威势在孩子们心里的影响;再一方面也写出了诗人虽地位低下但有官员来访的欣喜心情,同时并写出了诗人在当时的声望和影响。“儿童不惯见车马,走入芦花深处藏。”这两句诗从侧面来写“见访”,委婉含蓄,而且最富于生活气息。
前两句诗一方面揭穿了军阀们靠“请吃饭”玩弄阴谋诡计;一方面提出用胶牙糖粘嘴的事来,也是对灶神的无情嘲弄。这里,首句列出两件祭物,次句却有着深刻的寓意。“典衣供瓣香”,联系上句,瓣香、胶牙糖以及“只鸡”,原来俱是“典衣”的结果。它即反映出当时人民的贫困窘境;也揭示出封建迷信(敬神)与贫穷之间的尖锐矛盾。
“家中无长物,岂独少黄羊。”这两句诗,以极其形象的事物生动地反映出当时农村破产,劳动人民家无隔宿之粮的惨淡情景。祭神,对被“神权”统治尚未觉醒的农民来说。是看成一件祸福攸关大事的;但是,典尽衣物,顶多也只能杀一只鸡,备一点胶牙糖,一些香烛,哪里还能买得起更贵重的黄羊。“岂独”二字,含意深沉,一方面表示在“家中无长物”的情况下,办不起黄羊来祭灶;另一方面也表示出不想靠祭灶来改变现状、也不可能改变现状的意思。
这首诗虽简短,但却透视出当时中国农村破产、农民家徒四壁的一面生活侧影。通过庚子送灶这件看似极平常的事物,深刻地表现出封建迷信对劳动人民的危害,和作者对这一事物的鲜明态度。
全诗四句语言浅显通俗,一二句只鸡、胶牙糖、瓣香看似平列,因皆出之以“典衣”,不仅使这十个字结联成体,具备了一个完整的意思,而且具有振起全诗的作用。三句是一直白,对上句是进一步的渲染和深化。第四句是整首的主脑,篇终见意,从思想和艺术两方面看,这句达到了完美的结合,耐人寻索,韵味无穷。
此诗前四句写景,以疏烟、明月、树木、微雨、落花、村落背景的怆凉衬托杜鹃的声声哀鸣,气氛极浓。后四句抒情,叙述自己本来已经伤心,听到杜鹃声就更悲伤了,因而产生了思家的念头。全诗基调激越,主体和客体两两相形,蕴露有法。
此诗一开始,诗人便以杜鹃自喻。杜鹃的声声嘶鸣,凄切动人,蕴含着自己的万古冤屈。
颔联写杜鹃生活之环境,诗人叠用六个名字,营造出了雾霭弥漫、烟雨迷茫、明月凄清、落花遍地的客观环境,这实际上是诗人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的曲折反映。现实世界知音难觅,诗人内心的冤屈无人可以申诉,也无人可以分担。这一联是写景。
诗的下半部分,明写自己的内心世界。诗人泪将干,魂欲断,自怨自艾,自惭自伤。因此,他深深责怪自己“谬从科试”作茧自缚。如今,听到杜鹃的声声哀啼,他越发思念家乡,甚至意欲远离仕途,回归家园。特别是诗歌尾联,虽然表面上是对自己的责怪,然而读者从中却可以体味到诗句的言外之意。仕途的险恶、科举的束缚、人生的无常,使诗人产生了抱负成空、年华虚度的精神苦闷。如果联系余靖的生平,就能领悟这诗句所包蕴的人生况味。余靖出身于仕宦之家,性聪慧,少年师从林和靖先生,23岁便进士及第,官至朝散大夫、守工部尚书、集贤院学士等。宋景祐三年(1036),因向皇帝上书为被贬的范仲淹辩护而遭贬。因而,诗人发出了“名缰惭自束,为尔忆家园”的感叹。
全诗托物寓怀,抒写了身世之感。以杜鹃的声声嘶叫表现诗人的万古之冤,用杜鹃声引发诗人“将干泪”、“欲断魂”体现诗人寸肠欲断的百结愁肠,表现了沉郁愁苦的感情基调。而且,诗中有杜鹃生长的自然环境的描写,诗人借此反映了所处的社会环境,这就使诗歌具有更深广的社会意义。
《毛诗序》关于此诗的主题,不仅今文学派的三家无异议,而且后来的解诗者也无大的争论。虽然所思念的对象不必如《毛诗序》之泥定为“大夫”,但从诗中所称“君子”来看,则这位行役在外者当是统治阶级中人,不可能是平民百姓。
据毛传与郑笺,前一“斯”字指君子,后一“斯”字指此地。朱熹承袭此说,释为:“何此君子独去此而不敢少暇乎?”(《诗集传》)而严粲释云:“言殷然之雷声,在彼南山之南。何为此时速去此所乎?”(《诗缉》)从上下文看,后一种说法更为顺理成章。感叹之后,女主人公又转念为丈夫设身处地着想:只因为了公事,才不敢稍事休息。想到丈夫一心为公事奔忙,故而接下去才有“振振君子”的赞叹。毛传与郑笺均释“振振”为信厚。朱熹亦承此说。姚际恒《诗经通论》云:“盖振为振起、振兴意,亦为众盛意。”而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训“振振”为“振奋有为”,似更切合情理。这样“振振”一词就成了称扬其夫君勤奋有为的赞语了。女主人公作出这样的赞叹之后,却发出了“归哉归哉”的呼唤,表明女主人公虽然明白丈夫是为公事奔走,但还是希望他能早早归来。这种转折实质上表现了情与理的矛盾冲突。《诗序》称“劝以义”,就是着眼于其理的一面,以张扬其伦理教化的意义,但忽视了其情的一面,而且是此诗的主要一面,因而受到后人的质疑。姚际恒在《诗经通论》中批评了《诗序》的这一偏颇:“按诗‘归哉归哉’,是望其归之辞,绝不见有‘劝以义’之意。”崔述的《读风偶识》也称:“今玩其词意,但有思夫之情,绝不见所谓‘劝义’者何在。”然而“绝不”云云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同样失之偏执。还是朱熹概括得好:“于是又美其德,且冀其早毕事而还归也。”(《诗集传》)近人陈子展《诗经直解》称此诗“既劝以大义,又望其生还,可谓得情理之正者也”,诚为中肯之论。
此诗以重章复叠句的形式唱出了妻子对丈夫的思念之情,在反复咏唱中加深了情感的表达。每章均以雷起兴,却变易雷响的地点,不仅写出了雷声飘忽不定的特点,而且还引逗出对丈夫行踪无定的漂泊生活的挂念,诚如胡承珙所云:“细绎经文三章,皆言‘在’而屡易其地,正以雷之无定在,兴君子之不遑宁居。”(《诗经后笺》)“遑”、“息”、“居”三字则层层深入地表现了忠于职守、不敢懈怠的态度。此诗的每一章虽只寥寥数语,却转折跌宕,展示了女主人公抱怨、理解、赞叹、期望等多种情感交织起伏的复杂心态,活现出一位思妇的心理轨迹,堪称妙笔。初读此诗会不得要领,或以偏概全,产生上文所述的岐见,因而姚际恒会这样批评朱熹:“夫冀其归,可也,何必美其德耶!二义难以合并,诗人语意断不如是。”殊不知诗作为心灵的自白,断不是非此即彼的逻辑推理,可以说诗人之语正当如是。此诗之妙正在于其上下不一的语意转折,在否定亦复肯定中呈现活的心灵。此外,此诗的语言简洁朴素,齐言中又有长短相错,模拟说话的声口,在一唱三叹中倾吐衷情,颇为传神。(黄宝华)
首联“边烽警榆塞,侠客度桑乾”,言这边报警的烽火刚一燃起,那边御敌的军队就已到来,表现了“侠客”高昂的爱国热情与牺牲精神。与“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之类的诗句相比起来,更显陡率、有力。诗歌的主人公是“侠客”,唯有这样的诗句才能自然、准确地表现出“侠客”的性格,侠客既不同于书生,又迥异于一般的军人。他豪爽而又能雷厉风行。“榆塞”不仅是实际的地点,而且还暗示了战争的正义性。诗中点出“榆塞”,是想表明“侠客”是为了戍卫边疆而出征。
紧接首联,诗人在颔联中就以生动的笔触,生动传神地表现出“侠客”非凡的武艺。“柳叶开银镝”,这里借用战国时养由基百步穿杨的典故,形容“侠客”箭无虚发,技艺过人。“桃花照玉鞍”,一个“照”字,将奔腾驰跃的骏马写得活灵活现。因为只有马飞驰时,鞍鞯上的金玉饰物才会闪闪发光。这里用的是烘云托月手法,不正面描写人,借写马从侧面衬托出“侠客”英姿飒爽、光彩夺人的形象。
颈联进一步表现“侠客”勇于拼搏的大无畏精神,“满月临弓影,连星入剑端”,本来是指弓拉得满以致影如十五的圆月,剑出鞘光若闪闪的群星。但诗人有意不直说,反而写成“满月”是临摹弓的影,“连星”是飞入了剑之端。奇思异喻,生动传神。这里关于两军如何对阵未着一字,而敌人的望风披靡由此可见一斑。
尾联“不学燕丹客,徒歌易水寒”,因郑少府远渡桑干,诗人联想到荆轲的易水之歌。“不学”“徒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说郑少府赴辽从戎,是为了卫国守疆,不同于荆轲的报私仇;二是说此行抱有坚定信念,不作风萧水寒“一去不还”的悲歌。
这首诗送人从军,写得豪侠壮美。全诗写实的同时,把优美与雄壮两种风格截然相反的事物和谐地统一融合在一个画面中,体现了唐人乐观开朗的胸襟以及新型的战争观念。该诗不但格调高亢,音韵优美,词藻华艳,而且构思新颖,富于浪漫主义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