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晋后期到东晋前期，正是文学史上玄言诗风形成和开始盛行的时期。这一时期文学界的情状，如《文心雕龙·时序》中说：“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郭璞是两晋之交的人物，他在这一时期文学中的地位又是如何呢？《世说新语》引檀道鸾《续晋阳秋》说：“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这等于说郭是玄言诗的倡导者。然而钟嵘《诗品》却说：“（郭璞）始变永嘉平淡之体。”意见截然相反。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评价，是从不同角度来看郭璞诗的特点而得到的不同结论。郭璞的代表作《游仙诗》十四首，既有表述老庄旨趣的玄言成份，却慷慨多气而非“辞意夷泰”，文采华茂而非平淡寡味。也就是说，它顺应了时代风尚而又超拔于时代风尚。
这里介绍的《游仙诗》十四首的第一首，具有总括全部组诗的纲领性意义。可以看出，诗虽以“游仙”为题，却并不沉迷于完全与人世相脱离的虚幻的仙境。作者把隐逸和游仙合为一体来写，两者常常密不可分。抒发的情绪，是生活于动乱时代的痛苦，和高蹈遗世的向往，但内中又深藏着不能真正忘怀人世的矛盾。这就是所谓慷慨之气的由来。
开头两句双起，以“京华游侠窟”与“山林隐遁栖”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相互对照。“游侠”的现象，古人常从不同角度去看它。在这里，主要是指贵族子弟呼啸酒市、奢华放浪的行径，就像曹植《名都篇》所写的“宝剑直千金，被服丽且鲜。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那种景象。相比于这一种热烈浪漫、尽情享乐的人生，山林中的隐者，却是孤独而清冷，远隔于尘世之外。两者之间，作者如何取舍？“朱门何足荣”是对前者的否定，“未若托蓬莱”是对后者的肯定。双起之后，一扬一抑，转入主题。“蓬莱”为传说中的海上仙山。它与“朱门”的对照，隐含着这样的意味：朱门虽荣，贵游虽乐，却是倏忽迁变，过眼烟云，不具有仙界超世的永恒。那么，“山林”与“蓬莱”又是何种关系呢？既可以说，隐逸是求仙的前提，又可以说，隐逸和求仙，在超越尘世的浮华喧嚣，探寻生存之本质的意义上，原是一回事。并不一定真的要成为不食人间烟火的仙人。
“临源”以下四句，具体描写隐士的生活。他们在澄澈的水源上掬饮清波，又攀上高高的山岗采食初生的灵芝——据说食灵芝可以延年益寿。“灵溪”，《文选》李善注引庾仲雍《荆州记》云：“大城西九里有灵溪水。”“云梯”，李善注谓：“言仙人升天，因云而上。”这二条注有些问题。“灵溪”未必是专名，应只是泛指幽深山谷中的溪流。山水钟天地之灵气，可以养性，故谓“灵溪”。“云梯”更不能指成仙之路，否则“安事登云梯”作为否定的句子，与诗题直接冲突。其实，乘云而上作为政治上飞黄腾达的比喻，由来已久。《史记·范雎传》中，“不意君能自致于青云之上”，便是此意。这两句的意思，是说山巅水涯，深可流连，无需费心求禄，自致于青云之上。
然则，仕宦的道路，究竟为何是必须抛弃的呢？接着，诗人引用古代贤哲的事例，加以说明。“漆园有傲吏”指庄子，他做过漆园地方的小吏。注意“傲吏”为了与“逸妻”相对，重在“傲”不重在“吏”。因为庄子做漆园吏，根本还够不上“仕宦”，且他也是根本反对仕宦的。据《史记》，楚威王听说庄子贤能，派使者带了重金聘庄子到楚国去任国相。他回答说：卿相固然很尊荣，但就像祭祀所用的牺牛，养得肥肥壮壮，到了宰杀的时候，想要做一头野猪，再也不能够了！“莱氏”指老莱子。据《列女传》，他避世隐居，躬耕蒙山，后应楚王之请，准备出仕。他的妻子劝告说：你今日食人酒肉，受人官禄，明日就被人制约，难免于祸患了。老莱子就听了妻子的话，仍旧过着隐遁生活。这两个故事，都强调了在仕宦道路上，丧失自由，并隐伏巨大危险。因之，所谓富贵尊荣，只是使人失去自由天性的诱饵罢了。联系魏晋以来政治生活中风波险恶的情状，不难想像诗人心中深深的忧惧。
在诗歌的字面上，这些意思都没有明白说出，只是表彰漆园“傲吏”、莱氏“逸妻”，作为自己的楷模。而后用《周易》中典故，点出其中道理。《周易·乾》之“九二”云：“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周易·大壮》之“上六”云：“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进则保龙见，退为触蕃羝”两句，意思是说：隐居的贤士，如果进而求仕，固然可能如潜龙之出现，风光一时，为天下所重，然一旦陷入困境，就再也由不得自己，犹如壮羊的角卡在了篱笆上，进不得，退不得。所以在人生的选择上，不能只看到进而“龙见”的辉煌，更要预想退而“触蕃”的窘境。这里都包涵着动乱时代的“忧生”之感。
经过以上的思考，作者得出明确的结论：“高蹈风尘外，长揖谢夷齐。”伯夷、叔齐，是古人称颂的贤者，曾互让王位而逃到西伯昌（周文王）那里；后来武王伐纣，他们又为了忠于商朝而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但在魏晋人看来，这种大忠大贤，仍然是牵绊于世网，伤残人生的本性，正是羝羊触蕃的可怜相。远不如高蹈于人世风尘之外，摆脱一切世俗的羁绊。
令人感叹的是：郭璞虽有高蹈的志向，却并不能摆脱仕宦，入隐山林。后更因反对王敦谋叛，遭致杀身之祸，“游仙”的豪情，化作刀下的哀吟。只是在他的诗歌里，留下那一代文人感时伤世的情怀，追求解脱的期望，和进退失据的叹息。在写作手法上，这首诗引用庄子的事迹和思想，引用《周易》的成言，借以表述自己的人生观念，体现了玄言诗兴起时代的文学风气。
此赋一百八十余字，篇幅很短，但表达的思想很明确，一是叹“士生之不辰”，二是不甘于“没世无闻”。前者与他人的同类作品一样，反映了当时文人的普遍情绪；后者则是司马迁特有的衷曲，与《报任安书》一脉相通。它表现了作者为实现志向而坚韧不拔的精神境界，而且对穷达易惑、美恶难分的社会黑暗现实，表示了强烈的控诉和批判。全文感情悲愤激越，语言简劲铿锵，个性鲜明，震撼人心，是赋体中极为成功的作品。
这篇赋是司马迁因李陵事件罹祸后写的，作者为自己的遭遇感到不平，对当政者的专断横暴、“昏昏罔觉”表示极大的愤慨，控诉他们善恶不分，公私不明，揭露统治集团的互相倾夺、贪生恶死、好贵夷贱。篇末“无造福先，无触祸始”和“委之自然，终归一矣”等语，表露了司马迁内心的矛盾和痛苦，可与《报任安书》中的“从俗浮沉，与时俯仰”相对照。
西汉辞赋表现为大赋，颂扬着帝王功德，润色着帝王鸿业，作者身处被人称颂的“汉武盛世”，控诉着当政者的专断横暴，批判着他们美恶不分、公私不明、互相倾夺、贪生怕死、好贵夷贱之种种丑行、恶行，可谓逆世之道第一人。也正因为此，所以虽克己复礼，仍“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
司马迁不以赋见称，但他生当大赋盛行的时代，流风所及，其赋作也能达到一定水平。这篇短赋在名气上虽不如一些名赋，但也还是颇具特色的。其中的反复铺陈、排比对偶，正是司马相如以来汉赋的主要特征；句式的规整与有节奏的变化比司马相如似乎又向前发展了一步。它对后来的抒情小赋，如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都有一定的影响。
这首怀古吊今之作，既怀战国时大梁侯嬴之史事，又吊友人侯朝宗之事迹。作者何以借“怀古”而“兼吊侯朝宗”呢？因为侯朝宗既与侯嬴同姓，且又同具肝胆意气。
在结构上，前六句集中“怀古”。首联借描写时代背景而点明“怀古”，把思绪推向历史的纵深。“河洛风尘万里昏”，中原大地风尘万里，河洛一带战乱不息。面对这苦难的多事之秋，诗人不禁思潮涌起，自然思念起“贻书约终隐不出”的友人侯朝宗，并联想到战国时代曾隐身为夷门监者的侯嬴：“百年心事向夷门。”这就将“怀古” 与“吊今”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对时代的感叹、对古人的追忆，隐含于对史事的回顾之中了。
二、三联描写 “怀古” 的具体内容，借侯嬴为信陵君策划窃符救赵之事，以表现其肝胆意气: “气倾市侠收奇用，策动宫娥报旧恩。多见摄衣称上客，几人刎颈送王孙？”侯嬴家境寒微，七十多岁时为大梁夷门监者，但为人修身洁行。信陵君欲厚遗之而不受，便置酒大会宾客，亲自乘车迎为上客。当信陵君欲救赵而苦无兵权时，侯嬴为之献策，使曾受信陵君旧恩而图报的魏王宠妾如姬窃得兵符，并推荐市中屠者朱亥，杀死受魏王旨意观望不前的魏将晋鄙夺得兵权，终于击退秦军而保全赵国。当信陵君出发时，侯嬴因年老不能随军上阵而自刎。诗人通过对这段史实简洁的描述，使侯嬴的形象既豪迈雄放，又慷慨悲壮。尤其是 “多见”与 “几人”的鲜明对比，不仅生动地突现出侯嬴的肝胆意气，而且倾注了诗人的一腔赞颂之情，也从而在“怀古”之中，透露出 “吊今”之意。因为在诗人看来，侯朝宗在明末动荡之中，积极入复社，严正斥宦宫，抨击奸党，匡扶明室，具有和侯嬴同样的肝胆意气。因而才引出末联的正面 “吊今”，以侯嬴指代侯朝宗。
末联虽正面吊今，却又不是礼赞式地哀悼，而是对自己 “死生终负侯嬴诺” 的深深自责。对侯朝宗这样有肝胆意气的英雄，自己却 “为世所逼，有负宿诺” ，入清后官至国子祭酒，晚年虽告假归里，但终以仕清为耻。诗人曾痛心疾首地说：“误尽一生是一官，弃家容易变名难。” 当然就对有负于侯朝宗之诺感到深深的愧恨了。这种愧恨之情，在 “欲滴椒浆泪满樽”一句中得到了真切生动的表现。末联的正面吊今，使诗作思念友人的题旨更显得深邃、隽永。
由于诗人借 “怀古”以 “吊今” ，“怀古” 与 “吊今”相互交织，情蕴深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