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这首乐府体诗歌,对残酷的封建压迫作了无情的揭露。仲夏时节,农民麦、茧喜获丰收,却被官府劫一空,无法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只能过着“衣食无厚薄”的悲惨生活。这首诗所反映的事实,应是中唐时期整个农民生活的缩影,相当具有典型性。全诗四换韵脚。依照韵脚的转换,诗可分为四个层次。
前两句为第一层,直接描写乡间农民的精神面貌:“男声欣欣女颜悦,人家不怨言语别。”这两句写平日寡欢少乐、愁眉苦脸的男男女女因为收成好而欣喜万分,说话也温和悦人。首句使用了互文手法,不可解为只有男子才欢欣地喊叫,只有女子脸上才露出了笑容。其实无论是男是女,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容颜,都显露出喜乐自得的样子,平日的愁怨一洗而空,连话语的音调也与平常不同。先写农家喜乐自得,而后再写喜乐自得之因,由此造成悬念,引发读者阅读下去的兴趣。
三、四、五、六这四句为第二层。这层以具体形象暗示农家喜乐之因,是因为夏粮、夏茧丰收,有了一个好收成。“五月”二句,写织妇因为喜悦,面对五月艳阳,也觉麦香中的热风清凉宜人,在缲丝车上细致认真快乐地抽丝织素。五月麦风清,写夏粮丰收;檐言缲车索索作响,写夏茧丰收。为了突出农家夏茧之多,诗人又从侧面下笔:“野蚕作茧人不取,叶间扑扑秋蛾生。”这两句写家蚕丰收,野蚕无人也无暇顾及,以至野蚕化蛾,在桑叶上飞来飞去。野蚕作茧无人收取,自生自灭,可见夏茧的确获得大丰收,完全足够抽丝织绢之需。在这一层次里,作者一写收麦,一写缲丝,抓住人类生活最基本的衣食温饱落笔,突出丰收的景象,使一、二句写农家喜悦有了好的注脚。后面三句:“麦收上场绢在轴”,“不望入口复上身”,“田家衣食无厚薄”,也都紧紧围绕衣食温饱或叙事,或抒情,或议论,反映现实的焦点突出集中。
七、八、九、十这四句为第三层。这层写官家对农民巧立名目的盘剥,感情则由喜转悲,形成一个大的波澜,既显出文势跌宕之美,又增强了作品揭露现实的深度。“麦收上场绢在轴,的知输得官家足”,写麦、茧丰收的结果。“轴”,指织绢的机轴。丰收,本来应该给田家带来丰衣足食的生活,事实却非如此。麦打成粮,蚕茧织成绢丝,农民却无法自己享受这些劳动成果,而不得不把粮、绢的大部分送给官家缴纳赋税。“的知”一句为神来之笔。这句诗把农民一次次缴纳苛捐杂税,但不知是否还有新的赋税要缴的心理,刻画得维妙维肖。“不望”两句,更为沉痛。农民在丰收的年景里,并不指望打下的粮食自己吃,织好的绢自己穿,只指望能免除到城里卖黄犊,以缴纳横敛之灾就行了。那么,农民自己吃什么,穿什么,是可以想见的。这种对农民丰年却衣食无着的客观表现,有力地控诉了中唐时期的黑暗现实。
最后两句为第四层。这两句借农民之口,揭露了封建剥削的残酷。但这种揭露,不是出自声泪俱下的直接的声讨,而是通过平淡的甚至略带幽默的语言,让读者思而得之。农民说自家并不计较是否吃得好穿得好,认为只要不进县衙门吃官司那就是最大的幸福了。这种以不因横征暴敛而吃官司为幸福的幸福观,恰恰从另一个角度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的凶残。
此诗在构思农家苦这一题材时,颇具特色。在一般的作品中,作者在表现封建剥削对人民的压榨时,多是正面描状农民生活的困苦。这首诗则不然。《田家行》向读者描绘的是小麦、蚕茧丰收,农民欣喜欢乐的场面。但丰收的结果,并不是生活的改善,而是受到更重的盘剥,生活依然悲惨,无法避开不幸的命运。这种遭遇,不是一家一户偶然遇到天灾人祸所碰到的困苦,而是概括了封建时代千千万万农民的共同遭遇,如此选材,相当具有典型性和概括性。
在表现方法上,古乐府多叙事,《田家行》则选取农家生活的两个断面,一是麦、茧丰收,一是粮、绢大部输官,把这两个断面加以对比。这对揭示农家苦这一主题,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诗纯用赋体直陈其事,语言质朴无华,通俗流畅、凝炼精警,于平易中见深刻。
这首诗是对红豆表相思的叹赏。
上首诗已表明,即使红豆本无知觉,但它既然被当作相思的象征,有意抛却已不可能。于是本首自然过渡到对手头红豆的把玩赞赏上来。“争相似”,怎么那样相似,表难以分辨。“不厌痴”,不怕他人笑自己心痴。诗人亦知红豆本无所谓思与不思,但自已数起恋人相赠的红豆来,竟那样认真,那样痴迷,早已把其他事物置于脑后,真把它看成了相思泪水的结晶。诗人对相思的一往情深,对红豆意象的缠绵思绪,正是“赤子之心”的生动体现。
元稹此诗描写樱桃花,就全诗来看,意境生动活泼,给人一种明艳、清晰的视觉感官体会,描写静景,却能给人以动态的体验感。另外全诗不过寥寥几句,但简明凝练,描景抒情,实在让人叹为观止。
第一句“樱桃花”开门见山的推出所要描写的景物。第二句马上承接上一句并运用一系列的量词由一到二到千万,恰似人的视线般由远及近,由一处及整体。这样的描写手法立马使静默沉寂的樱桃花有了一种爆发般活泼、热闹的气氛,恰拟于宋子京“红杏枝头春意闹”一句,却又比宋句写的更含蓄,若绵酒般可令人回味无穷。第三句笔锋一转却是睹物思人,“花砖曾立摘花人”便是物是人非,然而无论作者或读者却都能将摘花人的形象还原回樱桃花枝下的花砖上面。于是便有了最后一句:一袭罗裙,红艳似火,花衬人娇,人比花灿。素手若玉,皓腕凝霜,折花微扬,婷婷玉立,回眸嫣然一笑,热情似火,瞬间黯淡了周围。
然而片刻的恍惚过后呢?却是油然而至的失落。譬若朱自清的《荷塘月色》那喧闹开着的花儿,那一池的活泼美丽,终却只化作了一句叹息:“那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又譬若六一居士的《元夕》“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一句。“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那如火般的樱桃花渲染出来的热闹却愈发衬出一份斯人不再的惆怅与落寞来。写乐景,喻哀情,恰似我们读完这首诗后没由来的失落一样,我们不知何时,似也陷入了无尽的回忆之中。
旧时注释家都称赞此诗“写景之妙”,清代的黄生说这首诗“可作暮春山居图看”。
第一句,“暮春三月巫峡长”。自重庆奉节到湖北宜昌之间的长江两岸,层峦叠嶂,无处不峡,其中最险者称“三峡”。晋代左思的《蜀都赋》中就写道:“经三峡之峥嵘。”但历代关于三峡的名称的说法不一,如明月峡、黄牛峡也曾被列入三峡中,在杜诗中也有“三峡传何处”的发问句。通常习惯上把瞿唐峡、巫峡和西陵峡称为三峡。在三峡中,巫峡数长,所谓“巴东三峡巫峡长”。暮春,春将过去。在唐代以前,南北朝人写诗,不时表达惜春的感情,如“无令春色晚”,“处处春心动,常惜光阴移”,“不愁花不飞,倒畏花飞尽”,等等。杜甫写“暮春三月巫峡长”,把暮春和“巫峡长”联系起来,似乎峡中的暮春三月也较其他地方的暮春三月为长,这就一反惜春的老调,有了新意。
第二句,“皎皎行云浮日光”。清代著名杜诗注家仇兆鳌解释道:“云浮日光而过,其色皎皎然,雷雨将作矣。”仇氏的意思是说诗人写这第二句是为了引出写雷雨的第三句。清代另一位注家杨伦也作同样的理解。按照一般的诗法观念,说七言律的第二句引出第三句,或者说第三句承应第二句,大致无错。但对于大诗人的作品,却也不能一概地用诗法模式去套,从而作出刻板的解释。杜甫的这首《即事》诗是拗体七律,对拗体诗,前人常从它的平仄、黏连等形式不合常规律诗的格律这点上作解释。杜甫的拗体诗不仅在平仄形式上表现为“拗”,就是在诗意的起承转合上也会表现出“拗”。这首《即事》诗的第二句未必就是起到引出第三句的作用,而且,“皎皎”是形容皎明之貌,陶渊明诗句“皎皎川上平”,即为例证。杜甫写皎白的行云轻疾而过,并不是写阴云密布,所以仇氏“雷雨将作矣”的见解未必正确。
第二联的上句“雷声忽送千峰雨”是兀起之笔,也反映了彼时彼地忽晴忽雨的实际风光。而且,正是这一句,写出了壮丽场面。凡写暮春风光,即使能够避免哀愁,却也不易写得壮丽。雷雨千峰,却正是一种壮丽的场面。
第二联的下句“花气浑如百和香”是由雨写花。如按老套,就会有雨打花落,或者湿花垂枝之类。杜甫摒却这些,却采用前人写雨后花更艳的意境,李世民《咏雨》诗就写“花沾色更鲜”,虞世南也有“山花湿更燃”的诗句。这里杜甫稍作变化,写雨后花气更浓。关于“百和香”,宋代著名杜诗研究者赵次公引古诗“博山炉中百和香,郁金苏合及都梁”,说明“百和香”是各种香物的混称。沈约《和刘雍州绘博山香炉》也云:“百和清夜吐,兰烟四面充。”或谓在实际吟唱时,杜甫此诗中“百和香”的“和”字当读仄声。可备一说,可惜未见训诂文献根据。
第三联写莺燕:“黄莺过水翻回去,燕子衔泥湿不妨。”前人咏春诗中常要出现莺燕,却又最易流入老套。杜甫由雷雨而捕捉住黄莺的一种特殊情状,“黄莺过水”即“过水黄莺”,被雨水打湿了翅膀。仇兆鳌解释道:“莺畏雨,故翻回”。浦起龙《读杜心解》说:“翻回去,雨中栖止不定也”。不少杜诗中写黄莺都很可爱,这首诗中却写它的狼狈形状。娇弱的黄莺遇到雷雨,惊恐翻回,栖止不定,这才真符合它的“性格”。
燕子就不同,诗人写它冒雨劳作,“燕子衔泥”即“衔泥燕子”,浦起龙说“湿,不指泥”,也很有见地,这里写燕子身湿。如果仅仅理解为燕子衔湿泥筑巢,那就流于一般了。细雨蒙蒙,燕子衔泥是常见的,但隆隆雷雨中不一定有燕子飞翔。诗人这里未必是实写,而是赋予想象。既然他写过水黄莺的狼狈,必然要写衔泥燕子的豪壮。诗人必然会凭借石燕的传说,《湘州记》:“零陵山有石燕,遇风雨即飞。”零陵燕作为一个壮勇的形象,南北朝时人就有描写:“讵得零陵燕,随风时共舞。”(张正见《赋新题梅林轻雨应教诗》)杜甫巧妙地把勤劳的衔泥燕和豪壮的迎风燕结合起来描写,却也正切合这春雷千峰雨的环境,也就使这首《即事》诗的壮丽意境再次升华起来。
尾联上一句“飞阁卷帘图画里”是总结即景风光,此时诗人客居夔州西阁,“飞阁卷帘”当是实写。但结句宕开得很远,一下子说到湖南,“虚无只少对潇湘”。这看来似为突兀,其实也不奇怪。早在阴铿《渡青草湖》诗中就写道:“洞庭春溜满,平湖锦帆张。源水桃花色,湘流杜若香。穴去茅山近,江连巫峡长……”青草湖即洞庭湖,这是描写“潇湘”之诗,却联系到上游,出现“江连巫峡长”的句子。而杜甫此诗分明写峡中光景,却纵笔飞思,一直写到下游。杜甫曾说他自己“颇学阴何苦用心”,阴是阴铿,何是何逊。杜甫在写这首诗的时候,或许也是受到了阴铿《渡青草湖》诗的启发。峡中的风景图画是壮丽的,山高水险,雷雨千峰,但还缺少一点什么,缺少浩茫广阔。潇湘洞庭,正是浩阔所在。杜甫《长江》诗中就写道:“色借潇湘阔”。有的注家释为:“潇湘之阔,其色皆借资于此,以潇湘乃江水下流也。”为有长江之水,更呈洞庭之阔;长江虽然壮丽,洞庭却为浩旷。诗人本极状峡中暮春景色,忽然荡开作结,写它的不足——“虚无只少对潇湘”,这才真叫大家笔法。杜甫的《去蜀》诗中说:“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关塞阻,转作潇湘游?”东下潇湘,是他早有的打算。他写《即事》诗时正滞留峡中,这“虚无只少对潇湘”句正是他东下意念的自然流露。正如他在《暮春》诗中写“卧病拥塞在峡中,潇湘洞庭虚映空”一样,所以这种宕开作结更显得情景交融。
此诗诗体属七言拗律,第二联本应是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格式,却作了平起格式,这样就构成首联、颔联和颈联都作平起式。首句末三字作“平仄平”,由于此诗首句取平起式,也就呈现所谓“孤平”现象,也属拗句。大凡细检唐代著名诗人近体诗,这类拗体大致自成一格,尤其首句末三字作“孤平”,不时可见,或许自有其规律在,当也不害吟唱。
《周处》选自《世说新语·自新》。《世说新语》原名《世说》,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佚事小说。全书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门。主要记录了汉末到东晋时期士大夫阶层的遗闻佚事,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士族的放诞生活和清谈风气。据《晋书·周处传》记载,周处,字子隐,晋代义兴(今江苏宜兴县)人。在任御史中丞时,曾上书弹劾王亲国戚,不避权势。后来奉命征讨氐人齐万年,以少敌众,犹斩首万计,临危不惧,力战而死。这篇文章是写周处少年时代改恶从善的故事,表明一个人只要勇于改正错误,定会成为有用之人。
全文可分为三层。第一层写周处少年时代的为人。作品先点出他的性格,“凶强侠气”,成为乡里的祸害。《晋书·周处传》中有较为具体的记载:“处少孤,……好驰骋田猎,不修细行,纵情肆欲,州曲患之。”意思是说,周处少年时代,父母双亡因而无人管束,喜好游猎,不注意自己的品行,肆意横暴,乡里百姓都厌恶他,畏惧他。这篇作品却没有具体地写周处对乡里的危害,而只是把他与蛟、虎合称“三横”。这里是虚写,虽然十分简略,却取得了特殊的艺术效果。蛟、虎危害百姓,百姓畏惧它们,憎恨它们,这是在情理之中的事。可是义兴百姓却把周处与它们相提并论,而且认为周处“尤剧”可见周处对乡里的危害之大,乡人对周处憎恨的感情又是何等强烈。同时也为下文写乡人对周处为民除害一事的反应作了铺垫。
第二层写周处杀虎斩蛟为民除害的经过重点突出了乡人对此事的反应。这里是实写,有详有略。由于周处好勇斗狠,争强好胜,所以乡里有人鼓动他杀虎斩蛟。实际上乡人是想利用他除掉二害,使三害“惟余其一”。这足以说明人们对周处的憎恨之情了。可是作者觉得渲染得还不够充分,因此接着写他为民除害后乡人的反应。先写周处杀虎,一笔带过,再写他“入水斩蛟”。作者作了具体细致的描绘:“蛟或浮或没,行数十里,处与之俱。”这几句生动形象地写出了周处与蛟激烈搏斗的情景。与凶恶的蛟搏斗,是十分危险的,可是周处毫不畏惧,在水中上下翻腾,一直漂流了数十里,仍然紧追不舍,这就有力地突出了周处的过人之勇。然后写乡人对此事的反应。过了三天三夜,乡人还不见周处回来,都以为他已经死了,以为三害皆除,于是更相庆”,作者把人们对周处深恶痛绝的感情强化到了几乎不近情理的地步。这样写,就为下文写周处的思想转变作了有力的铺垫。
第三层写周处决心改过自新,这是全文的重点。先写周处的思想转变。周处斩蛟归来,听说乡人以为他已死而互相庆贺,这才知道自己被人们所憎恨,于是有了改过的念头。可以想见,乡人的态度给他心灵上的震动是多么强烈。象周处这样一个“凶强”成性的人,光是好言相劝是无济于事的。必须对他当头棒喝,才能使他猛然醒悟。当然周处的醒悟还必须有内在的因素为基础。他不仅有“凶强”的一面,也还有“侠义”的一面,即争强好胜。这说明他的良知还没有完全泯灭。他自以为是个抑强扶弱,见义勇为的好汉,理应受到乡人的尊敬。岂知人们对他竟如此深恶痛绝,这不能不引起他内心的强烈震动,于是“有自改意”。作者这样写,合情合理,深入地揭示了周处改过目新的内在动力。接着作者写他改过前的思想矛盾。周处想改过自新,但又心存疑虑:担心自己年岁已大,最终不会有什么成就了。他带着这样的想法,去请教当时有名的“二陆”(陆机、陆云)。他详细地向陆云谈了自己的情况和思想上的顾虑。承认错误是改正错误的前提。因此陆云就以“朝闻夕死”相勉,并针对他思想上的顾虑,从正面鼓励他:一个人应该忧虑的是自己的志向有没有树立,又何必去担心自己的美名能不能远扬呢?于是周处翻然改过,终成忠臣。作者写周处与陆云的谈话,详细具体,而写他改过的经过却极为简略,真是惜墨如金。作者这样写,正是为了突出周处改过自新的思想基础。这里需要说明一下,作者是按照封建的道德标准表彰周处的,这是作者阶级局限性的表现,但赞扬周处勇于改过的精神是应该肯定的。
作品成功地塑造了周处的形象,既写了他与虎、蛟并列,为害乡里的可恶可怕的一面,也写了他为民除害、勇于改过的可敬可爱的一面。这个形象使我们认识到,青年人容易犯错误,但这并不可怕,难得的是立志改正,尤为可贵的是不易初志,抱守终生。
这篇短文在结构上颇具特色,作者精于剪裁,运用虚实结合的写法,突出了周处改过自新的内在的思想基础。作者虚写周处横暴乡里的事实,而实写他为民除害的过程,是为了揭示他改过自新的内在动力。详细具体地写了周处与陆云的谈话,而对他改过自新的过程却一笔带过,这就进一步突出了他痛改前非的思想基础。作者采用虚实结合的写法,不仅使读者感到周处改过自新的行为合情合理,真实可信,而且也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另外,作品的语言也极为简练生动。全文只用了一百九十一个字,却把周处的形象刻划得栩栩如生,其简约与生动令人拍案称绝,无怪乎鲁迅先生称赞《世说新语》“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奇”(《中国小说史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