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的起句采取了乐府《相逢行》传统的开篇方式：“夹道开洞门，弱柳低画戟”，先极力描写府第的高大、华贵、庄严，如古辞：“黄金为君门，白玉为君堂。……中庭生桂树，华灯何煌煌”；南朝梁张率：“高门既如一，甲第复相似”；昭明太子萧统：“朱门间皓壁，刻桷映晨离。阶植若华草，光影逐飙移。”但在具体的描写方法与文字技巧运用上，又存在明显的差异。李贺诗没有铺金叠翠，也没有用什么渲染夸张的词汇修饰，却通过一种暗示性的笔触，将府第的高大庄严充分地显现出来。这里，诗人不写府第的壮丽庄严，而写道狭；不写门前那标志着身份地位的画戟如何高大，而写高高的垂柳却低于画戟。实际上，是府第的宏伟而使道路显得狭窄；画戟的高大而使垂柳显得低矮。这种透过一层、深入一层的写法，使府第的气派在“夹道”与“弱柳”的衬托之中，恍然如在目前。与那些直写府第高大华贵的诗句相比，不仅更富有诗的含蓄，而且也更容易引起读者的联想。
接下两句进一步渲染府第深院的环境气氛。按照传统乐府的写法，这里应该描写的是，深深庭院中到处高屋栉鳞、繁华似绵的景象。而诗人却抛开了这些早已被《相逢行》的作者们写俗了的写法，仅仅选择了这样一个镜头：“帘影竹华起，箫声吹日色。”这两句诗都极力写动，似乎要以帘动与箫声为这华贵的大院增添一点儿热闹的气氛。然而，从艺术效果来说，帘动与箫声，不仅没有使大院增加一分生气，反而使人感到了人生经历中不常体验到的一种沉寂。这两句诗的写法，和南朝梁王籍《入若耶溪》中的名句：“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有些类似，同样都是以动写静，但王籍笔下的静，使人感到的是大自然的优美和沉浸于其中的惬意，透露出人与自然神交以后的精神意趣。而李贺笔下的静，却给人一种与世隔绝后难以忍受的空寂感，甚至隐隐地在繁华似锦中透露出抒情主人公内心的凄凉与无可奈何，这才是这两句诗真正所要体现的意趣与心态。
关于在这种沉寂的环境里生活的人的样子，诗的第四句虽然透露出一点儿信息，但那是在帘幕之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隐隐约约的形象，还不能让人一下子看清她的面目。于是，诗的第五、六两句就把镜头转而直接对准了这深院中的人物：“蜂语绕妆镜，画蛾学春碧。”原来这位伴着帘影、伴着“箫声吹日色”的抒情主人公竟是一位女子。只见她站立在梳妆台前，对镜描绘着蛾眉。而那蜜蜂“嗡嗡”叫着，好像也知欣赏其美貌一样地飞前飞后，“议论不休”，好象在寻找着散发出阵阵芳香的花儿。这两句写人物非常含蓄传神，始终没露出人物的容貌形象，却抓住蜜蜂错把女子当成鲜花的细节和女子对镜梳妆的一个动作，写出她如花似玉的美貌，透露出她对美的追求，同时，也流露出几分顾影自怜之意。这样一位美貌的女子，她的青春、她的生命活力，居然只能在对镜梳妆中慢慢消逝，只能在孤独寂寞中百无聊赖地度过。这是十分难堪的境地，也是非常不幸的生活。
最后两句是全诗的高潮，也是点睛之笔。诗人的镜头从闺房摇向庭院，展现了一幅十分美丽动人而又带有几缕忧伤的画面：“乱系丁香结，满栏花向夕”。“乱系”与冯延巳《谒金门》“闲引鸳鸯芳经里，手挼红杏蕊”中的“手挼”是一个意思。这里诗人捕捉住最能反映人物内心活动的动作，写她手里系着丁香结，可她的心好像又并不在这儿。她在想，在盼望，又在感伤。短短的几个字，意味无穷，把女主人公心绪茫茫、心事重重、茫然无措又惆怅伤感的种种复杂心情写得真切可感，恍然可见。最后的结句也很精妙，不写人物，不抒情思，却落在写景上，描绘出花园中满栏的鲜花沐浴着夕阳的余辉、格外动人的景象。这是写景，也是言情，其字里行间，分明传达出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意趣。这里的“向夕”二字尤其耐人寻味。它写出了这眼下的鲜花已不是初春时节蓓蕾初绽的时光，而是已经开始“向夕”了。即是说，它们春花烂漫、最有魅力的时刻就要逝去，美好的日子已经所剩无几，等待它们的将是不可避免的凋残的命运。显然，诗人这里写花、写景，都含有暗喻、象征的意味。这闺中少女青春无几，这花就是她虚度年华、青春将逝的命运的形象写照。透过这个以花喻人的结句，再回过头去品味全诗，就不难理解诗人为什么要特地描写“帘影竹华起，箫声吹日色”的清幽寂寞气氛，去渲染时光的难捱，独处的百无聊赖。也不难理解诗人为什么要通过女主人公对镜梳妆的情节，去实现人物试图以精心的梳妆打扮挽住即将逝去的青春年华，以葆青春常驻的心理情绪。同时，也可以进一步理解女主人公在“乱系丁香梢”时所倾注的复杂感情。诗贵含蓄，结句尤重含蓄蕴藉。这个结句确实结得很妙，它不仅照应全诗，又能言有尽而意无穷，给人留下充分的回味余地。
这首诗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没有一句一字直接将诗意说破，却又在字字句句中蕴含着诗意。每一笔描写，每一处刻画，看似互不相涉，跳跃性极大，却又能以内在的情感线索联结在一起，使人读来自有一种含蓄美、朦胧美，给人以余味不尽的美感。
李贺的这首《难忘曲》，并不仅仅是为写美人迟暮而写美人迟暮。美人迟暮的题材在传统诗歌中，都是用来表现怀才不遇的主题的。李贺的诗歌总是充满了哀怨凄凉的声音。这首诗中的被锁在高墙内孤凄的、无人赏识的、没有机会为人赏识的美人，实际也寄托了诗人自己受压抑而不能发挥才能的不幸遭遇，这也是他为何将此诗名为《难忘曲》的真正原因。如果再进一步了解了《相逢行》这一乐府古题最早的含义，也许会更有助于对这首诗诗意的理解。《乐府题解》在解释《相逢行》古辞时说：“晋陆机《长安有狭斜行》云：‘伊、洛有歧路，歧路交朱轮’，则言世路险狭邪僻，正直之士无所措手足矣。”
此诗首章写开疆拓土，开篇言：“信彼南山，维禹甸之。”诗人是在描述周代的京畿地区。在诗人看来，这畿内的大片土地就是当年大禹治水时开辟出来的。毛传训“甸”为治，而郑笺则落实为：“禹治而丘甸之。”“丘甸”即指田地划分中的两个等级。《周礼·地官·小司徒》云：“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因而郑笺等于坐实井田制起源于夏代。孔疏承郑笺之说，谓“是则三王之初而有井甸田里之法也”，“是则丘甸之法，禹之所为”。尽管有的学者认为大禹治水“未及丘甸其田也。且井邑丘甸出调法，虞夏之制未有闻焉”（孔疏引孙毓说），但郑、孔之说也不无参考意义。
首章末二句云：“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也值得注意。疆理田土也是古代井田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孟子·滕文公上》云：“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可见古人对经理田界是非常重视的。毛传释此诗云：“疆，画经界也。理，分地理也。”有的学者解释得更为具体，如王安石说：“疆者，为之大界；理者，衡从（横纵）其沟涂。”（《吕氏家塾读诗记》引）吕氏又引长乐刘氏说云：“疆谓有夫、有畛、有涂、有道、有路，以经界之也。理谓有遂、有沟、有洫、有浍、有川，以疏导之也。”刘氏之说当是依据《周礼·地官·遂人）“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这里所谓“南东其亩”也与井田制有关。此句指顺应地形、水势而治田，南指其田陇为南北向者，东则为东西向者，此即《齐风·南山》所云“衡从其亩”。郑笺释曰：“‘衡’即训为横。韩诗云：东西耕曰‘横’。‘从’……韩诗作‘由’，云：南北耕曰‘由’。”《左传·成公二年》载：晋郤克伐齐，齐顷公使上卿国佐求和于晋营，晋人要求“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也就是使齐国的陇亩全部改为东西向，这样晋国一旦向齐国进兵，就可长驱直入。国佐回答晋人说：“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诗》曰：‘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曰尽东其亩而已，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国佐引此篇为据，说明先王当初定田土之疆界是根据不同的地势因地制宜的，既有南北向，也有东西向的田陇，如今晋国为了军事上的便利而强令齐国改变田陇的走向，是违反了先王之道。此事又见诸其他典籍，但情节上有些出入。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云：“晋文公伐卫，东其亩。”《吕氏春秋·简选）云：“晋文公东卫之亩。”郭沫若引成公二年事云：“这也正好是井田的一种证明。因为亩道系以国都为中心，故有南北纵走与东西横贯的两种大道。南北纵走的是南亩，东西横贯的就是东亩。《诗》上所说的‘我疆我理，南东其亩’，就是这个事实。……这些资料好像与井田制并无直接关系，而其实它们正是绝好的证明。”（《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评》）
第二章写风调雨顺。天上彤云密布，瑞雪纷纷，加之小雨如酥，润泽大地，五谷丰登。
第三章写酒食祭祖。地界整齐，庄稼茂盛，曾孙收获，酿造美酒，敬祭神主，厚待宾客，静享清福，万寿无疆。
第四章写瓜菹献祭。田中有庐，地畔种瓜，剥削干净，腌渍上供，敬献先祖。曾孙长命百岁，都是受上天佑护。
第四章中的“中田有庐”，说者也以为与井田有关。《吕氏家塾读诗记》引邱氏说云：“公田百亩内，除二十亩为八家治田之庐。”又引董氏曰：“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每家庐舍二亩半。”按《孟子·公孙丑上》述井田云：“方里而井，井凡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榖梁传·宣公十五年》称：“古者三百步为一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古者公田为居，井灶葱韭尽取焉”。范宁注：“此除公田八十亩，余八百二十亩。故井田之法，八家共一井八百亩。除二十亩，家合二亩半为庐舍”，“八家共居”。《韩诗外传》载：“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为一井。……八家为邻，家得百亩。余夫各得二十五亩。家为公田十亩，余二十亩共为庐舍，各得二亩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忧，患难相救，有无相贷，饮食相招，嫁娶相谋，渔猎分得，仁恩施行，足以其民和亲而相好。《诗》曰：‘中田有庐，疆埸有瓜。’”以上诸说大同小异，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公田中有八家共居的庐舍二十亩。说诗者多从其说，但笺疏别有所解。郑笺云：“中田，田中也。农人作庐焉以便其田事。”孔疏云：“古者宅在都邑，田于外野，农时则出而就田，须有庐舍，于田中种谷，于畔上种瓜，所以便地也。”按笺疏之说，田中的庐舍成了农民在地里干活时的临时住所了。到了郭沫若，干脆推翻旧说，以为庐与瓜为对文，庐也当为植物，故庐为芦之假借，正如“南山有台，北山有莱”，“七月食瓜，八月断壶”，台、莱、瓜、壶均为植物一样。郭氏别出心裁，也可聊备一说（参见《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
第五章写清酒牺牲。先以清酒祭献，继之以红色雄牛作牲，一并敬献先祖享受。曾孙作为主祭之人，手执带鸾铃之刀，剥开皮毛，取出血脂，干干净净敬献先祖。
第六章写祭典礼成。冬祭进享，祭品芬芳。祭祀隆重，先祖光彩。回报子孙大福大贵，万寿无疆。
这是一首送别诗。诗人送客，送的却尽是惆怅，一“尽”字极为妙用，送别之时的满腔惆怅，因了这一“尽”字而多了几许沉甸。”几日同携手“，今朝友人却要“先拂衣”了。诗人应该是带着一份嫉妒与歆羡的心情写下此句的。东山的茅屋，那是诗人向往的地儿，身处污浊不堪的名利官场，然而他的心却时刻惦念着那片澄澈宁静的世界，怎奈污秽的现实，复杂的心境，让他如何也做不了抉择。“幸”不过是于迷途中的自我一份希望罢了，心存着那一片净空，预留着那一寸土地，于自己总该是一剂灵魂的安神剂了。末句表明诗人的心迹与志向，直白了当，然一“岂”字又平添了几许回味。
徘徊，是诗人此阶段的主题。又是眼看着好友明确地奔向自己的人生道路，而自己依旧还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踟蹰，无限惆怅。与好友相知相交的日子极为短暂，原还是自己在这昏暗时节难得的安慰。而此时好友利索地抛却一切烦恼，即将奔赴想往已久的生活，只留一份潇洒在诗人心头煎熬。诗人恨的是自己无能，无力摆脱世俗的物质羁绊；愁的是时光匆匆，难以实现心中的夙愿；难排遣的，还日往日同窗共进的生活不复返的愁绪。
东山茅屋，或许是友人归隐所在。一个“幸”字，淡了些诗人内心迷茫的雾霭，可喜可庆的是，友人还的茅草屋还为诗人敞开着，让他得以日机会清除内心的尘埃。荆扉，即实指的柴门，虚指的心门。人生一大乐事，就是与知己倾心畅谈，诗人期盼着，也努力着。然而，或是命运不济，晚年的他，在孤独中沉寂着，写出一篇篇看似清淡实则惆怅的诗歌。好友的离去，永远是他心灵上的创伤。诗人或许可以和西方的拉奥孔比拟，同样遭受着生命难以承受之重，同样在无声地反抗着，表情却一直是让人难企及的平静。
然而这“幸”，似乎给了诗人一份希望，坚定了诗人追求自我生活的决心：“当亦谢官去，岂令心事违？”诗人“尽惆怅”的不仅仅是那份依依惜别的情谊，更是那份“心事违”的无奈与复杂的心境。身陷官场，污浊黑暗的现实，早已肃杀了那颗宁静的心，然个中的丝丝缕缕，又岂是简单的一个退字亦或是一个进字能够道清楚说明白的？罢了罢了，即便是那百般的歆羡，即若是那内心的疾呼，现实，终究只能是如此这般徘徊无尽。
全诗文字朴实自然，用笔委婉曲折，写出了诗人无限的惆怅，无限的失落。
这首诗写诗人后湖晚坐时所见景致，及其悠闲情怀，大约作于诗人自颍州教授任上罢归后的几年家居赋闲之时。首联是写近景，通过浅水和荒城，描绘出一种静谧的环境。颔联是写远景，写青林和白鸟，充满自由和生机，成为名句。颈联是抒发诗人的感慨，远离官场，隐居山林，名列苏门，颇感欣慰。尾联写归雁和暮鸦，寄托了诗人耿介自守的志气。
全诗淡墨写景，诱人想象，情寓景中，耐人寻味。语言风格似陶渊明，淡而实绮，癯而实腴。
前面两联写景不涉及人，但字里行间却隐然有一诗人在。晚坐后湖，首先扑入诗人眼帘的是后湖，故首句即写“水净”，也是因水之明净而觉眼前一片明澈，极写水之清亮。用“偏”字反映出乎寻常或意料的意思，具有强烈的感受语气：“那湖水竟是非同寻常的清澈啊。”
次句写荒城。“城荒”，写诗人当时看见自己所居之城很荒僻。因城市荒僻而以为“可当山”，联系颈联的“身致江湖上”一句是说：尽管由于某种原因，不能隐于山林，只能隐于朝市，那么就把这座荒城权且当山吧。在意念之中，他便也就隐于山了。“偏”、“可当”，是诗人的感受、感觉，显示了在首联的带有主观感受色彩的景致外，还有诗人的存在。颔联写青林、写白鸟。暮色笼罩下，诗人看见远处青林中，不断地升腾起迷漫的雾气，蓊蓊郁郁，如同那青林怀着无限情意；又见白鸟时而停在湖边，时而集于树上，显得从容、悠然，仿佛极有余闲似的。其实，从这两句带拟人化色彩的景物描写中，读者又能够看到诗人自己：因为他遥望青林，其意无限，故觉青林似亦有无限之意；恰是他长时间（极有余闲地）瞩目白鸟，才以为白鸟也很有余闲。于写林、写鸟中，含蓄地写出了诗人自己的悠闲情怀。
颈联便明写诗人自己“身致江湖”，说明他此时正过着隐居生活，是一个无所羁绊的隐士（因而才能如此悠闲地长坐后湖，观赏着水、城与林、鸟）。“伯季间”，语本曹丕《典论·论文》：“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又《晋书·王湛传》：“王济对武帝曰：‘臣叔殊不痴，山涛以下、魏舒以上。’湛曰：‘欲处我于季孟之间乎？’”此处当指苏轼、苏辙门下诸君。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一）说：“子瞻、子由门下客最知名者，黄鲁直、张文潜、晁无咎、秦少游，世谓之‘四学士’。至若陈无己（无己，陈师道的字），文行虽高，以晚出东坡门，故不若四人之著。故陈无已作《佛指记》曰：‘余以辞义，名次四君。’”后来陈师道、李廌与“苏门四学士”并称“苏门六君子”。
尾联写景亦写诗人自己。天色已晚，暮空中，雁儿急急归去。诗人纵目追随着它们的归踪，直至在视野中完全消失。雁已归尽，人却不能兴尽而归，诗人还在饶有兴致地坐等着暮鸦归来。人的闲散，情的闲适，于此又体现出来了。
此诗重复运用“白鸟”、“归雁”、“暮鸦”三种禽鸟意象，应是白璧微瑕。
陈师道的诗在艺术上的最突出之处，便是表面淡而实际丰腴，此诗亦然。虽出以淡淡的笔墨，诗味却是极其丰腴醇厚的。诗人将自已那种无案牍劳形、无尔虞我诈伤神的无拘无束的悠闲之态、自得之情，蕴于淡墨描绘的景物之中，清神幽韵，而又苍劲雅健。